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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盛乾嵘车城辞职后，我去古城市西郊某医院做身体检查，一位中年女大夫给我做了B超，我问有啥毛病？大夫说，“高血压、冠心病、主动脉硬化。”。我问严重吗？大夫说，“不吃药随时都有心肌梗死的可能。”大夫给我开了400多元的西药，并建议我吃完后去外边的药店买同样的药会便宜一点。 三十多年一直忙忙碌碌地工作，突然歇下来很不习惯。还好家里养着一只通人性的巴哥犬，我每日牵着狗狗溜达几圈。半年多下来病情没有好转，走路越来越少了。老伴和女儿很着急，劝我住院治疗。就在这时，一位老战友来看望我，他说，“你别乱投医了，回老家渭南去找咱们战友张大夫给你看中医吧。”我听从他的话，第二天就回到渭南。在张大夫的诊所他给我号完脉，说，“兄弟，你被误诊了，不是冠心病，你是被黄乾那里的事担惊受怕加劳累所致，我给你开中药调理，需要较长时间。”我两次去张大夫诊所开了12副中药，第三次去时我对张大夫说，“老哥，吃了你12副药了，效果咋不明显？”他说，中药调理需要时间，这回我就让你感觉明显了。他又开了7副，我回到古城市服用完，感觉不一样了，走路有劲了。恢复了生活的信心，就到我曾经工作时间最长的金城市去看望几个老首长和战友，回来后继续在家调养。老伴在附近酒店干财务工作，每天带些好吃好喝回来给我补充营养。就这样无所事事地熬日子，蹉跎岁月。 天地转，光阴迫。又虚度了一个春光明媚的季节，迎来又一个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五.一”早晨我一起床就对老伴说，“我身体好了，想找个事情干。”老伴说，“你都奔六十的人了，谁还要你，好好在家呆着。”说来也怪，当天下午一个朋友来找我，说他想开办一个车厢加工厂，聘请我当厂长，我爽快地答应了。那几天我和朋友在盛乾嵘车城附近寻找厂房，规划车厢厂的建设。突然接到老首长黄文超的秘书小王打来的电话，“梁总，老爷子叫你到车城来一趟。”“老爷子”是车城年轻人对黄文超的尊称。我到车城在黄文超原来的办公室见到他。他直截了当地说，“黄乾脑溢血做手术了。”我问，“手术成功吗？”他说，“医生说除非奇迹出现才能醒过来。”我劝老首长不要着急，也许会有奇迹出现。黄文超说，“你回车城来上班吧。”我说我刚给朋友答应办车厢厂。他说，那你就去办你的车相厂。我没有听出老首长话中的不满。隔了一天，黄文超亲自打电话叫我再去车城。他告诉我黄乾没有抢救过来。他说，“我在车城办一个大车厢厂，凡是车城卖的货车只能在车城内做车厢，我让你的车厢厂变成死娃娃。”我赶忙说，“老首长别生气，我来就是了。” 我二次回车城做的第一件事是负责操办黄乾的丧礼。我非常敬佩黄文超的坚强，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生的一大不幸，他平静的表面强忍着内心巨大的悲痛，接过儿子的未竟事业。黄乾的灵堂设在车城办公楼，看着长睡不醒的他，那个活蹦乱跳的大头娃娃又出现在我的脑海。人生无常啊！ 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在车城卖车的老板们来时都带着三、五万元丧礼，有的把装钱的包给我一扔就走人。黄乾的妹妹、一个年轻的处级干部对我说，“不能收任何人一分钱，收了的也退回去。”车城当时多么需要钱啊！但我还是按她的意见叫人撤掉了礼桌，打电话让扔下钱的老板来取钱。