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虎 | 80法律
从1980年到1987年，我在北大法律系经济法专业和国际经济法专业读了七年书，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老师，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除了本系本专业的老师，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外来教师——外专业、外系、外校来的老师和从境外来的外国老师。
黄贤，从未谋面的外教
80年代刚入北大，有一天到系里的办公室办事，看到一个报告“喜得贵子”的喜帖，意思是多年没有孩子，但到北大任教后喜得贵子，欣喜之余，和大家分享云云，署名黄贤。后来听说他是美国来的华裔外教，美国大学毕业来华任教。
当时国内的法律系刚从保密专业解密不久，有个正牌美国外教是个新鲜事，就很期望能有机会上他的课。但后来听说他“出事”了，吃了多年牢饭，也就没这个机会了。写研究生论文时，到法律系图书馆查资料，看到有的英文原版书上盖着“黄贤捐赠”的印章，又使我想起了那个“喜帖”。
在芸芸众生中和这个外教擦肩而过，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份经历。
Mr. Plotz
共产主义信徒的美籍教师
本科时，我们的第一个外教是Mr. Plotz，一个美国白人，劳工法律师，据说曾代表工会处理当时非常有名的美国飞机场塔台工人罢工案。
这位外教属于美国左派，号称读过《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他不修边幅，穿一件油渍麻花的蓝色羽绒服、牛仔裤和高腰翻毛皮鞋，在我们这些80年代的学生看来，和牛仔差不多。他个子不高，精瘦，烟不离手，上课时也是一根接一根的抽，搞得我们班英文最好但极端敏感的刘驰从第一排挪到最后几排。每次抽完一根烟，他都把烟掐灭在大头皮鞋的鞋底上，很有劳工范儿。他给我们讲美国宪法，从美国大使馆拿来宣传美国宪法和三权分立的材料，铜板印刷，花体英文，漂亮极了。再看看系里用蜡版油印在粗糙纸张上的参考资料，真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现实写照。
Plotz老师对各种事情都是从批判和负面的角度说话，比如闲聊他在美国开一辆涡轮增压小车，不说动力澎湃，而是强调这车非常费油。他教我们美国宪法，却说最讨厌美国的三权分立和美国宪法。他在读法学院时宪法拿了高分，是因为他在答卷上严厉批判了美国宪法，被老师认为有独立思考能力。对我们而言，知道还有这种学习和考试方法真是开了眼界。
一个美国人来北大教书，当时还是很少见的，据说来自芮沐先生的担保和安排。Plotz的太太是在北大长大的美国后裔，文革后期有机会回美国读书或工作，由此认识了Mr. Plotz。说实话，当时我们的英文水平听他直接用英文讲课很困难，能听懂个三分之一就不错了。不过在当时环境里，能有这样一位老师和纯英文教学，非常难得。北大确实机会多。
一身香气的美国税务老师
这是一个白人老头，税法方面的专家。老师名字记不清了，主要印象就是他每次上课都香气袭人（写这段时好像又闻到那个香气），一个大男人那么香，总感觉怪怪的。
不过香老师讲的美国税法确实让我开了眼界，才知道原来收到礼物也算收入，要报税、交税的。他还说中国个人所得税法中800元人民币的起征点和美国个税起征点差不多，让我第一次觉得我们和美国还是有一拼的！
Hobgood-Brown
一个从美国法学院毕业不久的帅小伙，原来姓Brown，Hobgood是他太太的姓。婚后男女平等搞这么复杂的姓，对我们来说跟绕口令似的，所以我们还叫他Brown。据说他太太是北京长城饭店总监级人物，他是跟着太太来中国的。北京长城饭店当时是美国在北京的代表，玻璃幕墙和全电镀柱子让人看了头晕目眩，极其高大上！里根总统当年访华举行招待会，不在人民大会堂而是去了长城饭店，可见地位之高。
Brown教美国公司法，我上研究生后还继续听他的课。他上课完全是美国法学院那种打法，大量案例阅读，上课讨论，他来总结。当时有点懵，特别是对普通法案例的讨论观点很多，让我们这些习惯填鸭教法的人觉得是左右摇摆，没有定论。
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开车上课的老师，好像是辆红色二手日本小车，上完课西装领带开车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真有派！多年后听一位同学说她们公司到美国律所Paul Weiss（宝维斯）去谈案子，看到了Brown老师。老师在律所里只是一个小角色，端茶倒水的事也得干，让人唏嘘不已。
