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声中的故乡
第1节 生命之初
我生于一九二四年元宵节，在家乡辽宁，这时经常是摄氏零下二、三十甚至四十度的天气。我母亲在怀孕期间生病，所以我是个先天不足的婴儿。出生后体弱多病，快满周岁时，有一天发烧，高烧不退，气若游丝，马上就要断气的样子。我母亲坐在东北引用灶火余温的炕上，抱着我不肯放。
一位来家里过节的亲戚对她说：“这个ㄚ头已经死了，差不多没气了，你抱着她干什么？把她放开吧！”我母亲就是不放，一直哭。那时已过了午夜，我祖母说：“好，叫一个长工，骑马到镇上，找个能骑马的大夫，看能不能救回这ㄚ头的命？”这个长工到了大概是十华里外的镇上，居然找到一位医生，能骑马，也肯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深夜到我们村庄里来。他进了庄院，我这条命就拣回来了。母亲抱着不肯松手的死孩子，变成一个活孩子，一生充满了生命力。
在那个时代，初生婴儿的死亡率据统计是百分之四十左右，我那样的生命很像风中的一盏小油灯，母亲的呵护，还有命中这些“贵人”围成灯罩似地为它挡风，使它不致熄灭。
不久，这位医生又到我们村庄来医病。母亲抱我去看他，说：“这孩子是您救回来的，她爸爸在德国念书，还没有给她取名字，您给她取个名字，纪念这个缘分吧！”这位医生为我取名“邦媛”，在我生命之初，给了我双重的祝福。
我长大后知道此名源出《诗经》〈君子偕老〉：“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前几年有位读者寄给我一页影印自宋朝范成大《明湖文集》的文章，居然有一段：“齐邦媛，贤德女子……。”我竟然与数百年前的贤德女子同名同姓，何等荣幸又惶恐！在新世界的家庭与事业间挣扎奋斗半生的我，时常想起山村故乡的那位医生，真希望他知道，我曾努力，不辜负他在那个女子命如草芥的时代所给我的慷慨祝福。
第2节 铁岭齐家
我的幼年是个无父的世界。两岁时曾惊鸿一瞥看到父亲，风雪夜归，凌晨又重上逃亡之路。隔了一天，我祖母、母亲带着哥哥和我，逃到一个比我们村庄还小的小村子亲戚家躲了一些时日，因为张作霖的军队在搜捕参加郭松龄兵变的齐世英，要把他一家都抓了杀掉。而我在那儿却每到天黑就哭喊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使得她们加倍困苦，又怕连累别人，只好回家，听天由命。
铁岭齐家，在十八世纪初由山西徐沟县（现并入太原市）到奉天（沈阳）任职文官开始到落户，到我父亲是第八代。庄院位在范家屯西边的小西山，距离中东铁路的乱石山站大约五里，家产约有四百晌（东北话读作“天”）田地（一晌约十亩），在当地算是中等大户。
我祖父齐鹏大，共有四兄弟。少年时，他不愿在乡下守着家产做“庄稼人”，跑去读军校，出身保定老速成学堂。之后在张作霖的奉军里由营长作起，又从团长升为旅长，二十多年对张大帅忠心耿耿。我父亲是他的独子，留学德国回家，满脑子救国救民的新思想，竟参加郭松龄反张作霖的革命行动，从天津挥兵出山海关到兵败，只有一个月。
那时我祖父驻防河北保定，并不知情，奉军上下认为张大帅一定会杀我祖父，谁知他居然对部下说，“父一辈，子一辈，不要算那个帐，齐鹏大跟我这么多年，对我没有贰心。他儿子混蛋，留洋念书念胡涂了，但是不要杀他爸爸。”后来我祖父在一次小战役中受了轻伤，染了风寒而死，去世时只有五十岁。
张作霖出身草莽，但是他有那一代草莽英雄的豪壮与义气，不与日人妥协，在皇姑屯火车上被日人埋伏炸死，结束了传奇式的军阀时代，留下东北那么大的局面；其子张学良继承名号、权势及财富，但是没有智慧和尊严，东北自主强盛的希望也永未实现。