第三天在古城市殡仪馆为黄乾举办追悼会，护送灵车的车队在车城外新修的公路上排了约十里长。殡仪馆最大的悼念厅里挤满了人，还有数百人站在悼念厅的外边。黄乾14岁的儿子东东致悼词，他一句一顿流着泪诉说对父亲的爱戴和思念。我第一次见东东，他高出同龄人的个头，沉着稳重的神态，让我想到了“青出于蓝胜于蓝”这句话。他还是个中学生，在南方某城市读书。 操办完黄乾的丧事，黄文超让我担任市场部经理，原来的市场部经理调任招商部，不久就离职了，招商工作也由市场部负责。 我离开车城三年，再回来已经大变样。百分之八十的展厅、展场都租出去了，车城卖轿车的区域已经饱和，喷泉池挖掉了，改建成微型卡车展场，池边的花坛建成了品牌车专卖店。只有重卡区还有空闲的展厅、展场，靠近西门（车城后门）两万二千平方米还未开发利用。 车城上年度毛收入二千来万元，刚够车城的运营成本。给投资户退还投资款主要靠现代店的盈利和黄乾在外边筹集资金。我问投资部小刘，“给投资户应退还的投资款所剩有没有一千万？”刘女士瞪大眼睛看着我，说，“妈呀，你咋知道的？再剩九百九十多万元。”我说，“离开车城时我算过帐，车城总投资二亿二千来万，债务二亿过一点，虽然现代店的收益连年递增，最多也只能给投资户退还到这个程度。”黄文超和我分析车城的现状及发展前景，他说，“黄乾娃可怜啊，死后我找到他的4张银行卡，总共才有8万元。负责给车城收外债的人说黄乾借给别人的钱有几百万，但都没有写借条，是君子借款，现在不好收了，只有一个人说黄乾借给他300万，但还不起。黄乾心大，想得远，总想引进最先进最高档的汽车，一般品牌不让进来，这样不行。在我有生之年，必须把车城的债务还清，不能留给下一代。从现在开始，不论什么品牌，哪怕就像卖菜一样，只要把展厅、展场租出去变成钱就行。到年底还有六个月，毛利润你给我必须收到三千万。”我说，“我努力吧。” 2010年，小轿车已经卖的很火了，特别是国产品牌的奇瑞、吉利系列价廉物美，很受一般家庭欢迎。10万元左右的中外合资车也很畅销，想进来的商户很多。重卡、轻卡的销售相对差一点。我就把六个钢瓦大棚约三万平方米的重型卡车展厅当做轿车展厅大胆招租轿车入驻，允许他们改造展厅结构。又把靠近“汽车博览中心”、“名车展览馆”附近的绿化带铲除，改成轿车展场，搭上塑料棚招租。八月份，黄文超说有商户写匿名信投诉原来的市场部在给商户划分场地时收好处费，多划场地，让我复核部分已出租展厅、展场，并许诺，复核多出来的面积收益按百分之五给我奖励。我让市场部小夏请来专业测量人员带上仪器，我和大家冒着炎热连续测量一个星期，复核多出来的面积年收入一百零五万元。按黄文超的许诺应该给我奖励5万元。我让他兑现承诺，他说，当下没钱，等到年底再说。我说，“老首长，我体谅你的难处，但不能冷落了市场管理员的积极性。你给我一万元就行了。”我从财务部领到钱后，给市场部管理员连同清洁工队长九个人每人分一千元，剩下一千元市场部在金桥街火锅店吃了一顿饭。我和二手车管理员在一起办公，中秋节商户给我送的月饼、茶叶，我让把茶叶分放在市场部的两个办公室招待客人，把月饼分给管理员带回家。一个姓陶的经销商老板悄悄给我衣兜里塞了二千元，我当着二手车管理员的面让他拿走，问他有什么需求，并按他的要求，把他一段歪曲的店面重新划直，此事传开后，有的商户说，“这回车城来了一个真共产党。”大家的工作热情非常高，大小事情都抢着干。年终一核算，当年毛收入三千六百多万。市场部被评为先进单位，奖金二千元，又是平均分配，人人有份。我被调回办公楼，仍旧在我原来的办公室办公。黄文超让综合办公室给我制作了“盛乾嵘汽车城常务副总裁的名片”，同时兼任市场部经理。让我负责筹备年终总结工作。