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方鸿渐）虽然现在二十七岁，早订过婚，却没有恋爱训练。父亲是前清举人，在本乡江南一个小县里做大绅士。他们那县里人侨居在大都市的，干三种行业的十居其九：打铁，磨豆腐，抬轿子。土产中艺术品以泥娃娃为最出名；年轻人进大学，以学土木工程为最多。铁的硬，豆腐的淡而无味，轿子的容量狭小，还加上泥土气，这算他们的民风。就是发财做官的人，也欠大方。
这县有个姓周的在上海开铁铺子发财，又跟同业的同乡组织一家小银行，名叫“点金银行”，自己荣任经理。他记起衣锦还乡那句成语，有一年乘清明节回县去祭祠扫墓，结识本地人士。方鸿渐的父亲是一乡之望，周经理少不得上门拜访，因此成了朋友，从朋友攀为亲家。
鸿渐还在高中读书，随家里作主订了婚。未婚妻并没见面，只瞻仰过一张半身照相，也漠不关心。两年后到北平进大学，第一次经历男女同学的风味。看人家一对对谈情说爱，好不眼红。想起未婚妻高中读了一年书，便不进学校，在家实习家务，等嫁过来做能干媳妇，不由自主地对她厌恨。
这样怨命，怨父亲，发了几天呆，忽然醒悟，壮着胆写信到家里要求解约。他国文曾得老子指授，在中学会考考过第二，所以这信文绉绉，没把之乎者也用错。信上说什么：“迩来触绪善感，欢寡悉殷，怀抱剧有秋气。每揽镜自照，神寒形削，清癯非寿者相。窃恐我躬不阅，周女士或将贻误终身。尚望大人垂体下情，善为解铃，毋小不忍而成终天之恨。”
他自以为这信措词凄婉，打得动铁石心肠。谁知道父亲快信来痛骂一顿：“吾不惜重资，命汝千里负笈，汝埋头攻读之不暇，而有余闲照镜耶？汝非妇人女子，何须置镜？惟梨园子弟，身为丈夫而对镜顾影，为世所贱。吾不图汝甫离膝下，已濡染恶习，可叹可恨！且父母在，不言老，汝不善体高堂念远之情，以死相吓，丧心不孝，于斯而极！当是汝校男女同学，汝睹色起意，见异思迁；汝托词悲秋，吾知汝实为怀春，难逃老夫洞鉴也。若执迷不悔，吾将停止寄款，命汝休学回家，明年与汝弟同时结婚。细思吾言，慎之切切！”
方鸿渐吓矮了半截，想不到老头子这样精明。忙写回信讨饶和解释，说：镜子是同室学生的，他并没有买；这几天吃美国鱼肝油丸、德国维他命片，身体精神好转，脸也丰满起来，只可惜药价太贵，舍不得钱；至于结婚一节，务请到毕业后举行，一来妨碍学业，二来他还不能养家，添他父亲负担，于心不安。
他父亲收到这封信，证明自己的威严远及于几千里外，得意非凡，兴头上汇给儿子一笔钱，让他买补药。方鸿渐从此死心不敢妄想，开始读叔本华，常聪明地对同学们说：“世间哪有恋爱？压根儿是生殖冲动。”
转眼已到大学第四年，只等明年毕业结婚。一天，父亲来封快信，上面说：“顷得汝岳丈电报，骇悉淑英伤寒，为西医所误，遂于本月十三日下午四时长逝，殊堪痛惜。过门在即，好事多磨，皆汝无福所致也。”信后又添几句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使三年前结婚，则此番吾家破费不赀矣。然吾家积德之门，苟婚事早完，淑媳或可脱灾延寿。姻缘前定，勿必过悲。但汝岳父处应去一信唁之。”
鸿渐看了有犯人蒙赦的快活，但对那短命的女孩子，也稍微怜悯。自己既享自由之乐，愿意旁人减去悲哀，于是向未过门丈人处真去了一封慰唁的长信。周经理收到信，觉得这孩子知礼，便分付银行里文书科王主任作复。文书科主任看见原信，向东家大大恭维这位未过门姑爷文理书法都好，并且对死者情词深挚，想见天性极厚，定是个远到之器。
周经理听得开心，叫主任回信说：女儿虽没过门，翁婿名分不改，生平只有一个女儿，本想好好热闹一下，现在把陪嫁办喜事的那笔款子加上方家聘金为女儿做生意所得利息，一共两万块钱，折合外汇一千三百镑，给方鸿渐明年毕业了做留学费。方鸿渐做梦都没想到这样的好运气，对他死去的未婚妻十分感激。
他是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学里从社会学系转哲学系，最后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
方鸿渐到了欧洲，既不钞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第四年春天，他看银行里只剩四百多镑，就计划夏天回国。
方老先生也写信问他是否已得博士学位，何日东归。他回信大发议论，痛骂博士头衔的毫无实际。方老先生大不谓然，可是儿子大了，不敢再把父亲的尊严去威胁他；便信上说，自己深知道头衔无用，决不勉强儿子，但周经理出钱不少，终得对他有个交代。过几天，方鸿渐又收到丈人的信，说什么：“贤婿才高学富，名满五洲，本不须以博士为夸耀。然令尊大人乃前清孝廉公，贤婿似宜举洋进士，庶几克绍箕裘，后来居上，愚亦与有荣焉。”
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
可是现在要弄个学位，无论自己去读或雇枪手代做论文，时间经济都不够。就近汉堡大学的博士学位，算最容易混得了，但也需要六个月。干脆骗家里人说是博士罢，只怕哄父亲和丈人不过；父亲是科举中人，要看“报条”，丈人是商人，要看契据。他想不出办法，准备回家老着脸说没得到学位。
