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篇散文最早发表于1980年《散文》杂志，198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将文章选入小学语文教材，但既未征得作者同意，又不署名，也未付酬，文章亦被删改得面目全非。
作者李天芳多次向出版社去信讨要稿酬未果，最终将人民教育出版社告上法庭。1999年8月5日二审判决：人教社赔偿作者稿费、名誉和经济损失共计6万余元。而此前的1998年春，人民教育出版社已将李天芳《打碗碗花》从小学语文教材中删去，不再使用。
20年后，这篇小学课文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2018年，沪教版小学二年级语文课文选入《打碗碗花》，但原文中的“外婆”全部被改成了“姥姥”。上海市教委的答复是“姥姥”是普通话语词汇，而“外婆、外公”属于方言。而上海教育出版社则发布声明称，把“外婆”改成“姥姥”是为了落实该学段识字教学任务的需要。这也引起网友的疯狂吐槽。
本文是编者从《散文》原稿扫描，未作删改，有心人不妨对照比较一下异同。
小的时候，离我家门前不远，有条水渠。这水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都说不清了。只记得顺着水渠走去，穿过一堵破旧的土城墙，就可以望见碧绿的麦田、斑驳的菜地，以及呆呆地卧在那里的村子了。
最使人难忘的是水渠边那块荒地。不知哪个朝代留下的石人石马,怪模怪样地站立在荒地上。因为无法耕种，它便成了小草和野花的世界，也成为附近的孩子们的宝地。在我的记忆中，这宝地上的野花，总是那么灿烂，红、黄、蓝、紫，竞赛似地一茬接一茬，仿佛终年不断——除非小渠结冰了，雪花掩没了大地。
有一次，外婆牵着我从水渠上经过。老远就望见草地上新冒出来的野花开得一片粉白，走到近处，才看清那花儿生得十分异样，粉中透红的花瓣连在一起，形成一个浅浅的小碗，那“碗”底上还滚动着夜里的露珠。多么新奇、多么有趣的花儿!我挣脱外婆的手，蹦跳着去摘那些花。不想外婆却急忙扯住我，连声不迭地说:
“不敢，不敢，那是打碗碗花——”好怪的花名呀，我第一次听到它。“——谁折它，它就叫谁打破饭碗。”
我被唬住了。花里头有好看、不怎样好看的;鲜亮的、不怎样鲜亮的，我可从来没听说有让人专门打破饭碗的。我将信将疑地看着外婆，她脸上的神色是严肃的、郑重其事的，并且絮絮叨叨地说起来，谁家的孩子打破了一只老碗，谁家的孩子打碎了一只花盘，全都因为这打碗碗花——她千叮嘱万叮嘱，让我当心，再也不要碰这打碗碗花了。
又有一次，一伙女孩在草地上耍亲亲家。几个大点的女伴，要我作她们的“娃娃”,着意地打扮我，七手八脚地往我的头上插花。我站在渠边一照，水中间映出满头是花的我——那一色的黄绒绒的小花,蝴蝶似地在我的头发上悠悠颤动。我大约以为那样很美，玩过之后也舍不得取掉，洋洋得意地顶着一头的黄花回家去了。
走进家门，外婆大惊失色。她一边吼喊，一边扭动着小脚朝我跑来:
“天爷爷呀，你不想要头发了，咋敢把这秃子花戴一头……”
待我弄清，这种叫秃子花的花蕊如果落在头发上，头发就要脱落，变成一个秃头的时候，我的惊惧比听到打碗花大过十倍。谁家的姑娘不珍爱自己的头发?何况是我-大人们常常嘲谑地议论我，眼睛如何地小，鼻子如何地塌，脸又如何地象个柿子杷杷。只有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倒是经常惹人夸奖。假若连这头发也脱光了，那我还有什么可宝贵的呢?我急得差点哭出来，外婆一边麻利地拔掉我头上的花，一边把那些花朝树上的喜鹊扔去，咒语般地喃喃说:
“叫喜鹊戴花去，叫喜鹊脱成一个光秃秃去……."
过了一些时候，外祖母的警告和由此产生的不安，逐渐地淡薄起来，而好奇心却强烈地鼓动我，想要看看打碗花究竟怎么个打碗?秃子花究竟怎么个秃头?难道它真会使人手中的碗叭地一声落在地上，打得粉碎吗?难道它真会使人满头黑发一根根地脱掉，变成一个秃和尚吗?