按惯例总结大会在汽车商务酒店9楼大会议室举行，车城员工和一百多家商户的老板都参加。总结会邀请了市政府易副秘书长和辖区派出所所长、教导员。在车城因非法集资遭遇困境的时候，易副秘书长是唯一冒着被投资户围攻的危险两次来车城了解情况的。他作风朴实，不尚空谈，和我说得来。车城创建初期，常有不法分子夜间挖墙来盗窃汽车电瓶、轮胎，派出所为车城保驾护航做了很多工作。黄乾不会忘记帮助过他的每一个人。我感冒未好，代表车城董事会作总结报告，声音有点沙哑，讲到最后我按耐不住地脱稿讲起了黄乾，讲得台下有轻轻的抽泣声。我走下讲台时会场爆发长时间掌声，后排的人站起来鼓掌，我经过黄文超的秘书小李身边，她两手伸出大拇指对我说，“讲的太好了，黄乾真伟大！”我去卫生间方便，黄文超不顾副秘书长正在讲话，跟到卫生间对我说，“梁斌，你今天发挥的太好了。”给“先进汽车经销商”颁发奖牌时，一个年轻老板竟然把奖牌举过头顶大声喊，“黄乾，我们忘不了你！”车城员工和商户凝聚成了一个同心同德、生死与共的团体，共同建设车城。 第二年春天，孙军武副总引来一家大公司，建议把西门未开发的二万二千平方米土地出租给这家公司，我征得黄文超的同意，以每平方米每月17元的价格与他们签订合同，允许他们自建展厅、展馆，并给他们2个月免费建设期。至此车城大块的场地已出租完，但每年的收益率不高，车城的债务仍然压的人喘不过气。 一天中午来了一瘦三胖四个五十多岁的男子，我看他们来者不善，就叫保安队长上来站在黄文超办公室门口，保安队长二十多岁，长相高大魁伟，我把他叫《水浒传》里的“蒋门神”。我领着四个人进到黄文超办公室，给他们让座泡茶。其中一个胖子介绍说他们是西大街回民巷的回民，某银行把车城欠他们行的六千万元贷款委托他们四个人来催要，并向黄文超递上银行给他们的委托书。儿子尸骨未寒，讨账者一茬接一茬，黄文超实在忍不住了，终于爆发出来，他把胖子递给他的委托书扔在地上，说，“我不认得你们，你们他妈的给我滚出去！”胖子忽地站起来，用手指着黄文超，说，“你竟敢骂人。”保安队长闻声走进来，对胖子说，“有话好好说。”我从地上捡起委托书，对他们四人说，“你们都是老同志了，咋不想想，就凭这么一张委托书来帮银行要钱，可能吗？至少也应让银行来人介绍一下情况吧？”他们看看黄文超恼怒的样子，知道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就不高兴地走了。黄文超控制不住地流泪说，“黄乾建这个车城，给古城人民办了一件好事，给我们家带来了一场灾难。梁斌呀，我都想跳楼。”黄乾去世快一年了，我第一次看见老首长流泪。我劝慰他，“老首长，你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车城租用的这500地在，我们就不怕，困难总会过去的。”老首长不住地用纸巾擦泪。我想就让泪水冲刷一下他内心的悲痛和委屈吧，他太累太苦了。第二天，黄文超带着杨宏远和市场部经理去新疆某公司在古城市东郊新建的汽车城参观，当他们说是从盛乾嵘车城参观完来这里的，人家一个领导很直接地说，“盛乾嵘车城那帮人根本不懂企业管理，我们出租的展场每月每平方米40块钱，听说他们才几块钱，企业运营成本都不够，不亏才怪呢。”回来后黄文超和我仔细一算账，车城的运营成本6.6元，而车城前期入住的商户才交租金1.23至2.5元，黄乾只做了“先放开求发展”，还未来得及“后管理再规范”就走了。规范的工作不能再拖。一只脚迈进古稀之年的黄文超不改他学而不厌，苦心钻研的作风，买来几本书研究起法律来，准备和前期入住车城的商户修改合同。这个时期新车卖的正火，我大着胆子问特丰4s的销售经理，“你们店上个月能不能卖一千辆轿车？”他看看左右无人，悄悄对我说，“一千零六辆”。那时一辆国产车平均利润在三千元左右，这一个店每个月赚多少啊！难怪有的人说“在车城卖车就像用簸箕揽钱一样。”我想修改合同提高租金不会有太多阻力。果然，经过和前期入住商户几轮谈判，达成协议，租金最低不得低于8.5元。车城的收益一下子增长了四分之一。