我的祖母张从周是满族人，十八岁由邻村嫁来齐家，生了一子两女，祖父从军之初她随夫驻防各地，后来因为家产需人照料而回乡定居。祖父母的庄院是祖母独自撑持的家，由她与我母亲，这两个长年守望的寂寞女人，带着三个幼儿、二十多个长工，春耕秋收过日子。我跟着哥哥满山遍野地跑，去拔小西山的棒槌草、后院的小黄瓜、黑浆果……，冬天到结冰的小河上打滑溜，至今印象清晰。
祖母是位雍容大度、温和仁厚的人，对我母亲——她独生子的媳妇，充满了同情与怜惜。但是在那个时代，她也是由媳妇熬成婆的，她知道哪些规矩不能改变，所以虽然她对媳妇好，绝不找麻烦，对她说话声音也很柔和，但规矩还是规矩，虽然家里有许多长工与佣人，但公婆吃饭时，媳妇必须在旁垂手侍立，这是“有地位人家”的样子。祖母对我最为怜惜，命也是她救的，后来我到北平西山疗养院，害她流了许多眼泪，至今我仍愧疚地记得。
爷爷回家是件大事，那年代官威很大，门口站着四个盒子炮（卫兵）。衣食讲究很多，稍不合他标准就发脾气，全家都似屏息活着，直到他返防驻地才敢喘气。我父亲说祖父也颇有新思想，但太权威，没有人敢和他辩论。我出生不久，爷爷由驻防地回家，看了一眼炕上的棉被包着个小婴儿，他威风凛凛地在大厅上坐下说，“把那个猫崽子ㄚ头给我拿来看看！”
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个不必“抱”的不足五斤重的婴儿竟激发了他强烈的保护天性，他下令“谁也不许欺负我这个孙女！”（尤其是我哥哥，他那壮硕的长孙）那虽是个重男轻女的时代，齐家人口少，每个孩子都宝贵，这道军令使我在家中地位大增。
祖父在军中，四十“寿诞”的礼物是一个二十岁娇弱清秀的侍妾。他移防或者去打仗的时候就把她送回老家。不久，她染肺病死，我祖母很照顾她，把她新生的男孩（取名齐世豪）带大，这个小叔叔和我同年，常常一起玩，经常受我哥哥和堂哥们的戏弄。小叔在我祖母呵护中长大，华北沦入日军手中后，他高中毕业被征参军，有一天穿着日军制服在一个乡镇巷内，被中国的反日地下工作者由背后枪杀。
祖母寂寞抑郁一生，独子十三岁即离家去沈阳、天津、日本、德国读书，只有暑假回来，留学回来又参加革命，从此亡命天涯，一生分离直到她去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她带两个姑姑和小叔到北平去住。她中年后经常卧病在床。我两位姑姑出嫁后原来很好，大姑姑（大排行称“四姑”）齐镜寰，曾随夫石志洪去日本留学，有智慧亦有胆识。
一九三三年后，我父亲回北方组织领导地下抗日工作那几年，一直到抗战胜利之前，她曾多次在北平火车站等地掩护地下工作者出入山海关；每次接送人都说是她的表弟，车站的人熟了，曾问她：“你怎么那么多表弟？”其实心中大约也明白，大家都恨日本人，没有人点破，而且她常常抱着小孩子，逢年过节不露痕迹地送礼。在台湾还有几位“表弟”记得她，非常钦佩感念大姑姑。
抗日战起，两位姑父因曾参加抗日工作，不能留在沦陷区，都与我家一起去大后方，先后病死重庆，两位姑姑带着七个孩子留在北平，与我祖母同住，尽了一切孝道。祖母因癌症逝世时，只有六十四岁。那是抗战的第一年，我们在南京沦陷前二十天逃到汉口，稍作喘息，又奔往湖南湘乡，住了半年，又千辛万苦地由湘黔公路跋涉数千里到了四川，之后在重庆才辗转得知，那时祖母已去世一年了。我父亲终生深感歉憾。
3、牧草中的哭声
我外祖父裴信丞是汉人，外祖母是蒙古人，住在距我家二十里外的小镇新台子。外祖父是位富绅，家里开了磨坊，田产很多。一九〇四年，他陪一位县督学蒋先生到'范家屯小学'视察，对小西山村来的齐氏兄弟齐世长（世英的二堂哥）和齐世英印象深刻：两人立志升学，长大了要报效国家。
