摘要：
对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了实事求是的探讨。1983年2月25日，《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一文写成。
陈昌浩（左）、陈祖涛父子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陈昌浩是张国焘的坚定支持者。深受观众喜爱的电视连续剧《长征》，也将陈昌浩塑造成这样一个形象。
而实际上，陈昌浩对张国焘并非一直支持，也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支持张国焘。长征途中，陈昌浩曾公开站出来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在许多重要的军事决策上，陈昌浩是支持总指挥徐向前而反对张国焘的。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的陈、张关系
1930年11月，经共产国际批准，陈昌浩结束了在莫斯科的三年留学生涯，启程回国。
12月，陈昌浩出席了共青团五届四中全会，并被选为团中央委员，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
1931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建立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它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其职权系代表中央政治局而高于各省委。
起初的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是沈泽民，但不久，支持王明的中共老资格领导人张国焘被任命为分局书记，沈泽民改任鄂豫皖省委书记。回国伊始的陈昌浩也被派到鄂豫皖苏区，此后他开始了和张国焘恩恩怨怨的共事经历。
1931年5月12日，刚到鄂豫皖苏区不久的张国焘主持中共鄂豫皖边特委会议，宣布中共中央关于在鄂豫皖苏区成立中共中央分局和撤销原鄂豫皖边区特委的决定：
中央分局由张国焘等11名正式委员和甘元景等15名候补委员组成，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周纯全、高敬亭、王平章、郭述申七人组成中央分局常委会，书记为张国焘。
会上改组了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兼任军委主席，曾中生、邝继勋为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郑行瑞、沈泽民、陈昌浩等为委员。陈昌浩还兼任少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
此后，鄂豫皖苏区的领导体制，由原来以原边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为首，转为以张国焘为首，沈泽民、陈昌浩等为主要成员的新的领导体制。
1931年7月，张国焘撤销了邝继勋的红四军军长职务，改由徐向前担任。
9月中旬，张国焘撤销了不服从自己的曾中生的红四军政委职务，改由陈昌浩担任。
在坚持南下、比较符合实际的曾中生等人和坚持东进的张国焘等人的争论中，陈昌浩坚决地站到了张国焘的一边。
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委后，即开始在部队中搞“肃反”。徐向前负责军事，陈昌浩主抓“肃反”。
陈昌浩将红四军12师师长许继慎、11师师长周维炯抓了起来，张国焘亲自审问，加以杀害，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这次“肃反”被称为白雀园“大肃反”。
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指出：
“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在张国焘的影响下，陈昌浩在红四军的“肃反”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5年后，陈昌浩对这段历史作了沉痛的总结：“‘左’倾路线指导下的‘左’的肃反政策，也给鄂豫皖苏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1931年夏天红军主力在皖西白区行动时，分局收到了敌人给12师师长许继慎的一封信，立即派我到前方把红军调回苏区，肃反斗争就从此展开。
许继慎是否通敌，当时并无更多的材料可以证实。［去年（即1955年）６月７日总政治部保卫部给我一封信，说从被俘少将高参钟俊的口供中有主谋策反许继慎叛变一事，主谋策反还不等于许继慎有意通敌，也很可能是敌人从中离间，借刀杀人］。”
“当然，在这些人中间有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但反革命分子毕竟是极少数，而多数人是被冤枉了的。
‘左’的肃反政策伤害了很多革命干部，使军队工作、地方工作受到不可补救的损失。这也是鄂豫皖根据地没有能够巩固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张国焘则极力为自己推卸责任，声称“我目击这种情况，深恐因此发生重大流弊，立即设法制止。我首先以军委会主席的身份下令各军事单位，不得擅自捕人和径行审问”。“禁止用刑逼供”（张国焘：《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05页），完全歪曲历史事实。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
陈昌浩虽然在政治上紧紧追随张国焘，但他与张国焘还是有区别的。陈昌浩作战勇敢，在黄安战役中，陈昌浩亲自坐上缴获的敌机（被红军命名为“列宁号”）飞到黄安上空投炸弹，散发宣传品。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
“这是红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陈昌浩曾坐上它穿越白区，去过皖西根据地。他那时才27岁，干起来真行，也有办法。怕驾驶员不可靠，在白区降落，就带上手枪，拿着手榴弹，逼他听指挥。”
在经历了黄安、商潢战役后，陈昌浩与徐向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和信任，在军事上坚决支持徐向前。他坚决支持徐向前进军皖西，本来持反对意见的张国焘见陈昌浩态度坚决，也只好同意徐向前的意见。
在进军皖西的苏家埠战役中，由于敌援军赶来，红四方面军一度处境险恶，已无退路，唯有背水一战，才能摆脱困境。张国焘畏战，不想打，而徐向前则坚决表示要打。
这时，陈昌浩坚决支持徐向前的意见，张国焘最后也不得不同意打。