Howard Chao
他应该不是老师，刚从法学院毕业不久，不清楚以什么身份来到北大。Chao是华裔，会说会听中文，但是不会看。有时他来学生宿舍，让我们给他读中文法条、法律文章，他即时就能写成英文并且理解。后来他成了美国律所O’melveny Meyers(美迈斯)中国办公室的教父级人物，非常有名。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香港，也是差不多30多年前的事情了。
冯大同老师
冯大同是北京外贸学院（后来的经贸大学）的老师，被系里请到经济法专业给我们上“国际贸易法”。冯老师是北大法律系61届毕业生，和我们经济法班班主任刘芮云老师是同学。他毕业后去了外贸学院，师从沈达明老师，80年代回到北大法律系教书，已经在国际商法领域浸淫多年。对我们这些学经济法的学生而言，他和沈达明老师共同著写的《国际商法》一书跟圣经一样神圣，他来给我们上课真是三生有幸。
冯老师是白净书生样，穿一件白色确良短袖外衣，拿一包北京牌香烟，讲到高兴时就抽一支烟，边抽边讲。他教的国际贸易法有一大部分是比较法，让我们从英美法到大陆法对合同法和侵权法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外贸学院的背景也使他的教学重视实物，这和北大重理论轻实物有较大的区别。跟着冯老师，除法律条款外，我们也学了一些外贸实物，对FOB和CIF这些外贸术语也有了初步了解，对我而言则是受益终身。
洪君彦老师
我们是北大乃至全国第一届经济法专业的学生，教程中没有中国法制史，却有好几门经济系的课程，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洪君彦老师的“美国经济”。洪老师仪表堂堂，声如洪钟，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提到美国总统里根直接叫Reagan，有绕梁三日之感。他对美国经济的分析，非常现实且有说服力，对美国大选和美国社会的理解也使我们大开眼界。当时我们不知道他和章含之的瓜葛往事，只听说他太太是电影《五朵金花》的其中一朵，同学中不免八卦一下。
讲座中的生物系老师
在北大的好处就是每晚都有各种各样的讲座，当时有一种说法，在北大不用正经上课，每天听讲座就能从讲座系毕业了。现在回想北大的学习和生活，真后悔讲座听少了。
我曾经去听一场讲座，讲者是一对夫妇，都是生物系老师，讲的是当时非常时髦的耳朵听字。有一起听过讲座的同学回忆，这对夫妻老师是陈守良教授和他的夫人贺慕严教授。老师说我们研究生物科学一辈子，如果说像耳朵听字这种事是真的，那最痛苦的应该是我们。但我们又不能罔顾事实，必须科学探讨这一新生事物是否是真的，道理在哪里。
最后老师演示了他们做耳朵听字或者胳肘窝认字的科学测试方法，以及他们怎么发现上小学的女儿和女儿的同学被诱发耳朵听字、胳肘窝认字的能力。
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有听到这方面有什么进展，也不知道老师伉俪的研究是出了成果，还是被当成了异端邪说。
王铁崖老师
法律系80级有三个专业，王铁崖先生是国际法专业的权威。我们上学时，王先生刚被国际法研究院选为副院士，名声很大。他给国际法专业的学生开课时，我就去蹭课，坐在后排。我们都知道北大有个不成文传统，就是无论你是不是这个专业或这个班的学生，只要是北大老师开的课，你都可以去听。虽然没有学分，但学知识开眼界是没有限制的。
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王先生开课后居然注意到我这个“生人”，特意过来问我是不是国际法的学生。一听我是经济法芮先生的学生，他毫不犹豫将我从课堂赶了出去。王先生和芮先生有矛盾、过节的传闻一直有，但我们觉得大佬之间的事，和学生没关系，但现实还是狠狠打了我的脸。
没听到王先生的课确实遗憾，当时国际法的同学还特意找我道歉，令我感动。其实很多国际法的同学也来听经济法的课，似乎从来没出过问题，我可能是个特别的倒霉蛋吧。
最后说一句，王先生对他的学生确实很好，据说国际法很多同学出国留学的推荐信都是王先生签的，学校也是他帮助找的。几个美国大律所有名的合伙人也都是王先生的学生。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老师，这些人和事都历历在目。我们也都是60多岁的人了，不知道我们的老师是否安好。无论如何，祝福他们，也祝福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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