买车的人越来越多，车城内13米宽的三环道路每天拥堵，我从上午十时至下午三时组织保安队和市场部疏导交通。车城进入发展快车道，入驻的大小汽车经销公司218家，经营的汽车品牌80多种，车型300多款，就业6000多人，给国家年缴纳税收6个多亿。黄文超从丧子之痛中缓过劲来，展现出他的大手笔，对车城进行新一轮改造：先电力增容，解决能源供应，满足发展需求；改善市场布局，把位于市场中心的车管所、检测站迁移到西门口去，腾出约三万平方米改建轿车展厅、展场；聘请正规的物业公司进住车城为商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聘请知名常年法律顾问为商户提供法律咨询。
检测站搬迁后往出承包经营，有四个老板想承包，最高的愿出年承包费240万元，黄文超想让出资220万元、40多岁的章某承包。我提醒他，说我和章某去车管所办事，路上听章某打电话有经济纠纷，要他慎重考虑。他说章某在汉中有投资6000千万的发电站，不会有风险。章某知道我的态度后，给黄文超买了一个1.2万元的鱼缸。开始他把黄文超叫老哥，后来叫大叔，再后来叫干爸。检测站承包到手后，章某说他没有周转资金，又向他干爸借了380万。过了一个多月，章某在别处的案子被告发，公安机关以诈骗罪逮捕了他，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章某留下一张字条：“把检测站交回车城管理经营。”我抱怨老首长，“别人几句奉承话就把你收买了。”
黄文超被邀请参加“亚洲博鳌论坛”（黄乾参加过一次）。别看他年龄大，思想观念可不落后，爱学习，能与时俱进，又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在论坛上的发言，赢得与会者的赞扬，推选他当上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促进会副会长”。从博鳌论坛回来后，他雄心勃勃，壮心不已，要在地级市新建五个韩国现代车4s店，我坚决反对。我对他说，“老首长，你毕竟七十岁了，不要再给自己套加锁了。把4S店建得那么远，鞭长莫及，管理跟不上，弄不好会亏损。”争论的结果是，他说先在陕北建一个，让我去当店长。我说不去。他说每月给你一万元工资，我说那地方冬天太冷，两万我也不去。结果陕北建的现代车4s店干了三年多，以亏损1000多万元收场。
召开公司领导会议宣布完在陕北新建韩国现代4S店的决定后，黄文超讲评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说着说着就又批评我不应该去参加“新点子策划公司”老板侄娃子的婚礼。这事不知道他都讲过多少次了还讲，我生气了，当即站起来说，“公司领导都在，我能力有限，精力不济，正式申请辞职。”与会者一下子都愣住了，好一会没人说话。刘副总说，“老梁啊，你有缺点，但还没到辞职的程度。”孙副总说，“老梁，你怎么耍起小孩子脾气来了。”黄文超没有说话，而是宣布休会。 两天时间我和老首长碰面不说话，第三天下午他打电话叫我，我到他办公室，两个人开始对视着，好一会不自然地都笑了。