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叛逃前 林立果掌握的绝密“武装小分队”

文摘   2024-11-21 17:50   江西  
@来源:老知青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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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彪叛逃前 林立果掌握的绝密“武装小分队”

  • 小舰队主犯供述:我与林立果研究让“首长抢班”


林彪叛逃前 林立果掌握的
绝密“武装小分队”

文/张聿温

1971年,林立果与心腹们制定完《“571工程”纪要》,开罢“三国四方”会议,整个三四月份,林立果在上海呆了较长时间。同以往来去匆匆、风风火火不同,这一次他屏住心气,按住浮躁,下决心亲自抓“教导队”的组建。

灌输忠林教育

杀人,要有利刃。一个精干、可靠的武装小分队,就是林立果手中的利刃。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标准、最严密的手段抓“教导队”的组建和训练,是他为自己制定的近期目标,也是他咬牙切齿发出的霍霍磨刀声。


“教导队”是由林立果、江腾蛟策划,由王维国主持组建的。林立果明确规定:“教导队”由“上海小组”集体领导,归王维国直接指挥。一开始,林立果提出选50人左右,将来培养出的干部不仅空四军用,全国哪里需要,哪里也可以调用。政治工作由袭著显负责,军事工作由蒋国璋负责。王维国认为,50人太少,不够使用,要选100人到150人。林立果同意了。

林立果
在林立果的心目中,“教导队”其实就是他的“党卫军”。按照林立果的要求,“教导队”的人员必须经过严格审查,精心挑选。


政治条件:必须是“路线斗争觉悟高,能认清当前路线斗争实质”“坚信林副部长”“对林副主席、林副部长无限忠诚”。


身体条件:必须是身强力壮,膀大腰圆,身高1米70上下。


家庭条件:凡是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兵,一律不要;凡是高干子弟、和高干有联系的,一律不收。


耐人寻味的是,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也绝不招收。


级别上规定:“教导队”行使独立营的职权,正副班长、区队长和队的干部,都要由王维国亲自审批任命。


4月20日,“上海小组”给林立果写了这样一份《教导队情况简报》:


一、组建情况:


现已集中干部6名,学员75名,争取25日集中,拟暂编9个班,每班12人,尚缺学员9人。


二、集中后做了以下几件事:


1.发了林副部长的讲用报告,进行了学习讨论,反映强烈。大家说,日夜盼望能有一本林副部长的讲用报告,今天实现了,这是对我们政治上的最大关怀和信任。干部说:“讲用报告是教导队建设的根本。”学员都写了决心书,表示“要在林副部长的领导指挥下,跟主席、林副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狂风恶浪不动摇,海枯石烂不变心”。


2.进一步摸底,逐个谈心。


3.制定军政训练计划。


政治标准:培养学员对主席、林副主席和林副部长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坚信林副部长,自觉做到在林副部长带领和指挥下做到两个誓死捍卫。
……


林立果强调对“教导队”要加紧政治训练,而政治训练的核心内容是灌输忠林教育。“教导队”成立的第一天,每名队员就发了一本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安排学习一个月,以加深对林立果的感情。王维国还带着妻子亲自给全体队员讲话,要求队员“自觉地在林副部长指挥下,做到两个誓死捍卫”。林立果的本意,是把“教导队”搞成完全听命于他的私人性质的武装力量,以便关键时刻派上用场。“九一三”事件后,在查获的“舰队”主要成员的工作日志上,记录了1971年4月24日晚上研究“教导队”问题时的记录。在“对教导队的教育”这个项目下,记了这样的话:“培养对首长、立果感情,但提法要策略,不要让人家做文章。”

装备精良的武器

林立果和王维国对“上海小组”和“教导队”的武器装备,也抓得很紧。


3月中旬,王维国对空四军军务处副处长王辉璋说:“根据当前路线斗争情况和军所处的位置,要设法将轻武器做到人手一枪,恰恰这是我们的薄弱环节。我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应该有这个准备。要从坏处来考虑,做到有备无患,军务部门要这样考虑才行。”3月下旬,王维国又对王辉璋讲:“先将上海3个师装备齐,一个一个部队搞,不要用平均分摊的办法。这样我们平时是空军,遇有什么情况,拿起武器就是陆军。”4月初,王维国在军党委常委会上讲:“新华一村要成立教导队,武器按照机动连的标准配,每人长、短枪各一支,虹桥专线警卫排、其他部队所缺的轻武器也要求上级配齐。”