一天，他到柏林图书馆中国书编目室去看一位德国朋友，瞧见地板上一大堆民国初年上海出的期刊，《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大中华》、《妇女杂志》全有。信手翻着一张中英文对照的广告，是美国纽约什么“克莱登法商专门学校函授部”登的，说本校鉴于中国学生有志留学而无机会，特设函授班，将来毕业，给予相当于学士、硕士或博士之证书，章程函索即寄，通讯处纽约第几街几号几之几。
方鸿渐心里一动，想事隔二十多年，这学校不知是否存在，反正去封信问问，不费多少钱。那登广告的人，原是个骗子，因为中国人不来上当，改行不干了，人也早死了。他住的那间公寓房间现在租给一个爱尔兰人，具有爱尔兰人的不负责、爱尔兰人的急智、还有爱尔兰人的穷。相传爱尔人的不动产（Irish fortune）是奶和屁股；这位是个萧伯纳式既高且瘦的男人，那两项财产的分量又得打个折扣。
他当时在信箱里拿到鸿渐来信，以为邮差寄错了，但地址明明是自己的，好奇拆开一看，莫名其妙，想了半天，快活得跳起来。忙向邻室小报记者借个打字机，打了一封回信，说先生既在欧洲大学读书，程度想必高深，无庸再经函授手续，只要寄一万字论文一篇附缴美金五百元，审查及格，立即寄上哲学博士文凭，来信可寄本人，不必写学校名字。署名Patrick Mahoney，后面自赠了四五个博士头衔。
方鸿渐看信纸是普通用的，上面并没刻学校名字，信的内容分明更是骗局，搁下不理。爱尔兰人等急了，又来封信，说如果价钱嫌贵，可以从长商议，本人素爱中国，办教育的人尤其不愿牟利。
方鸿渐盘算一下，想爱尔兰人无疑在捣鬼，自己买张假文凭回去哄人，岂非也成了骗子？可是——记着，方鸿渐进过哲学系的——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
父亲和丈人希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人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上决不开这个学位。
索性把价钱杀得极低，假如爱尔兰人不肯，这事就算吹了，自己也免做骗子。便复信说：至多出一百美金，先寄三十，文凭到手，再寄余款；此间尚有中国同学三十余人，皆愿照此办法向贵校接洽。
爱尔兰人起初不想答应，后来看方鸿渐语气坚决，又就近打听出来美国博士头衔确在中国时髦，渐渐相信欧洲真有三十多条中国糊涂虫，要向他买文凭。他并且探出来做这种买卖的同行很多，例如东方大学、东美合众国大学，联合大学（Intercollegiate University）、真理大学等等，便宜的可以十块美金出买硕士文凭，神玄大学（College of Divine Metaphysics）廉价一起奉送三种博士文凭；这都是堂堂立案注册的学校，自己万万比不上。
于是他抱薄利畅销的宗旨，跟鸿渐生意成交。他收到三十美金，印了四五十张空白文凭，填好一张，寄给鸿渐，附信催他缴款和通知其他学生来接洽。鸿渐回信道，经详细调查，美国并无这个学校，文凭等于废纸，姑念初犯，不予追究，希望悔过自新，汇上十美金聊充改行的本钱，爱尔兰人气得咒骂个不停，喝醉了酒，红着眼要找中国人打架。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
钱锺书（1910—1998），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其父是著名国学家钱基博，在父亲的影响和督导下，自幼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其后就读于苏州桃坞中学和无锡辅仁中学。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与杨绛结婚。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获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副博士学位。
历任西南联合大学、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特邀顾问。
钱锺书学贯中西，对中国的史学、哲学、文学等领域有深入研究，同时不曾间断过对西方新旧文学、哲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并以宏阔的世界性视野和强烈的现代性立场，将全部的人类文化都作为自己的考察对象，创立了打通、参互和比较的独特治学方法，取得显著的学术成就。他的《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等许多著作已成为公认的现代学术经典之作，在国内外学术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1946年写成并发表了长篇小说《围城》，也是钱锺书唯一的长篇小说。书评家夏志清先生认为小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钱锺书在文学，国学，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的成就，推崇者甚至冠以“钱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