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辉||史铁生真的不写父亲吗——对史铁生作品教学中一种误读的辨证

文摘   2024-10-05 22:36   广东  

史铁生真的不写父亲吗?

——对史铁生作品教学中一种误读的辨正

李斌辉

摘要:中小学语文界在史铁生作品教学中存在“史铁生只写母亲不写父亲”的观点,并对“史铁生为何不写父亲”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严重地误读了史铁生及其作品。对此必须进行质疑和辨正,方能正确解读史铁生及其作品,利于史铁生作品教学。同时,由此得出启示:语文教学一定要强化学术性,而不是仅凭教师的“创意”;要正确合理有度地解读课文,而不是片面追求解读的个性化。


著名作家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合欢树》《秋天的怀念》都入选过中小学语文教材。史铁生在这些作品中都是写的母亲,对父亲几乎没有着墨。很多细心的老师发现了这一“特点”,因此在教学中就以“史铁生为何不写父亲”作为一个切入点,引发学生探求原因,解读课文,感受母爱。无疑,创设这样一个问题情境,是有助于提高学生阅读课文的兴趣,也能改善课堂效果。但从学术以及事实的角度来看,“史铁生不写父亲”的观点是否成立,老师们得出的“史铁生为何不写父亲”的原因是否正确合理,值得商榷。

一、关于史铁生的父亲史耀琛

史铁生父亲史耀琛,出生于河北涿州城里一大户人家,所以史铁生有时自称北京人,有时又自称河北涿州人。史家祖上是涿州最富的家族,占了全县近一半的土地。史耀琛的父亲是大地主,三十三岁去世。史耀琛的母亲是涿州一户弹棉花人家的女儿,她为史家生了一女五男,只活下三个儿子,史耀琛是老二。后来,史耀琛母亲带着三个儿子寄居在北京北小街草产胡同39号朋友家的四合院里。

史耀琛先就读于辅仁大学附中和天津水产学校,后考入北京农业大学林学系。他的哥哥,也就是史铁生的大伯父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史耀琛的弟弟,即史铁生的五叔上的是在张家口的军事院校。史耀琛原本想像哥哥一样读清华大学,可惜没考上,这也造成了史铁生后来的“清华情节”。小学毕业,史铁生上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如果没有政治运动,他应是进了清华大学。

史耀琛于1948年在涿州结婚。他的妻子,也就是史铁生的母亲是涿州城外拒马河边张村人,嫁给史耀琛时19岁。她家也是涿州名门望族,二人是门当户对的包办婚姻。史耀琛岳父曾做过国民党涿县党部书记长,抗过日,办过学,解放初期在“镇反”运动中被处决。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史铁生母亲没上成大学,但读了中学。史耀琛母亲就总是夸奖这个媳妇读过书。因爷爷和外公的“成分”问题,史铁生青少年时的“政治地位”并不高,他常因是地主的孙子、“阶级敌人”的外孙而受到歧视。

史耀琛的一生就是为了照料儿子史铁生。1951年史铁生出生,当时史耀琛大学尚未毕业。大学毕业后,史耀琛被分配到林业部工作,继而被下放到了小兴安岭林区,妻子则在北京林学院当会计。“文革”时,史耀琛夫妻和女儿史岚随北京林学院下放到云南,儿子史铁生则插队延安。后来史铁生患病回京,史耀琛从云南回京照顾,从国家林业部转到一个街道工厂“北京鼓楼眼镜厂”工作,工资少了一大截。1975年,史耀琛母亲去世,妻子携女回京,没再返回云南,工资因此被停发,全靠史耀琛一人工资养家。1977年史耀琛妻子去世,照顾儿子的重担完全落在他的身上。1996年11月,史耀琛因心梗去世。史铁生这样写父亲:“他仿佛终于完成了母亲的托付,终于熬过了他不能不熬的痛苦、操劳和孤独,然后急着去找母亲了”。

二、史铁生作品教学中“史铁生不写父亲”的误读

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的史铁生作品,都是散文,且都主要是写母亲和母爱。语文教师在教学中发现了“史铁生只写母亲不写父亲”的“现象”,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多种解读,提出了多种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全国语文名师王君的观点。王君老师执教《秋天的怀念》,以“明明有父亲呀!难道母亲忘记了自己还有丈夫吗?如果这是艺术笔法,史铁生忘记了自己还有父亲吗?”的问题引导学生注意史铁生“不写父亲”的“现象”,并师生探讨原因。在执教完该课后,王君老师发表《史铁生的爸爸去哪儿了?—执教<秋天的怀念>》[1],阐释了自己得出的史铁生作品中“不见(写)父亲”的三种答案。

一是史铁生是向母亲赎罪。史铁生对母亲存在着愧疚,巨大的愧疚导致了巨大的痛苦,他觉得自己对母亲有罪,他必须使出全部的生命能量去赎罪。所以,专一地表达对母亲的爱,把全部的爱倾注在母亲身上,是史铁生自我拯救的方式。他不能容忍有谁瓜分他的情感表达—哪怕是父亲。他用为母亲建立一个绝对的、唯一的情感祭献高地的方法来赎罪。