在重要的军事问题上，陈昌浩和徐向前的看法是一致的，支持了徐向前。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陈昌浩是称职的。
徐向前评价说：
“陈昌浩同志有实干精神，对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入川后攻打木门的战斗中，陈昌浩由于冲锋在前而负伤。时任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建国后曾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的陈明义将军回忆说：
“陈昌浩和战士一起打仗、砍柴、摔手榴弹，好像位置放得不合适，但红军当时初入川陕，为了打开局面，指挥员的亲临前线、勇敢、沉着、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是有很大的表率作用的。”
1932年10月，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离开根据地进行西征。
在事关红四方面军生死存亡的漫川关突围战斗中，红军处境一度极为险恶，张国焘惊慌失措，提出化整为零，让部队分散打游击。
徐向前坚决反对这种正好被敌人一口一口吃掉的错误做法。陈昌浩坚决支持徐向前，并表示愿意率前卫部队突围开路。
陈昌浩带领前卫部队，付出沉重代价，终于杀开一条血路，使红军连夜突围而出。
对于陈昌浩在漫川关突围中的重要贡献，徐向前在回忆录中给予高度评价。就连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也不得不充分肯定陈昌浩此役的功绩。
12月中旬，在秦岭南麓的小河口，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对张国焘家长制领导作风不满的一批干部，酝酿派人到中共中央去揭发张国焘的错误。
张琴秋和陈昌浩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她去争取得到陈昌浩的支持。但陈昌浩认为在此紧急关头，远去上海寻找中央毕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内部解决比较好。他立即报告了张国焘。
张国焘迫于众人的不满情绪，在陈昌浩的建议下，12月10日在小河口召开了红四方面军师以上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暂时缓解了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干部的关系，使部队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但怀恨在心的张国焘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将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等人杀害，将张琴秋降职使用。
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年底到达川陕一带后，逐步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3年7月上旬，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张国焘为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副主席。
在红四方面军，陈昌浩实际上已是张国焘之下的二号人物。
入川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层中提出了与党中央现行的总方针政策相违背的《入川纲领》，打出“四川人民政府”的旗号，企图放弃苏维埃政策，放弃土地革命。
陈昌浩对《入川纲领》严重不满，他和徐向前站出来公开地批评张国焘。他们两人为了维护党的统一，深夜跑到张国焘的住处，向张国焘提出严正批评，指出：
他们不愿背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特别是红军在川北立足未稳，前途困难尚多，与田颂尧的战争又日趋紧张之时，如果张国焘坚持其《入川纲领》，继续诋毁苏维埃运动，那势必引起“红四方面军内部的动荡而影响与田颂尧作战，对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并且提出：如果中共中央来电撤换领导人，那张国焘将得不到任何支持。
张国焘面对群情激愤，感到处境十分孤立，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衡量全局，终于接纳了他们的意见，表示让步。
陈昌浩在中共中央的北上和张国焘的南下之间痛苦抉择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而红四方面军主力则集中在涪江地区，进行休整和筹粮扩红，也为会师作准备。
6月25日，中央领导人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懋功县两河口会面了。毛泽东冒雨会见了张国焘，陈昌浩也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但张国焘在从两河口返回后，见中央红军力量远不及四方面军，便产生了野心，开始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还一再要挟中央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领导。
中共川陕省委也秉承张国焘的意志，致电中央，建议加强总司令部和军委增设常委。
7月18日，陈昌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并转朱德总司令：
“全局应速决，勿待职到。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央政治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7月18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政治局会议。
为顾全大局，团结张国焘北上，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
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并为中央军委的总负责人；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但在张国焘未熟悉工作前，暂时由周恩来帮助。