林立果在3月30日,指示于新野给空司军务部装备处处长郑兴和打电话,要郑兴和给“上海小组”发10支59式手枪,320发子弹。4月3日,林立果亲自给“上海小组”授枪之后,又指示:“今后给教导队发枪,也要进行授枪仪式,搞得庄重、严肃一些,作为一堂生动的教育课。”


林立果下令给“教导队”装备精良的武器。每人配一支长枪(步枪或冲锋枪)和一支手枪。每班一挺班用机枪。4月初,郑兴和按照林立果的指示,越过军区空军,直接给空四军增发半自动步枪600支,冲锋枪100支,手枪200支,班用机枪20挺。王维国把其中的104支长短枪、89支冲锋枪、9挺班用机枪发给了“教导队”。


此外,林立果还下令给每个区队配一辆卡车,两辆吉普车。王维国又设法从武汉搞来3辆摩托车,供训练使用,并打算逐步装备一个摩托车区队。


5月份,王维国按照郑兴和提供的样品和图纸,非法在军械修理厂自行制造了7.67毫米口径的轻型冲锋枪8支,其中2支作为样品交给了林立果。


林立果给“教导队”规定的训练内容也十分特殊。不仅进行一般的诸如射击、投弹、刺杀、爆破等战术、技术训练,还进行一系列特务训练,如每人都要学会驾驶各种车辆,学会登高、打巷战,并秘密进行了擒拿格斗训练。


林立果还规定,“教导队”不仅是在上海活动,全国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调。


此外,“教导队”的驻地上海新华一村,也按照特别需要进行了施工修建。由于这里的房子原来是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时修建的,解放后曾是苏联顾问的住处。“教导队”成立后,拆除了原来的竹篱笆,修起了砖石结构的围墙,并在内部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做到无论里面在做什么,外面都无从发现。


在“教导队”组建期间,周宇驰分批接见了空四军所谓的“骨干”“战友”,继续大肆吹捧林立果,露骨地要大家集中向林立果进行“一本万利”的“政治投资”。他说:“不要认为上头都是好的,见了菩萨就烧香。现在政治斗争复杂,每个人都要找个靠山和后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搞政治斗争,失败了就永远不能翻身,跟人跟对了就飞黄腾达,跟错了一切完蛋。”

林立果与叶群

为政变活动造舆论

出于强烈的野心和硕大的胃口,林立果当然不满足于在上海的这番经营。他又看中了广州毗邻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并在广州建立了另一支听命于他的别动队——“战斗小分队”。


所谓“战斗小分队”,原是广州民航局的文艺宣传队,只有13个人。1971年2月5日,广州民航局政委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授意下,提出把它扩大,不久便发展到80多人。


林立果对宣传队的扩大深为满意。3月2日,他给宣传队打来电话,“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向大家问好,祝排练演出成功”,并给扩大后的宣传队命名为“战斗小分队”。同上海的“教导队”不同的是,“战斗小分队”侧重于文,即侧重于宣传林彪、林立果,为林立果的政变活动造舆论。


同上海的“教导队”一样,“战斗小分队”也有极其严格的纪律,其中包括:不准向外泄露小分队情况;在小分队期间不许探亲,不许家属来队,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活动,至少2人以上集体活动,晚上上厕所男队员至少二人同往,女队员三人同往;不准随便打电话,电话由专人管;不准谈论“首长”活动去向、生活习惯,不准谈论“副部长”吃、喝等情况。


“战斗小分队”规定了许多联络密语、暗号,例如:


战友——指林彪一条线上的人;


庞然大物——指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级首长;


扮阿庆嫂——指要见机行事;


闷热——指有外人在场;


