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男，1968年6月生，湖北荆门人，法学博士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是"华中乡土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经济观察报：2001年您提出了“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现在这个说法非常流行，它是如何被社会接受和认可的？贺雪峰：“稳定器”和“蓄水池”，是2001年我思考“农村在现代化过程中究竟起什么作用”这个问题时提出的说法。后来学界和中央都开始强调“稳定器”和“蓄水池”。这是因为，农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本身就是事实。十八大提四化同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但四化同步是不可能的，农民进城，土地出让，资本接手，大规模农业兴起，这不可持续。如果让大户经营和农业公司经营农业和土地，农民可能10年、20年都无法再收回自己的土地，后果不堪设想。农民和土地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农民进了城，暂时放弃经营土地，短期流转土地，而农民试探进城，并不一定会长期定居，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退回农村，重新拿回土地经营。举个例子，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沿海外向型企业经营困难，农民工大规模失业。一个人失业等于全家挨饿，2100万人失业就是2100万个家庭挨饿，那这个社会还能稳定吗？记得当时我在贵州做调研，我就用这个问题问村里的老农民。他说，“这有什么关系啊？失业之后再回来，无非是家里多双筷子嘛！打工赚钱多的时候，打麻将大一点，不赚钱的时候，打麻将小一点！”。所以，乡村振兴不是将农村建设得比城市更好，而是保留和完善农村基础条件和土地制度优势，使进城失败的农民仍可以返乡。目前，地方政府往往容易把这个战略问题理解为几个简单的战术动作，以为搞个乡村美化工程、发展几个乡村旅游项目，似乎就实现了乡村振兴，这是要不得的。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战略，不能简化为短期的战术，我们要有长期的耐心。经济观察报：国家最近也重新修订和颁布了《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您认为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方向是什么？贺雪峰：我持的观点是，不能把宅基地财产化，也不能把宅基地放进市场交易买卖。农村宅基地是农民用于建造住宅的集体建设用地，它不能自由流通、自由交易。目前，对农村宅基地有很多误会，农村宅基地被寄托了巨大的虚妄的财富想象，好像农村宅基地可以创造出神秘的价值，通过拆农民房子和将农民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就可以获得乡村振兴、农民城市化的无尽资源，这不是普遍的情况。普遍的情况是，宅基地无法直接兑换成农民的收入。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宅基地就是一块荒地，将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即使复垦出来的耕地是肥沃的土地，年产值不超过3000元，年租金也就500元，这显然没有多少含金量。中国绝大多数的宅基地集中在并无区位优势的中西部农村，根本无法变成真金白银。经济观察报：在您看来，乡村的基层干部主体性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贺雪峰：我到农村去调研时发现，基层非常忙。他们在忙什么呢？很多基层干部是忙着处理上级交代的各项指标任务。不仅如此，基层还要留下各种痕迹、材料、表格，这是最忙的事。现在村干部几乎每天都要填报各种不知为何要填的表格，应对各种各样来自上级的检查。取消农业税，资源下乡后，就有了规范下乡、监督下乡。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开始向农村转移资源，资源如何转移，流程如何，效率如何，损耗如何，效果如何等等，就成了问题。为了解决问题，就制定标准，一个标准不够再加一个，结果程序越搞越繁琐。上级不仅要检查监督，还要考评排榜，看你排前三还是后三，得红榜还是黑榜。权力、监控跟着资源走。资源下乡还要经过不同部门，不同部门的不同考核也要对应，上级主管部门越变越多，百分制已经不够了，就搞千分制考核。上级检查时，基层干部得按照上级标准来办。越来越精致的制度，越来越现代的技术，越来越严格的考核，本来是要推动基层工作更加有效，现在却似乎变成基层工作的困扰。国家资源下基层后，基层迎接上级的审查，反而没有时间去了解农民的诉求和需求。当前阶段基层工作繁复不可持续，说明各个层级上收权力到了一个阶段的上限，应当适度解决权力下放的问题。回到前面的讨论，我认为，大规模资源下乡是带动基层权力上收的直接原因。因此，推动权力下放应当从调整资源输入方式入手，比如，增加对基层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以及改变资源下乡监督规则等，强化事后监督，赋予基层一定的资源支配空间。这是一项综合性改革，需要慢慢探索。摘自经济观察报2021年12月31日文章《贺雪峰：进城与返乡，农民应有弹性空间》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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