会议决定陈昌浩参加中央军委常委，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及红四方面军的一位同志任副主任，徐向前任前敌司令部司令，陈昌浩任政委。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附近之沙窝召开会议，讨论形势和任务。
会议讨论组织问题时，通过了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朱德和张国焘率红军总司令部去了左路军，已经出发；右路军派出由叶剑英率领的先遣兵团，经墨洼过草地出班佑、包座，为全军开路。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的作战行动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
会议首先由毛泽东发言，他说：
根据中央关于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红军北进夏河地区后，有两个行动方向，一是东向陕西，一是西出青海。我的意见，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而不应向黄河以西。
他认为红军北出后，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这一地区，背靠草地，川敌不易过来。临近青海的回民区，党的民族政策得当，回民不至于反对我们。如东进受阻，以黄河以西作战略退路，也是好的。
在毛泽东发言后，陈昌浩接着发了言。陈昌浩的态度十分坚定，他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发言，并且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的既定方针。
会上继续发言的还有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和徐向前。其他同志的发言内容也是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很高兴，在会上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
毛儿盖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会后右路军迈上了征服大草原的艰难征途。
为争取张国焘共同北上，毛泽东找到陈昌浩和徐向前，希望能说服张国焘。三人于是共同致电张国焘，后来陈、徐二人亦数次致电张国焘，力陈北上理由。
但张国焘仍然执意南下。
9月8日22时，张国焘背着朱德，以张国焘和朱德的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命令徐、陈率右路军准备南下。
陈昌浩先看到这份电报，拿来和徐向前商量。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陈、徐二人夹在中间感到很为难。徐向前说：
“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
陈昌浩同意，马上带上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他们。晚上，陈昌浩来电话通知徐向前去周恩来住地开会。周恩来当时患病未愈，身体很虚弱，起不了床。
会前，毛泽东已经拟好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会上念了一下，要陈昌浩和徐向前表态。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徐向前也同意中央意见。
会后，中央以“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力促北上。
9月9日24时，张国焘再次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继续鼓吹坚持南下、反对北上的错误主张。
此时的陈昌浩却屈服于张国焘的压力，一改初衷，开始同意南下。
而徐向前也不愿一、四方面军合而又分，更不愿红四方面军分成两半，所以最后他也只好同意南下了。
于是，陈昌浩亲自骑马去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汇报张国焘的来电和他及徐向前的意见。
陈昌浩回来后，很不高兴地对徐向前说他在中央那里挨了一顿批评。
9月11日凌晨，陈昌浩、徐向前刚一起床，就接到报告，说叶剑英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两人大吃一惊。接着前面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
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
“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
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徐向前：
“怎么办？”
徐向前说：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徐向前后来回忆此事说：
“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
10月初，张国焘南下到卓木碉后，加紧了分裂党的活动。
10月5日，在卓木碉白莎喇嘛寺内，张国焘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他不顾朱德的劝告和反对，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宣布了所谓“临时中央”的名单，自封为临时中央的总书记，并以多数通过的名义，形成决议。
还宣布了对中央领导人的所谓“处分”，使其反党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对此，徐向前、陈昌浩猝不及防，均未表态。
因为坚持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陈昌浩与张国焘发生了他们共事以来的第一次公开冲突
到了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制定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批评了妨碍实现这个方针的“左”倾关门主义。
12月，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经历千辛万苦，越过蒙古大沙漠来到陕北，及时地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最新精神。