天气晴朗——指在场的都是“自己人”,有话可以谈。


林立果特别强调“战斗小分队”要突出政治,加强政治教育。他所谓的“突出政治”和“加强政治教育”,就是大力地、不间断地进行忠林教育,树立林彪、林立果的绝对权威。


1971年9月17日,已经是林彪、叶群、林立果乘机外逃葬身蒙古温都尔汗的第四天,“战斗小分队”在外演出时,还用了这样的誓词: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紧跟副部长,海枯石烂不变心,天崩地裂志不移。风声紧,雨意浓,路线斗争的激流,就像开冻的冰河一样,互相撞击着。放心吧,战友们,不管发生什么问题,我们绝不做贪生怕死的懦夫,而要做挺拔在暴风雨中的青松;绝不做卑鄙可耻的叛徒,而要做路线斗争中过得硬的刀尖子。放心吧,不管情况怎样变化,小分队战士接受考验,永远不变!


以“康曼德”自居的林立果,向“教导队”“战斗小分队”灌输这样的思想,梦想凭他的威望和实力,干出一番大事,有朝一日成为“开国之君”。

“小舰队”主犯供述:
我与林立果研究“搞掉张春桥”
让“首长抢班”

文/张聿温

1971年3月18日傍晚,林立果与于新野、许秀绪从杭州一到上海,就受到了王维国的热情接待,住进了秘密据点——上海岳阳路警卫处招待所(原少年科技站)小楼。心急火燎的林立果,当天晚上就在卧室里安排下一步在上海的活动步骤。他对于新野、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说完这句,他歪着脑袋,在房间里来回转圈子,紧张地思索着什么。半晌,他走到于新野面前,停下脚步,吩咐说:“你暂时不要回北京了,留在这里主要处理这件事。”于新野点头答应。林立果又吩咐说:“你再通知一下周宇驰,要他火速赶来上海,也参加这项工作。”于新野拔腿就要到客厅打电话,被林立果一伸手拦住了……林立果用斜眼扫了一下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李伟信是当地人,是王维国特地派来照顾、接待林立果的。他示意李伟信嘴要严,不要胡吹乱说。于新野说声“明白了”,便出去给周宇驰打电话。


周宇驰从杭州回到北京没几天,接到林立果的通知,不敢怠慢,立即动身,3月20日就赶到了上海。当晚,林立果和周宇驰两人在林立果的房间,关起门来密谈到深夜。3月21日,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三人坐下来,开始制定武装政变计划。李伟信坐在门口,一是放风,防止有人闯进来;二是负责接听电话,中间因为有事出去几趟,所以时断时续听到林立果他们研究的内容,偶尔他也参与点意见。

这四个人,“九一三”事件中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死了,只有李伟信还活着。李伟信成了制定武装政变计划的惟一见证人。由于林立果制定武装政变计划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情节,来不得半点臆想和猜测,因此,这里原封不动地照录一下李伟信的亲笔交代:


一九七一年二月份,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跟野心家林彪、反革命分子叶群一起到苏州,以后,林立果又到杭州。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和于新野从杭州到上海。当天晚上,林立果在他卧室里对于新野和我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他要立即把周宇驰从北京叫来商量,同时叫于新野暂不回北京,主要处理这件事。林立果接着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指叶群)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注意隐蔽、安全。”

周宇驰三月二十日到上海。当晚林立果、周宇驰两人密谈,后把于新野叫去。第二天,开始他们三人商量,后来叫我也去了。林立果说:目前从各地区实力来看,“首长”讲话,还有一定作用,这件事与“首长”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


这次主要谈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研究了形势:


主要谈了三方面:(1)在全国范围内,“首长”的权力与势力,目前是占绝对优势,是一边倒,是最好时机,但是可能逐渐削弱。(2)张春桥正在发展。因为九大以后,全国局势基本稳定,在和平时期,文人方面的工作和力量,势必要发展。(3)从事物发展规律来说,好到一定程度,就要向相反方向转化,交叉发展规律。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还攻击毛主席说:“主席一贯是这样,一会儿用这边力量,一会儿用那边力量,用这样的办法玩弄平衡,目前的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


(二)研究了林彪的接班问题,说有三种情况:


