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己祖国和家乡的爱恋，常常会寄托在一些十分平凡的日常事物中，这是很自然的。一位湖南朋友告诉我：他有一位旅居美国三十多年的长沙亲戚，非常想念他从前在长沙雨天穿的高齿木屐，要求我这位朋友千方百计给他寄一双去。旅居日本的广东省中山县的侨胞，常常写信给中山故乡的亲属要求寄点中山特有的食物“咸虾”和“榄豉”。
有一位从伦敦回来的旅英学者同我谈起：一天晚上，他们几家出国多年的华侨在一起聊天，偶然说起豆腐，大家渐渐的由豆腐的营养谈到吃法。来自不同省份的男女侨胞，便都争着描述他们家乡豆腐各种诱人的美味。那位学者说：“这一晚的谈天勾起了大家一种说不出的亲切之情，看来豆腐这种东西是渗合了中国人某些共同的感情因素来做成的。”
夏天，饭桌上放一盘凉拌豆腐会增进你的食欲，而冬天，炉子上炖一锅喷香烫热的“冻豆腐”，你也不会否认它对你的诱惑力。
如果你贪喝两杯，那么豆腐更是你离不开的伙伴儿。
“一斤绍酒。—菜？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
读过鲁迅先生《在酒楼上》的人，都会回味着这句话。其实，油豆腐固然是江南特色，而豆腐干在酒铺里更是普遍的下酒之物。走遍任何一个大小市镇的酒馆子，你都可以得到美味的豆腐干。
豆浆，和我国大部分地区的人们是如此普遍地关联着，早上办公以前，先上豆浆店喝一碗“热浆”是北京机关干部的习惯，因此有人说：“开门七件事”应加上一件重要的第八件：“浆”。豆浆和豆腐，同样是物美价廉的大众化营养食料。
煮好的豆浆变成豆腐，一般是加上一点石膏或盐卤就能使它凝固为豆腐脑（南方称为“豆腐花”）。再把豆腐脑的水分压去，就成为整块的豆腐。在北方，最香嫩的豆腐叫做“南豆腐”，是用大豆放在石磨上磨制的。一般的豆腐则是用榨过油的豆饼做原料。
豆腐要达到滑嫩清香，和水也有很大关系，有经验的人认为，天下泉水出名的地方，往往也出产味美的豆腐。
如果给豆腐的家族编一份家谱，它的支派是可观的：大豆（黄豆、黑豆）是它的祖宗。大豆制成豆浆，产生了豆腐和腐皮（腐皮是豆浆煮热时凝结在上面的表皮，晒干了出售，就是佐餐的美味腐竹）。豆腐经过加工成为豆腐干、千张、油豆腐（也叫做豆腐泡）、酱豆腐、腐乳……单是一种豆腐干，也因地域习惯不同，配料不同，制法不同，就产生出各地区各品种的特殊风味。
全国的豆腐，大约可以有千种以上的制法。
豆腐相传是二千年前汉代的淮南王刘安发明的。刘安是个喜欢讲究神仙道术的贵族，养了许多方士，豆腐的发明是否和方士们研求长生方药有关，还有待于科学史家的考证。但豆腐古代叫做“菽乳”，因为汉以前称豆为菽，可能豆腐流传民间，比刘安的时代还早些。宋、元时代有些地方叫豆腐做“来其”或“黎祁”，陆放翁诗就有“洗釜煮黎祁”那句话，不知现在还有地方保存这一古词否？
因为豆腐是廉价的食物，所以向来不被视为“珍馐”之列。在文字上夸奖豆腐的好处的，有元代的“道园先生”虞集，他写过一篇《豆腐三德赞》。清代袁枚的《随园食谱》用山珍海味给豆腐做配料，则未免把豆腐“贵族化”了！
小时候听长辈谈过清代的学台老师（负责监督一县秀才生员的小官）生活清苦，但秀才们都很怕他。有一位学台老师曾经在门外贴一副对联，给自己开玩笑：“极恶元凶，随棍打板子八百；穷奢极侈，连篮买豆腐三斤。”这副对子恰和传说中某贫士十分豪迈的那两句诗：“大烹豆腐、茄、瓜、菜；高会山妻、儿、女、孙！”同样是以豆腐来表现清苦俭朴的生活的。当然，在旧中国，连豆腐都吃不起的人也还不少。
宋代理学大儒朱熹，是著名的迂夫子。传说他有一天曾把做豆腐用的豆、水及其他原料的分量用秤子称了一下，再把做好的豆腐称过，他发现制成的豆腐比未成品分量重了，讲究“格物”的朱老先生想不出这个原因，就索性从此不吃豆腐。这个笑话也许是编出来挖苦这位历史上著名的道学先生的。
我国大豆产量丰富，是价钱便宜的杂粮，也是营养丰富的食料。科学家告诉我们：一斤干大豆含有六两蛋白质和三两植物油！此外，它也提供了铁质、钙质和乙种维生素，这些都是对人类身体日常必需的营养资料。大豆含有这样多的植物蛋白，对于人们的肌肉、脏腑、神经、血液、内分泌等都有补益。
可是胃和舌头都是不易满足的家伙，它们仍然要求大豆更易消化和更适口些，于是豆腐这一种东西的发明，不能不说是先代人民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
一位朋友是清代著名古文家桐城方望溪先生的后代。谈起豆腐，他就眉飞色舞地把他们桐城特产“娇豆腐”来描述一番，“娇豆腐”又名“水豆腐”，略如北京的“豆腐脑”而香嫩过之。买卖时以铜勺舀取，根本不能成坯，的确当得起一个“娇”字。娇豆腐最简单的吃法，只是用酱油汤烹一下就可以了。在桐城，几乎家家户户都视为助餐的美味。他还记得有人写过几十首《桐城好》词，其中一首就是咏“娇豆腐”的：
桐城好，豆腐十分娇。把足酱油姜汁拌，煎些虾米火锅熬，人喝两三瓢。
朋友讲到这里，我插口说：妙呀，人们都知道文学史上出现过桐城派，却不料豆腐也出现了“桐城派”。但我不明白如此名贵的桐城娇豆腐，是否与淮南王刘安的传统有关系。
在县城里，小巷的秋凉之夜，常有纸做的风灯随着担子摇摇晃晃地自远而近，挑担人用悠远而低沉的调子喊出：“豆——腐”。
作为一个中国人或者一个东方人，这种景色是会勾起你心头的一种特殊滋味的；原因它不单是叫你想到那香滑温清的味道，而更容易使你感觉到所谓“乡土之情”以及生活的多彩。
黄苗子（1913年~2012年1月8日）本名黄祖耀，黄苗子少时就读于香港中华中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到上海，继续从事美术漫画活动，1932年至1938年任上海市政府租界办事处办事员，卫戍司令部中尉书记，上海市公安局科员兼大众出版社《大众画报》《小说半月刊》编辑，文艺活动，1939年至1949年任香港《国民日报》经理，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室总干事、中央秘书处秘书长办公室总干事，书兼广东省银行监察人、中国实业银行董事，中央银行秘书处副处长兼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秘书处处长、中央信托局秘书处处长。
1950年后，定居北京。1949年后先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后任政务院秘书厅秘书，《新民报》总管理处副总经理，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中国书协常务理事，中国美协理事，民革中央监察委会常委。
20世纪80年代后，黄苗子曾任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等。1992年以后，曾任澳大利亚昆士兰洲的格里菲斯（Griffith s Univ.）大学客座教授、名誉教授等职。是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