林育英还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指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以“兄处可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与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的过渡办法，使张国焘有台阶可下，最后同意北上。
陈昌浩闻听林育英的最新精神后，深受鼓舞，并在政治部编的《红色战场》和《红星》小报上，突破张国焘的封锁，首先刊登了这一最新精神和中央红军在陕北取得胜利的消息。
北上途中，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与红二方面军会师。1936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张国焘被迫取消了“第二中央”。
9月16日到18日，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的红军总部举行会议，研究行动问题。每天会后，陈昌浩就和朱德一道与张国焘讨论军事行动问题。
陈昌浩和朱德的意见是一致的，主张北上静宁、会宁地区，会合一方面军，与敌决战。
而张国焘则认为，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单独在西兰大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
在这次会议上，陈昌浩与张国焘共事以来第一次公开站出来明确反对张国焘。两人争吵得非常激烈，互不相让。当争执不下时，双方同意将两种意见都汇报党中央。
但第三天，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搬到岷江对岸的供给部里住。当天黄昏，张国焘又派人通知继续开会。
陈昌浩、朱德和其他西北局成员只得赶到张国焘的住处。参加会议的多数人都支持朱德、陈昌浩的主张，张国焘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主张。
9月18日，朱、张、陈联名发布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
但张国焘却在会后出尔反尔，反对北上，提出西进，并以红军总政委的身份调动部队。
陈昌浩知道后很生气，他和朱德、刘伯承都赞成北上，他认为张国焘的决定是错误的，他有权推翻这个错误决定。陈昌浩马上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名义下达命令，左翼部队停止西进，准备待命；右翼部队也停止西撤。
陈昌浩的命令下后，张国焘深夜３点多就找来了。他向陈昌浩谈了三点：
第一，陈昌浩无权改变他的计划；
第二，命令是错误的，今天革命形势应该保存四方面军；
第三，会合后一切都完了，要让我们交出兵权，开除我们的党籍，军法从事。
说到这里，张国焘痛哭流涕。
陈昌浩也毫不相让，当即表示：
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要求，而你的决定是错误的；必须去会合，会合后就有办法了，分裂对中国革命是不利的，我们是党员，错误要向中央承认，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
张国焘见陈昌浩态度坚决，知道再多说也没有什么用处，掉头就走。
陈昌浩以为他回去睡觉了，准备明天再去漳县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对徐向前说明情况。但当天夜里，张国焘就匆匆赶往漳县。陈昌浩知道后，也立即骑马赶了去。
张国焘连夜赶到漳县红军前敌指挥部。进门后，他马上让徐向前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几个人找来，对他们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他向大家谈了与陈昌浩在军事行动上的分歧。
这是张国焘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尖锐的公开冲突，再加上张国焘又背着另立“中央”的包袱，所以情绪非常激动，流着泪说陈昌浩反对他，“我这个主席干不了了，让昌浩干吧”，“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挑拨陈昌浩与四方面军高级将领的关系。
在大家的安慰下，张国焘开始平静下来，并陈述了自己的理由：
“四方面军北上静会地区，面临西兰通道，与敌决战不利；陕甘北地瘠民穷，不便大部队解决就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
从军事观点看，大家认为张国焘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张国焘挑拨陈昌浩与四方面军高级将领的阴谋也似乎有些奏效，大家都误以为陈昌浩这时有取代张国焘的念头。于是，众人当场制定了第二套行动方案。
当陈昌浩赶到漳县时，见众人都同意张国焘的方案，自己已很难改变，便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
9月21日，张国焘给朱德发电，提出坚决反对静会战役计划，自主采取第二方案，并要朱德到漳县商谈。
朱德接电后，一面致电中共中央和在陇南的二方面军的贺龙、任弼时、刘伯承等人，一面通知参加过岷州会议的其他西北局委员到漳县开会。
9月23日，西北局会议在漳县召开。朱德、陈昌浩对张国焘违背组织原则的行径作了严肃的批评。朱德批评道：
“岷州会议的决定是西北局成员集体讨论作出的，张国焘当时既然表示服从并签了字，为什么到漳县就完全改变了？张国焘即使是党的书记，也要根据决议来工作。”
陈昌浩力主早点同一方面军会合，他还强调指出：陕北的中央是在行使其中央职权的，而且是应当的，因为大多数中央委员在那里，而且有国际代表在那里。他们的意见都赞同我们的第一个方案（按：指的是静会战役计划），难道他们都错了吗？
陈昌浩明确地表示：我坚决赞成第一个计划，第二个计划（按：指张国焘的西进计划）未经西北局会议（讨论），应由国焘同志负责。
在会上，陈昌浩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张国焘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擅自改变西北局决定，将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严重错误。
鉴于自己已无条件正常地行使职权，也为表示对张国焘的抗议，陈昌浩在这次会议上明确表示自己不能再做政治委员。
由于大家认为黄河此时适宜渡河，也可以避免与强敌胡宗南在西兰大道上决战，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
