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那么在乡村基层的实践中，实现这些目标要如何破局，要以谁的力量为核心呢?这正是《乡村纪事·新型集体经济为什么行？》作者希望通过实地调查寻访回答的问题。
沿着这一思路，作者（严海蓉、高明、丁玲等）用数年时间深入乡村，走访调研，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经过梳理和总结，形成了对当前中国乡村新型集体经济实践的基本认识。所谓“新型集体经济”，其关键在于明确，谁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主要力量，谁是乡村社会的主体，如何真正实现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讲述7个真实的乡村故事，作者认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农村振兴发展的内在力量，是重新激活的村集体。乡村要发展，不可能依靠分散的小农户，也不能只依靠某个“能人”和大户，更不能简单等着资本下乡或城市的反哺输血。村民要真正组织起来，在村集体的领导下，以整体的角色投身到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的潮流中去，真正把握住振兴发展的主动性。
一、乡村振兴的龙头
谁是乡村振兴的龙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为缺乏抓手，面对扶贫增收的任务，地方领导往往通过行政命令安排农民的种养项目，结果却往往不如预期。行政命令式的推动往往效果不佳、事与愿违，还可能导致相互的埋怨和腹诽:地方领导责怪村干部落实不积极，村干部则觉得自己要被动承担试错的责任和后果，担心遭到村民埋怨。显然，地方领导做主，却并不承担决策的后果，村干部不能决策，却要承担试错的后果，权责不统一。从权责统一的角度来看，乡村振兴的龙头不应该是地方政府，而应该是村集体。地方政府需要提出地方发展的战略指引，而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方法和决策，需要依靠村集体发挥责任心和能动性。
采掘性农业（或称为掠夺性农业）以资本为主体，服务于单一的利润导向，经济价值的生产排斥了社区、文化、生态等方面价值的生产;农业与当地的社区、文化、生态脱钩，导致乡村的业态与乡村社区、乡村文化不能达成有机的整体性;这样的业态模式，不仅本身缺乏可持续性，更无法带动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是多种价值振兴的统筹协调，包含社区、文化、生态、农民生计等方面，只有村集体能够兼顾多元价值，兼顾短期利益和长期可持续性，所以，乡村发展、乡村振兴的龙头应该是村集体。无论是资本还是政府当龙头，都错置了乡村振兴的主体。
二、新型集体化实践的特点
一）初心推动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实行40多年，现今农村出现分散、分化的局面，把集体当作事业的动力不足，新型集体化实践的初心从哪里来?中国社会主义传统在乡村基层的土壤中依然留存着种子，而新型集体化便是这些种子发芽、开花结果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集体重新被塑造，成为乡村振兴的发动机。发掘由初心推动的新型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提供思路，正是我们调研的问题意识所在。
在我们的调研案例中，这份初心往往由不同的机缘激发但都有一个相同的背景，那就是农村的分散分化。黑龙江新兴村是一个朝鲜族人聚居的村庄，“50后”金正浩在19岁人党时立下决心，要为村庄建设出力。恰巧，他那时看了一部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便立誓也要把家乡建设成美好和谐鲜花盛开的地方。
《鲜花盛开的村庄》拍摄于1970年
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1970年拍摄，金英浩执导，金龙麟、方民主演。影片的主人公是位退伍军人，面对家乡的落后状况，他没有被困难压倒，带领全体村民艰苦奋斗，终于将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建设成为五谷丰登、鲜花盛开的村庄。
时过境迁，20世纪90年代，金正浩去韩国打了七八年工，回来后，村民觉得他为人正直，有技术、有能力，都希望他能留下做书记，不让他再走了。2004年，赴韩国打工开始在新兴村成为热潮，那里的青壮年80%都出国务工，平均年收入有几万元。当时已经是村支书的金正浩并没有因此觉得高枕无忧，反而看到了问题和危机:青壮年外出打导致村里大量土地抛荒，不能外出打工的村民则缺乏致富途径许多村民缺乏大局观，只顾自己家，导致村容不整，年轻人行喝酒、打牌的风气。金正浩忧心村里的土地抛荒，思索着如何带领留守村民改善生活。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金正浩找到了把初心转化为实践的路径他说:“我们的合作社跟其他合作社不同，不是家庭办的，不是为自己利益的，而是以共同致富为目的的。”这样的初心是被村民需要和信任的，也是村民选择的结果。正因为金正浩坚守社会主义初心，眼里看得到留守村民的困难，心里装着村庄发展的大局，他才能思考整体性的问题，探索新型集体化。金正浩和村民这种联系和互动是中国特色农村发展道路在基层的一种体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