黄文超说：“黄乾给我托梦都说让你管理车城他放心。”我没有回应。他又生气了，“梁斌，我批评你，你都接受不了，车城还有谁能管你？”我说，“我在你跟前永远都是新兵，但毕竟我是六十岁的人了，你不分场活，不管人多人少把我训一顿，一点面子都不留。我知道你在怀疑‘新点子’公司老板给我贿赂了。”他断然否定，说，“我根本没怀疑过你，只是觉得你不应该去。他们策划公司给我们策划的‘十.一购车节’我很不满意。”然后我两闲聊了一个下午，从部队分别后这是聊得最多最长的一次。1972年冬天，我入伍到了甘肃古浪县，被分在独立师步兵某团五连。新兵训练一个多月就开始战备施工了，任务是人工在石山上挖掘战备坑道。 我当兵体检时只是三类身体。我们公社（现在的乡）只接33个新兵，一类身体就有70多人，我自然被淘汰。因为家贫，我13岁就跟大哥学木匠，征兵时我以生产大队木工组成员的身份正在县2号信箱给抗美援越战场做运送导火索的木箱，一个月挣一百四、五十块，县委书记的月薪才六十块钱。新兵换衣服的前一天傍晚，我用自行车带着一袋面粉去2号信箱，刚出村就被大队党支部书记、民兵连长和接兵的刘上士挡住了。书记问我想不想当兵？我说，“当然想。”书记说，“三队的章某政审不合格，要换一个人。”我说，“我身体不合格呀。”刘上士说，“部队首长让我多接几个高中生，你们公社33个兵里面只有一个高中生，所以你就走吧。”就这样我到了部队。 由于小时候营养不良，我走路多一点就腿疼，人工挖掘坑道活太重太累，一百多斤重的石块，用脊背往坑道里背，我腿疼得受不了。部队复查新兵，有问题者三个月内可以退回地方政府，我就找到连长说我是顶替别人来的，要求把我退回去。连长说，“小老乡，咱连九十七名新兵（‘9.13’事件后部队扩编），五个高中生，你是最强的，有前途呢。你写个申请，到炊事班去。”我还没来得及写申请，黄文超股长到我们连来给机关挑兵，连长推荐了我，黄文超听说我是高中生，还会木工活，就把我调到他直接管辖的团后勤处装备股军械修理所当木工。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春夏交替是我腿疼病最容易发作的时间。黄文超的荨麻疹也复发较重，我们两一起到凉州陆军十院住院治病。入院的第二天，新华社记者杨俊文到该院采写药剂师蒲大才尝遍百草药研制专治关节痛“祖师麻”膏药的先进事迹。杨俊文1969年从北大毕业后曾在部队的安西农场接受军训一年，他们的军训连长是黄文超。黄文超是个爱才的人，他对杨俊文多有偏爱和照顾。杨俊文在十院院子里见到老连长和我散步，很是高兴和激动，让医院把黄文超转到高干病房去了。他又让蒲大才亲自给我治疗腿疼。蒲大才给我只用了两贴膏药腿就不疼了，以后再没复发过。可是听医院的人说，他提供给医院的药方制作出来的膏药效果并不理想。医院党委认为他知识私有，无产阶级思想觉悟不高，入伍十几年了还是个药剂师。 修理所是个战时编制，我的职责是给摔坏的步枪换现成的枪托。战士摔坏枪托是要受处分的，所以三年多我没换过一支枪托。除了黄文超下连队蹲点带着我，我整日没事干，就给修枪修炮修车的战友当下手，落得个工作不分份内份外主动干的好影响。黄文超就鼓励我写入党申请书，这是我最为迫切的心事。 那时部队吃的白面叫85粉，也叫标准粉，每月还有30%的粗粮。黄文超通过熟人从古浪粮站买了一袋80粉，也叫富强粉。我说，“你一直和我们在机关食堂就餐，都舍不得在家吃一顿饭，把白米细面都留给簧乾他们母子吃。”黄文超说，“那时的面粉虽然黑一点，但没有添加剂，能吃出麦香味。”那时没电视，文化生活缺乏，黄文超几乎每天晚上到修理所来和我们打扑克。