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灵魂故事

“每天在偌大的房间里醒来时，管家和几个女仆已经等在一边伺候我洗漱，打开衣柜，一排排华丽的衣服和首饰有序陈列，等着挑选。”

咋看之下这段文字很像玛丽苏小说，但这也是民国第一时尚icon、印尼糖王之女黄蕙兰奢华人生的真实写照，但黄蕙兰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民国第一外交家” 顾维钧之妻。

黄蕙兰

锦衣玉食的少女时代

1890年，黄仲涵正式继承父业后更是将家族生意做大做强，亲手打造了糖业帝国，成为爪哇的华侨首富，因此便有了“印尼糖王”之称，鼎盛时期，他的私人资产估值有千亿荷盾以上。“富可敌国”这个成语用来形容当时的黄氏家族，最贴切不过。

黄蕙兰1893年生于爪哇，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可黄蕙兰这个千金小姐一出生就在罗马。然而回看她的人生却发现，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即使是生在罗马的人，也注定躲不过命运的漩涡，逃不过时代的捉弄。

黄蕙兰的生母魏明娘，祖籍山东，有爪哇中国城内第一美女的美誉，15岁便嫁给了黄仲涵作原配，生下两个女儿：黄琮兰和黄蕙兰。黄仲涵随后陆续娶了18位姨太太，黄蕙兰记录在册的兄弟姐妹就有42个。

父亲的丰厚资产，让黄蕙兰从小就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她曾称儿时“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像梦境。”

黄家大府邸占地200多亩，仅维护房子的佣人就有40多个，还设有私人马场和动物园。黄蕙兰父亲常常在这座大住宅里举办盛大宴会，还接待过暹罗国王和嫔妃。黄家备有中欧两式厨房，黄蕙兰与父母进餐时，一名管家和6名仆人伺候在侧，用的都是银制餐具。

父亲把黄蕙兰视为宠儿，常说黄蕙兰给他带来了好运气，因为黄蕙兰出生的那年他首次赚满100万元。黄蕙兰幼时换乳牙，父亲担心留下缺口损坏相貌，带着她找到医生，直到证实以后会再长出牙来才放心。

母亲也视她为掌上明珠，黄蕙兰还不到3岁时，便将一条镶有一颗重达80克拉钻石的金项链戴在她颈上。金项链磨损了皮肤后，黄蕙兰的母亲便让人保管起来，等她长大后再戴。然而长大后的黄蕙兰手头上总有新的、打磨得更好的珠宝，就不常戴这条钻石项链，直到晚年这条项链还跟随黄蕙兰来到伦敦，保存在银行的保险库里。

因为魏明娘没有儿子，所以将希望都寄托在两位金枝玉叶上，下决心要让姐妹俩出人头地，成为上流社会人人艳羡仰慕的名媛。

黄蕙兰没上过一天学，没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但母亲为姐妹俩请了英国家庭教师，还请人教习书法、演讲、音乐、舞蹈、美术等课程。黄蕙兰也天资聪慧，习得了法、英、荷等六种语言和多项艺术技能，这也为她后来成为外交官夫人，在外交舞台上发光发热打下基础。少女时期她还习成舞剑，在还是大使夫人时，招待女宾，担心女宾待得无聊，还偶尔为女宾舞剑解闷。

可以说黄蕙兰的儿时和少女时代都是按着千金名媛的标准模式培养的。

黄蕙兰从小就跟随父亲、母亲周游列国，长期旅居欧洲，熟悉西方生活方式，见多识广，能说会道，富有交际才能，社交应酬信手拈来。

但魏明娘越发不满黄仲涵妻妾成群的作风，两人感情逐渐淡薄，关系日渐疏离，最后魏明娘决心离开黄仲涵，带着黄蕙兰远走伦敦定居。

外交舞台的高光时刻

这位中国近现代史上功不可没的爱国外交官，曾任驻英、驻法、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在1919年，年仅31岁的顾维钧就参加了中国外交史上著名的巴黎和会，就山东问题作精彩发言。在和会上雄辩，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外交讲坛上为捍卫国家主权作的一次成功的演说，随后坚定国家立场，拒签辱国条约，从此中国“青年外交家”顾维钧一举成名，声名远播。

姐姐黄琮兰邀请中国代表团到巴黎家中做客，顾维钧见到放在钢琴上的黄蕙兰的近照，坦白了想要认识的想法。黄琮兰于是写信给和黄蕙兰在意大利游玩的母亲，让母亲赶紧带黄蕙兰回到巴黎会会这名英年才俊。

年轻的顾维钧

两人初次见面的宴会上，黄蕙兰对顾维钧的印象很淡漠。他留着老式平头，衣着保守，跳舞、骑马、开汽车等时髦活动都不会，黄蕙兰认为顾维钧不值得她注意。但黄蕙兰还是低估了顾维钧的天才和勇气，顾维钧与她一起时不谈他那令人骄傲的外交工作，只谈她感兴趣的生活天地，这让她感到友好而不感拘束。