二）新的公共性
初心点燃后，如何带动群众呢?当前乡村振兴在实践的方向上应该表现为公共性的增加。在过去70多年的历程中，前30年乡村公共性不断扩大，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即“第一个飞跃”，反而使乡村的公共性缩小了。谈到现在动员农民合作，大坝村的村支书陈大兴说:“难。改革开放多年，村民心散，不理解这些事，以为承包给他的永远是他的。所谓'金不调，银不换’。”这样的局面来自几十年分田到户养成的惯性，那么这些推动集体经济发展的村庄是如何破局、带动群众的呢?答案是推动者们甘当新愚公，创造新的公共性，付出逆市场化的努力。我们调研发现，只有提供新的公共性能量创造“合”的条件，才能带动群众，让村民们逐步脱离“分”的惯性，创造新的集体经济。
(三)可持续的公共性:多数参与，多重价值
对当下集体经济的质疑往往诟病集体经济依靠能人，一旦失去能人，则陷人“人亡政息”的境况。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市场主体都面临着生存问题，而且相对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更难生存，这是普遍情况。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7月，小微企业“存活5年以上的不到7%，存活10年以上的不到2%。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仅3.7年，中小企业平均寿命更是只有2.5年”。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生存艰难不是集体经济本身的问题。
而是所有市场主体面临的问题。不同于一般市场主体往往追利益最大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特殊市场主体，因为其部的非市场性，或许比一般的中小企业更有韧性和可持续性在我们调研的案例中，西藏嘎措乡的集体经济历时最长处最成熟，也最具有韧性和可持续性。20世纪80年代初，西藏进行农村改革后，嘎措是整个自治区唯一留存集体经济的，从80年代至今，嘎措已经经历了7任书记。嘎措的集体经济不依赖某个具体的能人，而是形成了自身的制度特点和优势：第一、以内需为主。嘎措出产的牛羊肉酥油、酸奶等产品大约70%用于内需，并不全盘依赖外部市场，这就增强了其自身的韧性。第二、以按劳分配为主，兼顾劳动均衡，给弱势劳动力以适当的劳动照顾，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第三、实行生态保护型生产，不追求产值最大化，而是追求社会最优化和生态可持续性。虽然不追求产值最大化，但因集体的统筹发展能力远超单打独斗的农牧民，嘎措的人均收入遥遥领先于西藏自治区的一般农牧民收入。这些不同于一般市场主体的措施，使得嘎措的集体经济能够很好地实现多重价值:共同富裕，社区和谐，生态保护，可持续性。
书中新型集体经济乡村有两种类型如下：
一、西藏自治区双湖县嘎措乡，没有中断过人民公社制度，自然环境恶劣，但人均收入远高于西藏自治区各地级行政区农村居民平均水平，在养老保障、医疗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是雪域高原上的红色明珠
二、贵州塘约村、贵州大坝村、湖南土古洞村、云南新歧村、黑龙江新兴村等，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集体经济一度被严重削弱，又都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不约而同重新走上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道路。从中原大地到东北和西南边疆，这几个村的自然地理、产业基础各不相同，但他们共同的经验证明，在巩固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上，重拾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初心，农村集体经济是完全应该办好、完全能够办好的。对于全国所有村庄来说都是可复制、可推广的，让人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光明前景。
土古洞村村景
塘约村名扬天下
贵州大坝村聚人心共建美好家园
云南新歧当地人的美好生活
黑龙江新兴村新貌
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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