那天，在修身（公民）课上，他们听见身量瘦小的齐世英问老师，为什么日本人和俄国人（日俄战争，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在我的家乡打仗？他小时上私塾时，看到南山头的炮战，俄国人跑了，日本人得胜，停战之前日军曾在我家庄院驻留一两个月，直到我祖父派人回来。
几年后，裴家与蒋家托地方上体面人士来提亲；蒋督学的女儿和我二伯父同岁，裴家小姐毓贞与我父亲同龄，在容貌上可说都是俊男美女，家世亦门当户对，双方家长同意就订了婚。那时我父亲与二伯父已去沈阳念中学，没有表示意见的机会。暑假中，我父随家中长辈到新台子镇去，说想看看裴家庄院种的东北稀有的葡萄树，就看到我十四岁的母亲。她对那见过一面的未婚夫印象不错，觉得比嫁给乡下丈夫好太多了，大约有一些美梦，想的只有美好的一面，从此对外面世界也有相当憧憬。
我父亲自幼年受二伯父的影响最大。二伯父比他大四岁，充满了新思想。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沈阳，他就剪了辫子，九岁的弟弟很羡慕，也自己剪了辫子。他跟着哥哥去总督府前参加请愿开国会，跪了好几个钟头。初中的时候，因为不满学校的课程，两兄弟私自到天津考上英国教会办的新学书院，之后又赴日求学。我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官费，进东京一高，一年后分发到金泽第四高等学校。
就在十九岁那年暑假，家中召他回去娶媳妇——祖母生病，家中需人持家。父亲不肯回去，祖父请一位堂叔专程去日本说服他回家，或者是把他捉回家。我父亲一直到老了还跟我们讲，那时若要他结婚，他有几个条件，第一，不要跪拜、不穿红衣、脸不盖红布，他要骑马，不坐轿。第二，他要把娶了的媳妇带到外国，跟他一起读书。如果答应，他就回来；如果不答应，他就不回来，家里都答应了。等他回家，除了让他骑马之外，其他全按老传统办。他一个月后就又去日本。
我母亲十九岁嫁到齐家之后，十年间没有离开过那座庄院有形和无形的门。我父亲是独子，传统中所有媳妇该做的事她都得做；稍有空暇就得裁制衣服、纳鞋底、绣鞋面，最舒心的是绣枕头，自己画花样。她没有朋友，没有所谓社交，每年能回两次二十里路外的娘家已感天恩浩荡了。
在我记忆中，在家乡的母亲，不是垂手站在桌边伺候祖父母吃饭，就是在牧草中哭着。十年间，我父亲曾在暑假回去过四、五次，最多住两、三个月。有一年，我母亲怀孕很想吃樱桃，那时樱桃只在每年七、八月收成一次，在乡下就有挑担子的小贩，从镇上到各乡村兜售。有一天小贩来到村子口，我那二十一岁的父亲就跑到村口去买，没袋子装，就用长袍的大襟兜着樱桃回来。那一兜樱桃，从村口走到庄院，九年中支撑她许多孤寂的岁月。
这一年，他从日本回家过暑假，说毓贞这名字俗气，为她改名为纯一。
后来，他从日本直接去了德国，平安家书和照片都是寄给祖父母的，开端写着'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信尾题我母亲的名字，'同此问好'。那时大约不好意思或不敢写所谓情书私信给妻子，两个同龄的人在成长过程走着全然不同的路。
女子留在家乡，庄院屋子里是忙不完的家务；灶边烹煮三餐，过年前擦亮上供的器皿，不断的节庆准备，洗不尽的锅、碗，扫不完的塞外风沙……。到了十月，看着长工将大白菜、萝卜放进地窖，一年又将尽。
而那十九岁男子，在广大的世界，纵情于书籍、思想，参与青年人的社会、活动……，两个人的路越走越远，她已无从想象他遨游的天空如何宽广深远，两人即使要倾诉情愫，已无共同语言诉说天渊之别的人生经验。
