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北大“吃”趣

相对四年大学生活的丰富多彩，留在40年后的深刻记忆很贫乏的，却又弥足珍贵。我们已经走过了半程人生路，但北大时光永远不会磨灭：当年的改革春风，仿佛仍然劲吹着我们的头发；天之骄子的体验，似乎尚未化作一份深藏的记忆。北大镶嵌在我们人生的历程中，给我们温暖，给我们力量。

对我来说，写一个无所不包的校园生活文章，恐怕是不可能的，但任何一方面的回忆，都是燕园时代的反映。如今想起来，我头脑中闪现的最鲜活的就是“吃”，正应了那句话“民以食为天”，那就从“吃”上入手吧！

1980年，改革刚刚开始，全国都处在经济短缺中。生活在东北县城的我，常年以粗粮为伴，一年365天吃的不是苞米面贴饼子就是小米饭，不是高粱米饭就是苞米碴子粥。细粮做成的食品诸如麻花、烧饼、烙饼甚至大米饭、白面馒头，都是日思夜想的美食，偶尔吃一次要幸福好几天。可怜东北大地是小麦主产区，还有那出名的贡米——黑龙江五常大米，当年我可从没听说过，更没吃过。老天，那时的大米白面都去哪儿了？

到北大后，常年吃大米白面，实现了从吃粗粮到细粮的历史性转变，我也在这个转变中实现了身高的突破：大学两年，我长了3公分！常年营养不良的我，真应该感谢北大细粮伙食的恩典。假期回老家去探望中学班主任，他问大学生活是怎么样？我回答：“天天可以吃到包子”。

这话，成为班主任激励下几届学生的名言——“考上北大，可以天天吃包子!”

上世纪80年代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个人的粮食都是定量供应，记得成年男子是每月36斤粮，女子是32斤粮。居民凭当地政府发的粮食本，到国营粮店购粮。入学北大的外地生，都要将原先的粮食关系转到北京。那时各班生活委员的主要工作，就是每月统计每个同学需要的钱票数量，到学校伙食处购买后，以钱票、米票、面票和玉米面票的形式发给同学。一天三顿饭都用学校发的食堂票券购买。由于米面和粗粮构成的饭票是定量的，喜欢吃米饭、不习惯吃面食的南方同学，经常用面票和北方同学交换米票。很多男生吃不饱，幸运儿偶尔会得到女同学饭票的无偿支援。

入学前的暑假里，两位分别考到北大法律系和历史系的同乡，到我家指导我做大学生活准备。在他们的建议下，我备了两个小搪瓷饭盆和一个小勺，装在一个崭新的洗脸毛巾缝制的袋子里。

入学后发现，这样的餐具是北大同学标配。既是标配，且绝大多数同学都把餐具存放在食堂开放架子上，所以饭袋子免不了被拿错。至今不明白饭袋子为什么都整齐划一地用毛巾缝制？吃饭时，一旦发现自己的餐具不见了，就顺手拿一个顺眼的饭袋子，到洗碗池冲一冲餐具，为己所用。

这种情况很普遍，但奇怪的是，丢失餐具的同学似乎没有执着于寻回自己的餐具；拿别人餐具的同学被餐具主人抓了“现行”，也没有“下不来台”的尴尬，北大的包容也由此可略见一斑。有的饭袋子脏得“包了浆”，空袋子可以直立戳在桌子上，也没见有什么“非典”“新冠”之类的流行病爆发。

除大饭厅外，食堂都备有桌椅连在一起的餐桌，供大家坐下来吃饭。一旦有人突然起身离开，餐桌就会发生跷跷板效应，大厦将倾的险象，常使吃得正香的同学一身冷汗。频繁出现的险象甚至事故教育我们，既然一起坐着吃饭，谁先起身离开，都要厚道又无言地提示一下。

学校食堂有补贴，每个月公布的收支账目，贴在售饭窗口旁的墙上。吃饭问题是同学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当时的校团委书记曾在某天中午，在学三食堂发表关于食堂形势的演讲。但当时大家都埋头吃饭，没人关心他讲了点啥。唉，看来诉求者也不是都对“参政议政”机会感兴趣。

大学吃过的饭菜至今记忆犹新：早餐一张油饼，集油水与面香于一体，又有薄脆，又有肉头的质感，就是一个香！午餐的排骨和带鱼不是每天都有，一旦听说哪个食堂有，各路英豪便蜂拥而至。猪肉扒和肉沫白菜粉是中午和晚上的看家菜，常备不懈。包子和水饺是被选中率最高的，可以边走边吃，还省了菜钱。学三食堂的炒肠是很多男生的最爱，另有一说是缘于那个窗口有一个清秀白净、身材高挑的女售饭员，还戴副眼镜。

棒子面粥是北大最早开发的自助餐品，交或不交粮票或交多少粮票，盛多盛少，是否无限续杯，是否与所交粮票相应，都凭自觉，没人监督。

每到五一、十一、元旦，学校都会多做些菜，米饭也从南方糙米换成东北好大米。各班级以小组为单位聚餐，每个小组都由几个女生匹配一个男生宿舍组成。小组同学进行食堂打菜分工，每人各买一个不同的菜，大家合在一起分享，女生到男生宿舍一起吃饭过节。记得有一次过五一节，我们组在28楼聚餐，喝的是龙眼葡萄酒。一位第一次喝酒的女同学，酒下肚后脸红心跳，直接被吓哭了。女孩子的哭，有时真是搞不懂。

