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1980：我的北大之路

我的高考之路是曲折的，艰难的，甚至还有点传奇色彩。

1977年的高考，我是随大流懵懂参加的，当时并不知道这是邓小平同志作出的重大决策。

我1966年下半年开始上初中，后来因为停课闹革命、把学校办到农村去等原因，停学两年，到1970年底才初中毕业，之后就在老家浙江省富阳县常安公社大田大队务农。

1977年下半年，我正当着生产队长，听说恢复高考了，心情复杂，既高兴又沉重。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前几年本地就有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机会，当时我被推荐了，据说文化考试还是公社第一名。但大学名额或被有权势有关系的人拿走，或被本地下乡知青的父母走后门搞走，我们这些本地农村青年根本没有进大学的希望。因此，我们都有一种被冷落、被歧视、被排挤的感觉。正可谓时运不济，徒叹命运多舛！

第二个原因是，我在1973年20岁那年就入了党，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还有点理想主义，看到不太公道的事情爱较真，结果得罪了领导，相互之间闹得比较僵。我报名参加高考时，有人公开说：雪勤就是考上了，也不能去！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气候背景下，我的精神压力相当大。

但是，既然中央有让大家参加高考的政策，那我也不妨一试，高考决计要参加的。我报了名，但每天要去分工派活挣工分，加上思想上不够重视，就没有怎么认真复习。

大约1977年12月间，我到富阳县场口中学参加高考。浙江省第一次高考分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初试只考语文和数学，语文作文题目是《路》。我写了自己经常走的路上的令人惊喜的变化。谁曾想，我居然考上了！

我是在大田小学附设初中班读了两年的初中毕业生，数学基础非常差。初试能考上，主要靠语文。这得益于自己的求知欲比较强，什么书都喜欢看，什么事情都喜欢琢磨。

复试就要开始了。填志愿时，我不清楚什么文科理科的区别。由于操作过从浸种孵芽、稻种下田、插秧施肥、耘田拔草、植保防治，一直到收割入仓的全过程，自信搞农业是专长，我就报了农业专业。发准考证时一看，我报考的大专业是理科，理科就要考数理化，复试理所当然落榜了。但初试的成功，使我增强了能够考上大学的信心。

1978年，心有不甘但有信心的我又准备参加高考。我当时做了两件事。

一是改报文科。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两年初中学习的基础太差，尤其是数理化基础基本为零，必须改变报考方向。

二是加紧复习。我找来高中课本，语文、政治、历史、地理、数学，哪一门都不敢耽误。尤其是拉分的数学，必须有所进步。我在继续当着生产队长天天干农活的同时，把空闲时间的主要精力放在数学上。有时晚上在生产队开完会，就赶紧回家看一会书。没有老师辅导，也没有其他复习资料，完全凭自己的一股信念在努力。即使在高考前夕，我也没好意思脱产复习，没有停止过一天农业劳动。

1978年7月20日至22日，我到场口中学参加第二次高考。这三天高考的顺序是：政治、历史，数学、地理，语文、英语。8月份高考成绩下来了，浙江省的录取分数线是280分，我的成绩是274.5分，差了5分半。我完全自学的数学考了15分。这就是说，只要数学增加10分以上，我就能够上大学！这样的远景目标非常令人鼓舞。

劳动的繁重、复习的压力，再加上营养的匮乏，我得了轻度肺结核。这个突发情况不仅没有使我悲哀，反而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终于可以集中时间和精力进行高考复习了！

于是，我在1978年九、十月间，毅然辞去当了近3年的生产队长职务，抱病到场口中学报名参加文科复习班，同比我小差不多10岁的学弟学妹一起复习。记得有不少人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觉得这个大人怎么和一帮小孩混在一起啊！有人看见我挑着米和菜去学校，就故意问我：雪勤，你干吗去啊？我理直气壮地回答：读书去！

场口中学因管理严格闻名，后来被誉为“山乡千里马”。我一到学校就开始刻苦复习，不到两个月，眼睛就近视到了不得不戴眼镜的程度。由于一个星期只回一次家，在学校一日三餐，我几乎都是用家里带去的一搪瓷罐霉干菜下饭，以至于经常因维生素不足而牙龈出血。我就这样一边复习，一边悄悄地吃药治疗。日子虽苦，但有了上大学的前景激励，心情还是很愉快的。

1979年7月7日、8日、9日，正是暑热难挨时，我参加了第三次高考。那年文科的高考顺序是语文、历史，数学、地理，政治、外语。

高考成绩出来了！我的成绩是：政治75分，语文79分，数学47分，历史81.5分，地理90.5分，总分373分。外语11分作为参考，不计入总分。这比浙江省的录取分数线300分，多出了73分，是富阳县文科第一名。

高考过后便是填志愿，做体检。毕竟之前得过轻度肺结核，在县人民医院的体检中，我被查了出来。县医院认为我还没有彻底康复。体检遇阻，我去原来发现病情的杭州市结核病防治院去复查。医院大夫仔细拍片检查后，在检查报告上盖上了“稳定期”专用章，开启了我通往大学的大门。