第二天他俩还相约去枫丹白露郊游，顾维钧用流利的英语对她说：“明天我来接你，坐我的车去。”那是一辆由法国政府提供，有专职司机的外交牌照的轿车。后来顾维钧带她去看歌剧，享用的也是政府专门为要人保留的国事包厢。即使是在金钱堆里长大，对特权和优待见怪不怪的黄蕙兰也忍不住想，这种荣耀与特权是爪哇首富爸爸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

此后，顾维钧对黄蕙兰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攻势，糖果和鲜花源源不断地从他那里送来，一天要找黄蕙兰见面好几次，即使黄蕙兰外出，他也能找到她，甚至为了见到黄蕙兰，在那个讲究得体礼貌的国度和时代，他一个大男人还出现在美容院。

顾维钧向黄蕙兰坦白曾有过两段婚姻，第一段婚姻因年少时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合，后因两人的不协调而体面离婚。第二段婚姻，顾维钧娶了时任国务总理唐绍仪的女儿唐宝玥，数年后，唐宝玥不幸染上西班牙流感去世，留下了年幼的一儿一女。

相处一段时间后，顾维钧对黄蕙兰说：“我的两个孩子需要一位母亲。”而率性惯了的千金小姐黄蕙兰也直白地问：“你的意思是说你想娶我？”随后得到顾维钧认真肯定的回答。

顾维钧、黄蕙兰

当时才19岁，蜜罐里长大的黄蕙兰对于突然要成为两个现成孩子的母亲，很是担忧和犹豫，但母亲和姐姐都很满意顾维钧这位乘龙快婿，极力促进这门亲事，期望黄蕙兰能成为高贵的外交官夫人，提升母女三人的社会地位。当然，此时的黄蕙兰也陷进爱情里，她深深地被顾维钧的魅力吸引，于是同意嫁给顾维钧。

结婚当夜，黄蕙兰便承担起外交官夫人的责任，两人的新婚之夜是在前往日内瓦的夜车上度过的，因为第二天国联大会就要召开，顾维钧是中国代表团团长，黄蕙兰陪他一同前往。

婚后，黄蕙兰陪同丈夫出席各种各样的外交场合，凭借出色的语言能力、得体的着装、娴熟的社交技能活跃于国际外交圈，在国际外交显贵中如鱼得水。谒见英王、王后，参加白金汉宫战后首次宫廷舞会，出席杜鲁门总统就职典礼······种种重要的外交场合，黄蕙兰都与丈夫完美配合。

黄蕙兰不仅社交能力出众，她也极具爱国情怀和浑然天成的傲气。

即使是从小生长在爪哇的华侨，但黄蕙兰在自传中写道：“我是中国人，所以我爱中国。”和顾维钧结婚后，她逐渐理解丈夫所处的地位和肩负的责任。黄蕙兰深知使馆和使节的形象代表着中国在世界的形象，当时的中国外忧内患，外交经费极其有限，波特兰广场的中国使馆破旧不堪，很是丢中国人的面子，她不惜自掏腰包，斥资修葺使馆，来维护对外形象。

对于外交场合，黄蕙兰也有自己的见解，她认为有必要装潢门面。本就是千金贵妇出身的黄蕙兰，出席外交场合时，习惯一身珠光宝气，但顾维钧不以为然。一天晚上会议结束后，顾维钧却要求她“除了我买给你的饰物外什么也不戴”。

黄蕙兰一时目瞪口呆，随后掷地有声地发表意见：“我知道别的国家怎么看今天的中国，他们把它看做一块可以进行经济剥削的地区。”“为什么别国的外交官妻子们在盛大集会中用她们所有的一切装扮她们自己而我却要把我的珠宝弃置一旁？如果我和旁人同样做法，这将有助于使他们理解中国不能忽视，我们并非如他们想象的来自落后的国家。我们来自有权受到重视的国家。”顾维钧听到这话后也哑口无言。

而顾维钧外交应酬的费用，也多由黄蕙兰的父亲出资赞助，得益于黄蕙兰父亲的财产，夫妻俩才能轻松自若地周旋于欧洲的社交圈。顾维钧国际声望的提高，也离不开黄蕙兰花钱花心思搞出来的招待方式和中国使馆的装潢修饰。顾维钧在外交事业上青云直上，职务不断升迁，自然少不了黄蕙兰的从旁配合和支持。

当中国官员称赞顾维钧为赢得国际承认中国的地位所作出的贡献时，只有同为女性的宋美龄不忘提醒大家：“别忘了大使夫人也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宋美龄也是真心欣赏黄蕙兰的能力，看到了黄蕙兰作为女性在中国外交事业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在近三十年的交际舞台上，黄蕙兰用自己的社交能力和背后财力，维护好中国外交的形象，一外国友人还称她为“远东最美丽的珍珠”。

除了是社交达人，黄蕙兰还是民国第一时尚icon，从小用绫罗绸缎、金银珠宝富养的成长环境培养了她眼光独到的时尚触觉。黄蕙兰当时的时尚影响力，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引领潮流的时尚教主、头号带货女王。