(1)“首长”和平过渡的接班。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甚至可能更短。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当然和平过渡的办法最好。


(2)“首长”被人抢班。周宇驰认为一下不可能,最起码三年以后。林立果认为,很难说,主席威信高,他要叫谁倒还不是一句话。于新野说:那“首长”是自己树起来的。林立果说刘少奇不也是他立的。林立果觉得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因此,他积极策划反革命政变。接着谈了上海《文汇报》三月十六日发表的文章,林立果认为,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既然有来头,就应该看成是信号,是舆论准备。


(3)“首长”提前抢班。可有两个办法:1.把张春桥等这一伙搞掉,保持“首长”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2.直接陷害毛主席,但是他们又考虑,主席影响、威信这样大,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周宇驰说,当然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如,把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把汪东兴、张春桥叫去,把他们搞掉,就说他们与王、关、戚有关系,谋害主席,或者找几个犯人替死。到那个时候,反正“首长”掌权,事后处理,“首长”是可以出来说话的。但这样干,“首长”在政治上要付出很大代价。


(三)研究了办法:


争取和平过渡,但是作好武装起义准备,目前先做两件事:1.写个计划;2.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


计划:一开始研究代号,想了好久,最后林立果自己定,就叫“571”工程计划,即“武装起义”的谐音。计划目的和内容,林立果说,让上海小组带着教导队先把张、姚干掉,可由王维国请张、姚来,或叫警卫处长李松亭带领去张春桥家(那时林立果问我张家是否是你们警卫处管,我说不知道。林立果叫我打听一下,我记得好像问过警卫处长李松亭,李说张家是我们管,我们派人警卫和送日常用品,我将情况告诉了林立果)。林立果又说,干掉张、姚后,让王维国、陈励耘必要时抽南京空军一部分力量,控制上海局势,然后串联全国力量,发表支持声明,逼中央表态支持。假如许世友出兵干涉,由王维国他们保卫上海,形成对峙的局面,再和平谈判。最坏的打算,是上山打游击,先往浙江方向。林立果说,这些问题,这次去杭州与陈励耘商量一下。我看这个计划,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于新野来写。


教导队:以培养基层干部为名,建立教导队。要精干、保密。一百人左右,住在上海新华一村。教导队的干部很重要,要选好。光靠教导队的干部还不行,上海小组要去抓。以小组里的袭著显、蒋国璋为主,小组每一至二人还要抓空四军所属的一个部队,每个人在他抓的那个部队,都要挂个职务。另外要给教导队多配些汽车和枪,增加机动能力。可以叫王维国自己造枪。军事上要多学几手,政治上培养对“首长” “副部长”(林立果)的感情。


林立果还说,“571”计划和教导队的事,目前只限“舰队”、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知道,有些情况可以告诉上海小组。


以上是林立果三月份在上海的活动。现在另外交代和揭发几个问题。


一、“571”计划写成后,我没有见过,但是于新野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曾夸耀自己说:林立果把计划及于新野最近摘录的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例,都还留在北戴河“首长” “主任”(叶群)那里。


二、于新野一九七一年七八月在广州对我说: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林立果当时比较紧张,对会议估计三种可能:1.一般谈一下;2、整到军委办事组;3.整到“首长”。后来估计,一、二种可能大。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黄、吴、邱、李、叶都检讨了,而且是主席批准要他们检讨。叶非常紧张,当时要搞“571”,并和黄永胜也商量了,黄永胜他们也同意。


三、刘沛丰一九七一年八月在北戴河,有次对我说,前几天,天天四五点钟睡觉,吃不消。我问干什么,刘说,叶群天天找林立果,研究“571”,把舰队一些人员的代号也全部要去了。


李伟信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三日


1971年3月22日至24日,利用三天时间,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部分参加)一起,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制定出了武装政变的计划。对这份在林立果看来属于“特级绝密”的纲领性文件,林立果出于保密的需要,依照“武装起义”的谐音,亲自命名为“‘571工程’纪要”。


据《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事儿:林立果“小舰队”兴亡始末》 文/张聿温
来源:大众文摘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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