我对他说，“那时在部队打扑克，我输了钻桌子，你输了我用纸条给你脸上贴胡子，你耍赖，刚贴上就弄掉。” 黄文超说，“修理所的木工能提干部，这在全军都是稀罕事。梁斌还是有志气。你咋想得起写小说来了？” 我说，“无心插柳吧。我根本就没想过提干，但很渴望入党。你还记得吗，后勤处党支部党员大会上让我谈入党认识，我激动得热泪盈眶，语无伦次。” 黄文超说，“你入不了党就提不了干。” 我在汽车班的宿舍捡到一本散文集《深山明珠》，页面下方写着“兰州军区出版”，内容都是军人写部队或自己家乡的事，我就想，与其无所事事地混日子，还不如学习写文章，既不影响别人，别人也干涉不到，是个自由职业。那时全国只有两种刊物，一本是《解放军文艺》，一本是上海的《朝霞》。《解放军文艺》部队发到排，后勤处有两本，卫生队的战士看的多一些。我就把过去发的《解放军文艺》找来了几本，又从新华书店买了几本《朝霞》看起来。白天有空就睡觉，晚上为了不影响同室战友休息、也为了保密，不让别人说我是个人奋斗的资产阶级思想，就到木工房去看书。木工房是在县上废弃的大会堂一角隔出来的一个小房子里。从初夏看到深冬，夏天小木工房没有顶棚，比较凉快，冬天夜晚零下十七、八度的气温，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我用羊皮大衣把自己裹住，戴上皮帽子，通宵达旦地看书。手和脸都冻烂了。元旦前夕我蓦然产生创作的冲动，从古浪县新华书店买来《怎样使用标点符号》、《怎样纠正错别字》两本书准备开始创作了。我刚进初中校门文化大革命开始，到高中毕业4年只上过一学期文化课，语文主要是学习“红宝书”，基础知识都比较差。我参照《深山明珠》中的文章写我们村秋天收摘柿子的散文，取名《山村火焰》。那晚又停电了，我从司务长那里领来四支红蜡烛，计划每晚点完一根蜡烛就睡觉。开始写作后不知不觉就点完了三根蜡烛。机关的起床号响起，我写完最后一句话。我把写好的稿件从邮局寄给了“兰州军区”，兰州军区司令部值班室转给政治部值班室，政治部值班室又转给文化部。一周后我收到文化部文艺科的来信，说我的文章写得不错，他们准备收编在散文集里出版，让我谈谈自己的创作经验。我患重感冒，趴在床上给文艺科写回信，说我是入伍才两年的新兵，没有创作经验。过了春节不久，文艺科给我寄来五册散文集《春光满路》，内有我写的散文。紧跟着文艺科通过省军区、师、团政治部门通知我去参加兰州军区举办的文学创作学习班。我是学班年龄最小的学员。学习班结束，我写了一篇我们副团长在河西支农的散文《支农新篇》，又被文艺科收编在散文集《白杨战歌》一书中。这时我们团被调防到腾格里沙漠南缘的景泰县一条山继续搞战备施工。我被调到团政治处宣传股当报道员。那两年我的运气特别顺，当报道员三个月，在《人民军队报》刊登了两篇反映部队国防施工的新闻稿。宣传股负责部队教育的干事被抽去支农，我又负责部队教育工作。当时正是批判“四人帮”的四个战役，我写的经验文章又被师里转发。我被任命到三营部当书记员，正排职干部。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春风来到戈壁滩，骆驼草使劲地吐出嫩芽，“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 晚饭后我在团部院子里碰见黄文超，他的荨麻疹又复发了，荨麻疹最怕刮风。他脸部胀胀的，无精打采的样子。他叫我陪他出去转转。团部在一座山丘下边，几排平瓦房分住着司、政、后三大部和团卫生队。干部战士的吃住条件基本上没有差别，一个篮球场从团首长到士兵轮番上场，真正的官兵平等。