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夏天母亲辞世，我随外婆从上河小镇回到下河故乡。一年后，可入学读书了，外婆好开心。她说，以后写信的事就归丫头你啦。
外婆这么说，我内心是欢喜的，感觉自己就要长本事了，连外婆都得依赖我了。可是，我字还认不了几个，哪会写信？外婆给我鼓劲，你好好学，到时候肯定行。那要到什么时候？我既期待、又胆怯。
外婆时常要给外公和舅舅写信，她没有上过学，那高兴劲儿，好像我读书就是为了替她写信来着。
在上河小镇时，我已认得少许字。回到外婆身边后，有一阵子，舅舅专门从外地寄回田字格本，舅舅会在格子纸的第一行写好字样，叮嘱我照着写。记得那次打开本子，里面写着“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的字样。舅舅要求我接着写下去，写满整张纸。
小孩子都贪玩，一时新鲜写过几个字，不想写时外婆并不逼着，断断续续又学了些。等到读完一年级，已经识得不少字。
二年级时，外婆当真要我写信了。我急得抓耳挠腮。外婆安慰我，没事没事，我家丫头能干呢。这样吧，我怎么说，你怎么写。
晚上，外婆早早上床，坐到被窝内，我则搬一张杌子到床边，再搬个爬爬凳，找出一张白纸——外婆的旱烟包装纸。外婆会抽烟，据她讲，做姑娘时就开始了。外婆生得文弱，这样的癖好很令我费解。我小时候常常到巷子口对面的日杂摊，替外婆买烟。旱烟包装是一张正方形白纸，只在纸中央印着硬币大小的一块鲜红商标，白纸的另一面光洁如新，可以再利用。外婆每抽完一包旱烟，都把包装纸收好。
一豆昏黄的煤油灯，外婆一边结网，一边口述，我趴在杌子上记录。写好后，读给外婆听。起初，我闹过几次笑话。给舅舅写信，开头称呼“舅舅”，落款写成外婆的名字。或者，开头直呼舅舅的名字，落款却是我自己。外婆一一纠正过来。外婆还是能认得几个字的，比如她自己的名字，就是她教会我的。“舅”字不会写，只好请教隔壁三灯哥哥。正文完毕，要写上“此致，敬礼”。外婆强调“此致”往后写写，“敬礼”要另转一行。我感到滑稽可笑，怎么妈妈要给儿子敬礼，外婆也说不清，只让我照着写便是。
写信对于一个二年级孩子来说，确是早了点，好在经过几回跌跌爬爬的磨炼，总算能够勉强应付。到了三年级，学校开设作文课，老师从借条、欠条、请假条这些简单基本的写作开始教，我一点就通，不在话下。学生时代，我的作文常被老师选出，作为范文在课堂评讲，想必这与自小替外婆写信是分不开的。
外婆无意间在我心底埋下一颗文字的种子，人到中年后种子竟悄悄破土发芽。长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瑰丽小景，这景致令我心胸豁朗，格局大开，灵魂充实，人生丰盈。
外婆实在节俭，信封都是自制。做信封不难，之前请三灯哥哥帮忙写信时，我在旁边看过几回，早想亲手体验一把。另拿一张旱烟纸，商标朝里折叠剪裁，用面糊糊成长方形口袋，若没有面糊，拈几颗饭米粒摁在叠口处，一样能粘牢。我非常享受做信封的过程，做出的信封周周正正，长宽比例看起来舒服，比三灯哥哥做得还好呢。类似这样的小手工很能锻炼一个孩子，培养孩子细致认真的习惯，甚至还包含一些简单审美。我至今做事不肯马虎，习惯该是从小养成的。
在信封上写好收信人地址和姓名，第二天到巷子口的邮电局，花8分钱买一张邮票贴好，投进邮筒。
曾对邮局门口那个神秘莫测的邮筒产生过好奇。这个直通通肥胖胖的家伙，是如何做到把信件送到舅舅手里的？它牢牢戳在地上，莫非在地底下传递？有地道吗？遇到河流怎么过？我带着许多疑问回家问外婆，外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其实，我之所以这么想也不是完全无厘头。既然一根细线能传话，那么粗壮的邮筒肯定就能传信，不然为何在柜台买邮票贴好后，工作人员不顺手收了信，而要我拿到门口投进邮筒里？小时候，我以为邮筒就是那个神秘装置的端口，在邮筒的底部一定隐藏着一个广阔繁忙的通信世界。无论你想把信寄到哪里，只要写清地址，这个世界都能帮你送达。
于是，我开始琢磨以自己的名义写一封给母亲的信。我给母亲叙述了一个梦境，大意如下：
妈妈，那天晚上我梦见你回来了。奇怪的是，我和爸爸还有哥哥弟弟都穿着厚厚的棉衣。只有你，妈妈，只有你穿着很单薄的夏天的衣裳，我很为你担心。我们一家五个人走在大路上，五个人都笑眯眯的。才走一会儿，你突然指了指左前方的岔道说，我要走了，你们要好好的。接着，我眼睁睁看着你头也不回地去了。妈妈，我想给你寄一张奖状，我已经上三年级了，每学期都被评为“三好生”，这是第五张奖状啦。
糊好信封，提笔准备写下收信人地址时，我愣住了，该往哪里寄？
文章转载自坡子街笔会
排版：李 斌
审稿：朱新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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