由于体检耽误时间太多，填报志愿时就格外匆忙。在全国重点高校栏目里，我第一志愿填了北京大学法律系和中文系。在一般高校的栏目里，我第一志愿填了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当时心想，填北大也就是过过心瘾，不太可能，报华东政法学院应该没问题。

过了没多久，一位老师朋友说，我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已经到了常安公社，是北京大学的挂号信，只能我自己去取。我一路小跑到公社，取回挂号信，打开一看，里面有三份材料。一份是北大录取通知书，一份是北大招生办的《北京大学新生入学注意事项》，还有一份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学生会致新同学的一封信。我的心情既兴奋又坦然。兴奋的是，终于考上梦寐以求的大学了，还是北大中文系！坦然的是，自己已经连续考了3年，考上大学是理所当然的。

1979年9月，我怀揣录取通知书，肩背母亲缝制的厚重棉被，手拎父亲留下的旧皮箱，踏上赴京之路。在公共汽车离开车站时，母亲含泪叮嘱我的场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尽管已经过去了40多年。

我乘坐的杭州到北京的120次火车，要开26.5个小时。从北京站出来，看到北大校车在等着我们，心情非常激动——终于来到首都上大学了！校车穿过市区，经过首都体育馆，一路上排列着高大的杨树，还有不时出现的低矮的建筑物……一幅幅场景，现在依然停留在我的脑海里。校车进入北大南门时，我看到笔直道路两旁挺拔的杨树，形成了宽阔的林荫大道。离三角地不远的柿子树林边上，20多个系的报到处打着横幅一溜排列开来，接待着陆续报到的新生。办理了各项手续，我被先到校的同学用三轮车接到中文系宿舍32楼。

那年我们中文系有文学、汉语两个专业，我被分到文学专业。后来听老师说，当时我报北大的第一志愿是法律系，第二志愿是中文系，之所以被中文系录取，是因为我是党员，我到中文系后就可以成立党支部了，还可以做一些班务工作。当时我们班年纪最大的是1947年出生的吴同学，听说他1965年就考上北大数学系，因为对当时批判《早春二月》有不同看法，被取消入学资格，1979年恢复入学资格后没法再去数学系，才到中文系就读。1979年的全国高考文科状元王同学也在我们班，她还向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们的班主任是曹文轩老师，他现在是著名作家，获得过世界儿童文学最高奖——“国际安徒生奖”。

令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北大校医院的医生说，根据体检情况，我的身体恐怕还不能完全适应繁重的学习任务。按照学校规定，保留入学资格，休学一年。于是，入学两个多月后，我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美丽的校园，回到了浙江富阳老家休养。

1980年9月我再次入学。幸运的是，我这次体检完全合格；惋惜的是，中文系另一位和我一起休学的山西老乡李同学，就此失去上北大的机会。当时我的年龄已经是27周岁。

我通往北京大学的高考之路跌宕起伏，但命运还是非常眷顾我的。

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母校改变了我的人生。刚入学时，语言上我一口富阳场口乡音，都不敢和老师同学说话，怕自己说的话人家听不懂。学习上，觉得自己看过的书太少了，不比别的同学知识渊博、侃侃而谈。经历上，在农村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一点，到北大才发现什么是知识的海洋！自己不过井底之蛙，那点孤陋寡闻实在少得可怜。生活上，我不习惯北方面食，即使面食吃撑了还觉得没有吃饭，必须吃米饭，就算吃粥，才叫吃饭。经过燕园四年熏陶，尽管普通话还有乡音，但大家能听懂了。学习上穿梭于各个课堂去听老师授课，逼着自己到图书馆像海绵一样去汲取营养，后来也能和大家交流一下了。经历上通过各种学习和实践，特别是受惠于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也能够用自己的眼光看问题了。生活上不再纠结于米饭面食，都能吃下去了。正是这种润物细无声的熏浸，我像脱胎换骨般地慢慢成熟起来。

其次，我要感谢邓小平同志的高考政策。之前我也努力过、挣扎过，想当兵因得过中耳炎体检不合格，想通过推荐上大学又被拒之门外。个人命运被巨大的阴霾笼罩着，根本看不到出路和希望。恢复高考，使我们这些只能凭自己能力的人看到了前途、点燃了希望，也为千千万万的人改变了命运，更为中国巨变打开了光明之门。

第三，要感谢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正是因为有了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进程，一大批青年学子在大学毕业后有了用武之地，进入到各个领域，担当了各方面的骨干，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我1984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央纪委，后来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参加过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三次党代会报告的起草和党章的修改工作，四次参加中央全会决定的起草等工作，还担任过中央第八巡视组副组长，尽职尽责地发挥了以文辅政和参谋助手的作用。

第四，也要感谢一下自己坚忍不拔的努力。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三落四起，最终圆了大学梦，走进北大，走上自己心仪的工作岗位。能够为国家繁荣富强尽一份责，能够为民族复兴出一点力，自己觉得问心无愧！

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北大！

感恩有你，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