中共中央在9月26日致电四方面军，坚决表示反对。中央军委也致电朱、张、徐、陈，敦促北上。9月27日，明令停止四方面军西渡。
此时张国焘接到西进先头部队的消息，黄河对岸已进入封山季节，气候严寒，不利于大部队作战，遂放弃了西进计划，同意北上。
9月29日，四方面军总部下达了北进静、会地区的命令。
1936年10月8日，三大主力红军终于在会宁地区胜利会师了。
延安批判张国焘运动中的陈昌浩
就在193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提出了酝酿已久的《宁夏战役计划》。10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
11月8日，中央决定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开始了悲壮的西征征程。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西路军最后失败了。
1937年3月14日，陈昌浩在甘肃石窝山南麓主持召开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陈昌浩宣布：
军政会决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两位首长离开部队，突围回陕北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由李先念、李卓然等负责指挥余部突围。
1937年8月下旬，陈昌浩终于回到魂牵梦萦的延安。就在他回到延安的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刚刚结束。先期回到延安的原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傅钟出席了这次会议。由于生病和返回湖北老家，陈昌浩没有能够出席这次重要的会议。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历史转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还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军委，成员增加为11人，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
陈昌浩的老战友徐向前名列其中，成为中央军委的领导成员之一，也是红四方面军在中央军委中的唯一成员。
陈昌浩在洛川先后见到参加了洛川会议的彭德怀、徐向前和张国焘等人。
西路军西征失败后，曾经叱咤风云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的军事生涯就此结束。洛川会议上陈昌浩的缺席及中央军委成员的重新调整，陈昌浩的政治生命从此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从此不再担任党中央（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常委、军委主席团成员）和红军的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职务。
尽管中央并没有对对西路军失败负有一定责任的陈昌浩作出处分，但陈昌浩作为红军高级将领的生涯就此宣告结束。
8月底，陈昌浩在延安被安排住进杨家岭的窑洞里，开始写西路军失败的检讨。
一个月后，他陆续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和《第二次报告书》。
在《报告》中，陈昌浩对红四方面军主力奉命渡河作战问题，作出了违背历史事实的三点错误说法：
第一，“我们率三个军渡河虽得总部命令，可是违反军委意图的。国焘同志命令三个军甚至全部渡河，无疑是执行自己一贯退却计划，而不是真正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第二，“我们当时同意三个军渡河的动机，外表上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实质上是违反了军委意图，曲解了宁夏战役计划，恰恰做了国焘同志退却计划的实施者……”
第三，他甚至说“过河本身根本也是不对的”，等等。
显而易见，陈昌浩的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渡河作战基本上执行的是中央的《宁夏战役计划》和《十月份作战纲领》，并非继续执行张国焘所坚持的那套西进退却计划。
陈昌浩在这里为什么说违心的话呢？这与他来延安前已深入开展的批判张国焘的政治形势有很大关系，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西路军作战及其失利所作的严厉批评也不无关系。
193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发表了《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长文，揭开了批判张国焘运动的帷幕。
3月27日到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上，张国焘为自己进行了辩解，与会者中有30多人对张国焘进行了批评。
31日，张闻天作了总结发言，指出国焘路线第一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是军阀土匪主义，第三是反党反中央的派别主义。会议最后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关于西路军失败问题，《决议》指出：
“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西路军西征的失败，与张国焘并无直接关系，把责任都推在他的头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西路军西征期间，张国焘以个人名义发给西路军的电报仅有两封，分别是1937年1月8日和1937年3月4日。从电报内容看，也是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保持一致的。
在前一封电报中，张国焘强调“应当在部队中，特别是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威信”。
在后一封电报中，张国焘则明确批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诸同志“你们上次来电谈到你们所受的损失，应当由军委负责，那是错误的”。