没有围墙，周围没有村庄和人烟，谈不上出去不出去。据一位放骆驼的老人讲，“旧社会这里一个村子的人得了麻风病，被围起来烧死全埋在这里，每到刮大风的季节，晚上就听见群鬼打架哭嚎。”越是艰苦的地方，人们越容易自觉地平等相处。这就是同甘苦易，共荣辱难吧。 望着无际的沙漠，黄文超说：“我的身体实在不适应这里的气候，听说杨俊文当了大军区新任政委的秘书，我能不能去找他把我调到比较好一点的地方去。” 我说：“能，你应该去找他。”在我的鼓动下，他让汽车班的李五山开着“老解放”，拉了一些报废枪弹去军区上交销毁。他带了一双部队发的羊皮大头棉鞋随车去拜访杨俊文。据五山回来给我说，“杨俊文正在替新任政委写署名文章《把青春献给新的长征》，让我替杨俊文抄写稿件，一万二千多字，把我手指都磨上泡了。他两个整整谝了一晚上。”我说，“谁让你字写得那么好呢。”半个月后，黄文超被调到古城市东郊一家军工厂当军代表，距离他老家只有十几里路。他调走时我正在连队搞教育，没有送老首长。 黄文超说他当兵前的理想是能进古城市拉架子车就满足了，他们村的泥土路坑坑洼洼，拉车子把人颠的难受。他的话让我想起第一次跟黄文超股长去四连搞老兵退伍教育，路过古浪火车站，一个老农民拉着一架子车从铁路边扫的煤灰，正在长长的斜坡上艰难地拐着s往上爬。三九寒天，河道里的风冻得我双手插在裤兜不敢往出拿，黄文超一下子跑上去帮助老人推车，我只好也去帮着推上坡。我说，“那时起我就认定你是一个善良人，是个好领导。”黄文超说记不清了。聊到车城的事情，我抱怨说，“我给你操这么大的心，你就给我那么点工资？”他说，“你要钱干啥？你在藏区几年应该攒下些钱，买断军龄复原拿了二十多万，本来国家不再管你们了，你刚60岁国家又给你们这批人办理了退休。你的退休工资加上车城给你的月薪，比市场部经理还多呢。你老老实实帮我替黄乾还债，等债还完了，有钱我就在车城前广场盖几间房，咱两在那里养老。”我想起簧乾曾给我许诺，“车城情况好了，我送你一辆哈飞汽车。”可是这世上有多少事情能与人们的意愿并轨同行呢？唯一不变的东西是“变”，客观现实的变化，使人一辈子怀揣前途未卜的憧憬或忧愁。我不认可老首长的算法，但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还能怎么样呢？为了改善一下谈话气氛，我故意说，“以后你出差去外地，再不要给我说‘梁斌，我出差，你多操心’了。”黄文超说，“有时候我很嫉妒你，故意打压你一下。”我问为什么？他说，“你在商户中间比我威信高，每次购车节、或商户新车上市搞活动，你不拿稿子讲话，那么多人给你鼓掌。”我说，“我是给车城、给你争面子呀！”他说，“嫉妒是人的天性，要是在政府机关，我非想办法把你挤走不可，你对我威胁太大了。在车城我不怕，我这个董事长位子你拿不去。”我说，“也许我的优点就两个，一个是无嫉妒心，无论谁都有我学习的长处。再一个是容易知足。”他说，“就是的，你总是把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作纵向比较，感觉不错。咋不横向比较，和你身边比你过得好的人比你才有向上的动力。”我说，“也是的，都像我，社会发展的脚步都会慢下来。”对于我说自己没有嫉妒心的话，黄文超肯定认为我是自我标榜，所以我又说，“嫉妒更多的时候伤害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这样坦率、真诚的聊天，只有在同一战壕里摸爬滚打过的战友才会有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