吃饭的时候，我把一束打碗花藏在布衫底下，端起碗，一声不吭地嚼着饭。我紧张极了，真担心手中的碗会像变戏法那样骤然打碎。但一顿饭吃毕，那碗却安然无恙，丝毫也没有要破的意思。我又用同样的办法得知,秃子花也并不伤害人的头发-这个重大的发现，使我小小的心如释重负，我再也不肯听信外婆关于打碗花、秃子花的话了。倘若她再要提起,我便自信不疑地回答:
“打碗花——不打碗,秃子花——不秃头!”但我始终不能明白，人们何以要把这样一些丑恶的名字加给它们。须知那原是一些美丽的、可爱的花朵呀!
我的母亲常常为之叹息，她因为无法照看我，不得不把我丢在乡下，让外祖母作了我童年的启蒙教师，因而把许多诸如打碗花、秃子花之类古老的、带着迷信色彩的观念灌输给我。我被早早地送进了学校。
念书了，自然没有许多功夫再到渠边和宝地上去。随着年龄的增长，关于打碗花、秃子花的事，也像黎明前的星辰，渐渐地隐没了。但有时候，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事，却常常触动儿时的记忆，使它突然蹦出来，变得十分鲜明。
《打碗碗花》王琦（木刻）
有一天，我捧着一本书看，看得入神了，忘记吃饭。母亲走过来，拿过我的书，她瞥见那书皮上的名字，顿时脸色都变了，惊恐万状地说:
“你怎么还读这样的书?”
这是什么样的书，我并不完全清楚。只记得第二天的报纸上，赫然刺目的大字批判这本书和作者，以及别的书和作者。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这样的文字充斥了所有的出版物，让人看后，背透冷汗。
图书馆开始了大检查，凡属这样的书，都捡出来，扔进火堆里去了。母亲千叮嘱万叮嘱，让我当心，再不敢贸贸然地乱读这些书了。她的焦急和不安，一如当年外祖母看见我手摘打碗花、头戴秃子花一样，仿佛这书里每一个字都含着毒汁，一碰它就会使我浑身肿起来。
但是我忘不了那些书，它们是那样吸引我，打动我。尽管大火毁去这些书的大部分，但仍然在青少年中暗暗流传。每当这种时候,不知怎的，我会猛然地想起打碗花、秃子花来。难道这些书籍的命运也和这两种野花是一样的吗?
我因为胡乱地读书，也胡乱地偷偷地写起文章来了。这文章要让真正的作家笑掉牙。就连我自己，每每看见它变成铅字的时候，总是满面羞愧。我们那里写文章的人常常说:别人的婆娘，自己的文章——我可从来没有过这种自豪感。但是在六十年代那场政治风暴中，它却给我带来大祸。我们那个仅有几十人的小天地，因为再没有更多的“文化”，便从我的那点可怜的文章揭开本单位“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我更惊愕地看到，许许多多如庞然大物般的著作家们，因为他们的著作，一个个被削职流放——将饭碗打得粉碎;一个个被剃了脑袋——比秃头更难看的那种半阴半阳的头;更有严重者便进了监狱，丢了性命。
不知怎的，我又一次想起打碗花、秃子花来。难道他们被称之为毒草的著作，真的象人们说的这种野花一样，使它的主人不可避免地要遭此厄运吗?假若这种危难也落在我的头上，难道真是因为我儿时摘了那种危险的花朵吗?
我格外地怀念起已经过世的外祖母来，后悔没有认真地听从她的劝告。我是多么热切地盼望，她能象从前一样，扭动着小脚跑过来，咒语般喃喃着，将眼前一场灾难化为乌有呵!
今天，这一切连同儿时的记忆，又一次变为遥远的事了。
我欣喜若狂地看到，那些被不公正地诬为打碗花、秃子花，而实际是带着露珠的、很美丽的花朵，都得以在祖国的土地上，重新开放，自由开放。生活似乎在提示:真正的美，具有不衰的生命，而不管你曾经把它称作什么。
花儿似乎应该竞相开放，不必再担心人们给它加上什么丑恶的、难听的名称。
培花人似乎应该大胆栽培，不必再担心手中花朵使他们打碎饭碗、秃了头发。
但愿我关于打碗碗花的记忆，永远成为过去!
(原载《散文》1980年第3期)
李天芳 女，生于1941年。1963年大学毕业后，在陕北延安从事教育十二年,又在延安地区编创组工作四年,后调至西安作家协会《延河》编辑部至今。
1964年在《人民文学》发表处女作。1979年以前的作品收为散文集《山连着山》，散文集《延安散记》。前者曾获陕西出版局优秀书籍奖。1979年以后的作品有小说《明净的天空》,《旧景重现》,《未知数》、《我去赴喜宴》、《桃花渡》等,散文《奶娘》、《种一庄太阳花》、《呼唤》、《陕北三月三》、《打碗碗花》等数十篇。其中《打碗碗花》被选入《当代女作家作品选》,并入选多版小学语文教材。《奶娘》获1982年“雨花”文学奖,《陕北三月三》获陕西日报优秀稿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