食堂定点开门，也不知是惦记去晚售罄的好菜，还是饥肠难忍，还是为了在图书馆占座，或是兼而有之，每到饭点尤其是晚饭时，食堂门口的排队人群和开门之后的人头涌涌就是一道风景，这股力量之大有时会把门玻璃挤碎。涌进门后，按照拟买菜品选择排队窗口，如果有同学在某一队排得靠前，就会有后来的熟识同学加塞进去。加太多了，排在后面的就抱怨这队伍怎么越来越胖，更有坚持原则的同学会恶语相向，甚至大打出手。那时的食堂，是北大打架事件的主要发生地之一。

为了增加家庭困难同学的收入，学校提供了勤工俭学的机会。我们班的几位同学曾经在学三食堂帮助卖过午晚餐，每小时收入2毛5分钱。每当同学在窗口售饭时，本班同学就去亲同学的售饭窗口排队，享受打菜时多给一点的特权。但也有个别同学利用这一机会以象征性的一点钱票获取超额饭菜。我们班一个负责打饭的同学违规给亲同学超额售卖饭菜，被食堂师傅发现，最后被要求写书面检讨，食堂勤工俭学也因此寿终正寝。在人情社会，腐败的发生确实难逃亲情和关系。反腐败真是永远在路上啊！

每次开学，同学们都会带些各自家乡的土特产回来，广柑、大白兔奶糖、铁蚕豆、大瓜子……不一而足。到校第一天，大家会分享美食，之后就各自“闷得蜜”了。记得一个同学把贼硬的铁蚕豆放在没上锁的旅行包里，我们饿了就偷偷在他包里抓一把吃。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一直舍不得吃的蚕豆越来越少，我们两个偷吃的馋嘴，忍不住哈哈大笑。真怀念当年的青春好牙口。

有一天上党史课，到中午饭点了，老师还在拖堂讲课，有同学溜出去扑向食堂，教室空了近五分之一。结果这个女老师很伤心地哭了——我充满豪情地讲伟大历史，自己都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了，你们这些学生怎么就知道吃？能长点心吗？

事实说明，人在肚子饿、要吃饭的本能需求下，再好的思政教育，也抵不过“包子”的魅力。

肚子的饥渴也伴随着心田的饥渴，改革开放之初，北大学生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是空前的。北大的音乐会、舞会、露天电影、接待外宾、各种学术和文艺类报告会，还有振聋发聩的竞选，都给予我们丰富的精神力量，但必须的精神食粮非北大诸先生的授课莫属。先生们“为尊者不骄，待愚者不矜”，没有提前定好的教科书，没有被固定的概念和知识点，没有PPT的框定，更没有学生给先生的打分活动。他们自由板书，自由表达，自由发挥创造力，在“两岸猿声啼不住”的江河里，享受着“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惬意。精神食粮的施与者，是用心在给与，受与者也在用心来汲取和丰富心灵，正所谓“施受同体”。因为有了聪慧好学的学生，先生们的教书活动才愈发兴致盎然，慷慨激昂。

北大的师生，北大的“一塔湖图”，激发出了我们生命力中最好的那一部分。在母校读书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自己将来可能成为的样子——北大学子，多少都具备“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定风波”能力。如今60岁的我们，回首向来萧瑟处，真正体会到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意境。

1980年刚进校时，物美价廉的肉末熬白菜粉才5分钱一份，油饼玉米粥也是绝配。据同学们不完全回忆，当时北大的荤菜价格有红烧肉、元宝肉、干烧肉、扒肘条……炒肝尖0.40元；红烧排骨、红烧带鱼、炒肠0.35元。几个贵一点的顶流菜，都是半勺熬白菜，配勺尖上一点肉。打饭师傅的抖勺技术常常令饥肠辘辘的同学心惊胆战，悬着的心直到开吃才能落定。以至于40年之后，有同学在群里讨论北大伙食时，声称返校时只有怀旧饭菜不够，还需再看师傅的抖勺，才能复原过去的感觉。

在1980年代物质不丰盛的时期，北大伙食可以说好吃的真不少，特色菜名还有猪肉扒、锅塌豆腐、虎皮蛋、烧双茄、四喜丸子（节日菜谱，每份两个丸子）、辣椒炒肠、炸带鱼、酱猪蹄、酱油泡鸡蛋、肉饼、油渣饼、麻酱糖花卷、果酱包、面包……

学四夜宵提供的熘肝尖，名垂青史！

没有吃过上述菜肴的同学，发誓要把以前没吃没喝的损失夺回来。有同学在聚会群里说，要是有机会让我在北大吃上一两个星期，那该多好！我一定要每个餐厅都吃一两天，过过眼瘾嘴瘾：“北大每个餐厅都尝一尝，每一个菜都尝一口！”

毕业40年后的今天，同学们大都吃过顶流伙食了。但即使吃珍珠翡翠白玉汤，也不再是当年大锅菜的味道。原来做菜哪有油啊，现在都是先过油，油水多了很多的人，比在校读书时的肚子平均大了一两圈儿。

当然，对北大伙食不都是赞美，也有不如意的抱怨：“记得刚到北大时，整天就是大白菜、茄子、番茄、土豆、馒头、棒子粥、酱豆腐……苦煞了我们南方人。只好跑到长征食堂打牙祭。”“不好意思，怀旧是怀旧，那些菜在过去吃还勉强，还吃那些，有吃忆苦餐的感觉。”

有同学认为当年勤工俭学在食堂抖勺的经历，对自己影响深远，导致“本人一生最大的爱好是琢磨美食”。

蒋溪林同学用食堂勤工俭学所得，给母亲买了一副皮手套，还买了第一本《新英汉词典》。谈到当年北大食堂的饭菜，他满是欢喜：那时卖得最快的是红烧带鱼和排骨，还有水饺。北大的油焖茄子是我最爱吃的。我最喜欢这份工作，原因是不用排队就能吃到想吃的，外加一顿饱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