她把香港人常用来覆盖在钢琴或沙发上作装饰的老式古董绣花裙子穿在身上，在巴黎这个西方时尚之都，掀起了一股时尚潮流，一时间这种老式裙子的价格被哄抬得很高。

当时的上海女性也常模仿她亮相时的穿着装扮，有一年冬天，黄蕙兰因皮肤病不能穿袜子，只好光着腿穿旗袍去上海。第二天，上海的妇女竟然纷纷在大冷天把袜子脱掉，效仿她“光腿穿旗袍”。甚至连宋庆龄也曾受过黄蕙兰的穿衣指导，之前宋庆龄跟着孙中山北上前，一直都是上衣搭配裙装的两件式袍褂穿着，借住在黄蕙兰北京的家中时，宋庆龄向她请教穿衣秘籍，受黄蕙兰启发，宋庆龄才开始穿旗袍。

2015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以“中国：镜花水月”为主题的慈善舞会及展览，其中的重头戏就是一件奢美华丽、绣工精致的湖蓝色旗袍，它的主人就是黄蕙兰。她想让更多的人认识中国服饰的美，于是在1976年把这件旗袍捐赠给了博物馆。

黄蕙兰优雅得体、时髦的着装使她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更为瞩目，美国《Vogue》杂志评选1920-1940年间中国“最佳着装”女性，黄蕙兰当之无愧地获此殊荣。

荣华尽逝的孤寂晚年

顾维钧与前妻唐宝玥所生的女儿顾菊珍也曾经指出，不管顾维钧对黄蕙兰的美丽有多么欣慕，也不管黄蕙兰如何决心当好一个中国式贤妻，顾与黄不太一样，因此难于指望他俩能和谐地生活在一起。顾维钧的家庭是中国的旧式家庭，不穷也不富，远远及不上黄蕙兰娘家的大富大贵，为了在美国留学，顾维钧只能住在大学附近包伙食的公寓里过省钱而简单的生活。

成长环境大相径庭的两人，对于生活和消费本就观念不合，婚姻慢慢出现了裂痕。黄蕙兰盼望从丈夫那里得到爱情，顾维钧很有才华，但缺少温柔和亲切的天赋，婚后对黄蕙兰不是很亲热，而是常常心不在焉。

她认为丈夫一开始陷入爱情，不是爱她，而是爱上她的容貌和身材。顾维钧平常忙于工作和应酬，两人甚至很少有机会单独在一起，他们常常一同接到邀请去参加各种宴会，但是当黄蕙兰用心打扮好，期望得到丈夫的赞许时，他往往只不过心不在焉地看她一眼。黄蕙兰曾在自传曾说：“他最关心的是中国，为国家效命。他是个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

昔日出席公开场合留影

两人的感情维系到后期，极其淡薄，更何况顾维钧渐渐心有另属，恋上了部下杨光泩的妻子严幼韵。据顾维钧的好友张学良晚年回忆，顾黄两人感情很淡。有一次，黄蕙兰实在气不过顾维钧的婚外恋，在顾维钧打麻将的时候，不顾旁人，拿起茶水就往顾维钧的头上直接浇下去，结果顾维钧还是气定神闲地继续打牌。

两人的隔膜日益加深，顾维钧在家中也日益独裁，对黄蕙兰，人前客客气气，私下抛在一旁。两人分房而居，如果没有客人，顾维钧从不与她同桌进餐，不经允许，也不准黄蕙兰动用他的汽车和司机。

但即使如此，黄蕙兰还是很好地配合顾维钧出席各种外交场合，完成外交事务，在外人前扮演好恩爱夫妻。1959年，就如当初生母不满父亲的多情而离开他时般决绝，心灰意冷的黄蕙兰主动与顾维钧离婚。势均力敌的爱情最终败给现实，39年互相成就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同年，71岁的顾维钧与54岁的严幼韵结婚，彼时严幼韵的前夫、外交官杨光泩也已故去多年。

从前无论婚前婚后，黄蕙兰都能源源不断地收到来自巨商父亲的零花钱，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战争的不断恶化，黄家三代的巨额财富遭到了日本人侵占，来自娘家的资金支持就此断了，多地房产被抢占。

雪上加霜的是，黄蕙兰离婚后，位于纽约曼哈顿的独居公寓也遭到入室抢劫，价值25万美元的珠宝首饰被洗劫一空。此时的她已年近七旬，孤身一人，子女不在身边，过去的荣华富贵都已烟消云散。

曾经的风光恍如隔世，黄蕙兰在残酷战争和不幸婚姻中洗尽铅华，喧闹过后，回归平静，就像是以前无数个热闹的宴会落下帷幕后，独独惟她自己面对落寞。这位曾经的千金小姐、耀眼名媛才真正开始独立和成熟起来，亲力亲为地去处理生活中的各种琐碎，日子虽然平淡朴素但也过得舒心自在。

1993年12月，在纽约的公寓里，黄蕙兰于自己的百岁寿辰当天离世，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圆圆满满地走了一遭百岁人生。一个英国学者曾问黄慧兰，中国最冷酷的成语是什么，她回答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最终，黄蕙兰拿这句最冷酷的成语做了自传的书名——《没有不散的筵席》，就像是在形容她与顾维钧之间感情走向，也像是在形容她的百岁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