支持着母亲在孤独等待中活下去的，主要的力量当然是哥哥和我的诞生。好似留下信物或者替身，父亲每年暑假回家，第二年春天我哥哥振一出生，再两年春天生我，三年后我的弟弟振道出生。在人丁稀少的齐家，我们的出生有太大的重要和意义。但是在那个年代，医药落后，幼儿的死亡率很高，我弟弟三岁那年在室内跑跳，双手按上了火炉，带去沈阳治烫伤，住在姑姑家被表妹传染了脑膜炎，十四天后就死了。
我母亲完全不能接受幼子突然死亡的事实，哭泣自责，渐渐陷入精神恍惚的状态。在传统社会，一个年轻媳妇'没事'就哭，是很不吉祥的事，她只有趁黄昏伺候了晚饭后，在夕阳余光中躲到牧草丛中哭泣。后院空地上长满了一人高的牧草，从春天雪融时的嫩绿到降雪时的苍茫，庇护着她压抑的哭声。雪融之后，她还带着我去一里路外的祖坟，仆倒在我弟弟那小小的新坟上痛哭。
我记得祖坟四周种了松树，在初春的风中猛烈地摇撼，沿着老坟周围则开满了粉红色的花，在我母亲哀切幽咽的哭声中，我就去摘一大把花带回家，祖母说是芍药花。我长大后每次见到芍药花，总似听到母亲那哀伤压抑的哭声。它那大片的、有些透明，看似脆弱的花瓣，有一种高贵的娇美，与旁边的各种野花都不一样；它在我日后的一生中，代表人生许多蔓延的、永不凋谢的，美与悲伤的意象，尤其是以前那些世代女人的痛苦。
母亲从祖坟回家后，常呆呆地坐在炕沿，双眼茫然看着窗外，连祖母喊她有时都听不见。每年清明上坟之后，大地解冻，生出许多蕨草，有一种名叫'曲末菜'，苦涩鲜嫩，村中女子都去小河对岸荒地挖曲末菜，我当然高兴跟着。到了荒地，看一阵阵人字形的雁群由南方飞回，雁声凄楚。母亲常常站起来，痴望许久，等人都走光了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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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邦媛（1924年2月19日—2024年3月28日）1924年2月19日，齐邦媛生于辽宁铁岭，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1947年到台湾，1968年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研究，1969年出任中兴大学新成立之外文系系主任，1988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迄今。曾任美国圣玛丽学院、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访问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教学、著作，论述严谨；编选、翻译、出版文学评论多种，对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卓有贡献。
历时四年，齐邦媛在其80岁时写作完成《巨流河》，其以缜密通透的笔力，从大陆巨流河写到台湾哑口海，以一个奇女子的际遇见证了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大时代的变迁。本书有两条主线：一是借着父亲齐世英的经历，串联起一代铮铮铁汉们在侵略者炮火下头可抛、血可洒的气概与尊严；一是从自己诞生、童年写起，战火中逃离至重庆，八年间受南开中学与武汉大学教育，受业于名师，得文学启蒙，大学毕业后落脚台湾展开学术事业，成为台湾文学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