批判国焘路线的运动，此后在全党、全军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但批判渐渐过了火，红四方面军战士和干部成了对象和靶子。先是少数人，然后是大多数人，最后造成一大批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受到伤害，而且形成了一个共识：西路军的失败是“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将西路军判定为“国焘路线的牺牲品”。
这样对于西路军是不公平的。西路军从过河伊始就一直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但执行的任务飘忽不定，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最后失败了。
应该说，中央在这件事上赋予西路军的使命超出了西路军自身的实力，与“国焘路线”并无太大的关系。西路军为中共中央的安全，为河东红军的战略转移，为策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最后形成而孤军浴血奋战，立下赫赫战功，却背上了“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包袱。
在延安的抗大，甚至发生了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陈再道等十多位军师级别的干部准备拖枪出走，回四川打游击的事件。
这些事不能不给陈昌浩以很大的压力。毕竟，在历史上，陈昌浩与张国焘关系密切，在四方面军是张国焘之下的二号人物。张国焘受到激烈的批判，陈昌浩不能不与张国焘“划清界线”，不能实事求是，作出违心之论，就不足为怪了。
在《第二次报告书》中，陈昌浩更是反复地强调，“西路军失败，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国焘路线，没有基本上执行中央路线”，违心地将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不恰当地联系在一起。
但在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两个报告中，仍有两点很有价值：
第一，西路军绝对是在中央领导之下；
第二，西路军是为党(的)任务而斗争(的)。
陈昌浩指出：
“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完全在党中央与军委正确路线领导之下而工作的。虽然西路军对于中央与军委指示执行得不充分，但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站在党中央正确路线之上来努力的。”
“西路军虽然根本失败了，我个人虽然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我还是坚信，西路军一般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决不是继续与执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的。”
陈昌浩的这两个意见还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对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了实事求是的探讨。
20世纪80年代，原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书中，从任务、战场主动权和独断专行三个方面作了系统的总结。
1982年，曾担任过西路军30军政委的国家主席李先念，受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委托，开始对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进行研究。1983年2月25日，《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一文写成。
该文从历史的全局与河西走廊的地理条件以及敌我双方的优劣等方面，作了全面的总结，与陈昌浩在延安时的报告有许多共同之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西路军自始至终都是执行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
1991年经中共中央批准修订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中关于西路军问题修订后的注释写道：
“（1936年）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陈昌浩的两条基本意见，在经受了半个世纪的历史检验后，终于还其本来面目。
检讨西路军失败教训的活动告一段落后，陈昌浩先被安排到中共延安县委宣传部工作，不久又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先后担任宣传科科长和国际宣传科科长，并兼任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三校的政治课教员。
陈昌浩后来也产生过委屈的情绪，犯了分裂党中央和红军这样严重错误的张国焘还依然保留着重要的职位，中共中央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还增补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而自己在红四方面军的历年征战中是作过贡献的，现在却一下子降为一个普通科长，他感到很不公平。
但他毕竟是一个受过党教育多年的高级干部，经过一段时间后，很快恢复了平静。
1939年8月，陈昌浩赴苏联治病，1952年回到祖国。他先后担任马列学院副教育长、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1967年7月30日，陈昌浩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终年61岁。
1980年8月20日，中共中央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李先念、徐向前、王震等同志参加。
而张国焘则于1938年4月在武汉叛逃，投向国民党的怀抱，成了可耻的叛徒。
新中国成立后，张国焘飘零海外，先是在香港居住，以写回忆录从美国堪萨斯大学获得报酬为生。
1968年，大陆的“文化大革命”一度波及香港，作为一个叛徒，张国焘惊慌不安。为躲避灾难，他远赴政治气候宽松的加拿大。
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病死于多伦多的一个老人院，时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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