二是史铁生父母关系不好。史铁生的父亲是好父亲,母亲是好母亲,但他们的夫妻关系不好。母亲是“丧偶式育儿”或者是无觉知的“丧偶式育儿”。甚至连史铁生初瘫痪时,父亲和母亲也没有能够形成合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史铁生写母亲的文字,总感觉父亲似乎蒸发了的原因。王君老师以《秋天的怀念》中母亲“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的话,而不是“全家人在一块儿”的话来佐证。同时,王君老师还以自己的父母为例说明很多夫妻是以“相杀”收场的。

三是史铁生父子关系不好。父亲虽然也尽到了责任,但他的爱,并没有得到史铁生的认同,甚至可能他们父子的关系并不和谐。否则,“作为情感丰富的大作家,不可能避开父爱这个题材。史铁生是故意不写父亲的。他没有办法写—父亲让他不好写,无法写,不能写,不愿意写。

三、对史铁生作品教学中误读“史铁生不写父亲”的辨正

不得不说,王君老师对《秋天的怀念》的解读和教学很有创意,从她发表的文章来看,她自己对此也颇为自信。但如果对史铁生的生平做更多的考察,对他的作品更多地深入阅读,对他人怀念和研究史铁生的文献有一定的涉猎,就可发现,王君老师的这三种答案都是错误的。

首先,史铁生应不应该向父亲赎罪。
如果认为史铁生写母亲不写父亲是因为自己为了向母亲赎罪。那么问题是,史铁生应不应该向父亲赎罪?母亲是为史铁生操劳而去世,那父亲又何尝没为史铁生操劳一生,牺牲一切?史耀琛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抛弃了自己的专业和事业,放下了尊严,用微薄的工资养活一家人,在妻子去世后,又当爹又当妈,既照顾残疾儿子,又养育未成人的女儿,这艰辛,常人是难以体会的。母亲照料瘫痪儿子六年,父亲照顾了二十年。史铁生的终身挚友孙立哲曾在史铁生家住过一年,当时史铁生的母亲已去世。多年后,孙立哲回忆说:“我和铁生住大点儿的一间,他爸爸和他妹妹睡小屋。他爸从此没脱过衣裳睡觉。晚上往那儿一靠,早晨5点多,准点起来买豆浆油条。他长期高血压,手抖,请了长假照顾瘫儿。”[2]史耀琛虽然后于妻子去世,那是因为他必须要“完成妻子的托付”,有时候一个人活着比死去更需要勇气。如果不回答出史铁生为何只向母亲赎罪而不向父亲赎罪,实际上还是不能得到史铁生为何“只写母亲不写父亲”的答案,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同一个问题。至于认为史铁生“不能容忍有谁瓜分他的情感表达—哪怕是父亲”,那更是有把“恋母情结”往史铁生身上套的嫌疑。
其次,史耀琛夫妻感情笃深。

从史铁生的各种作品中,很难发现“父母关系不和”的“证据”。因选入语文教材的史铁生作品没出现父亲,就认为史铁生父母感情不和,这是一种无稽之谈。世上多少作家只写母亲不写父亲,或只写父亲不写母亲,难道他们的父母都感情不和?而从《秋天的怀念》一文中母亲说的一句话:“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没有提到父亲,就认为史耀琛夫妻关系不好,则是对文本的误读,是无中生有的过度解读。这句话实际上表达出的是母亲“知死而不能死”的内心。彼时,史铁生母亲下放云南,单位不准她回来照看孩子,最后她还是回来了,但因此而被停发了工资,全家靠史耀琛的微薄工资度日,而她又患上了严重的肝病。母亲应该知道自己的病情,也知道自己的生命不会长久了。一个可能不久将死去但必须活下去的母亲,面对可以活下去但不愿意活下去的残疾儿子,能说什么呢?当然是“娘儿俩”都必须“好好儿活,好好儿活”。母亲说这话的潜台词实际上是:“儿啊,我可能将不久于人世了,但为了你,我必须好好活,你也要好好活,咱们都要好好活”。文章接下来写母亲终于因病去世,自己才知道母亲早就患上了严重的肝病,很好地印证了这句话的含义。如果按王君老师的理解,那母亲对儿子说的话应是“咱娘儿仨在一块儿”才对。母亲是因为不爱父亲,才只提 “娘儿俩”,但母亲应是爱女儿的,不然也不会临终遗言:“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那么“咱们娘儿俩”是否也说明母亲连女儿都不爱了呢?其实,正是“咱娘儿俩”才写出了母亲当时真正的内心。

实际上史铁生写到过父亲与母亲的关系,最突出的是在散文《老家》一文中。1995年,史铁生在好友张铁良的帮助下,与父亲、大伯和五叔一起回到涿州,这是他第一次回涿州。史铁生“参观”了涿州城里祖上的旧居和张村母亲家荒芜的老房子,还在父亲迎娶母亲的房间长久驻足。2001年3月,他写出回忆这次回家的散文《老家》。文中极具感情地写了父亲对母亲的怀念,父亲寻找母亲坟墓的动人场景。其中对父母的关系,他是这样写的:“如今我常猜想母亲的感情经历。父亲憨厚老实到完全缺乏浪漫,母亲可是天生的多情多梦,她有没有过另外的想法?……随后的若干年中,她对她的爱情是否满意?我所能做的唯一见证是:母亲对父亲的缺乏浪漫常常哭笑不得,甚至叹气连声,但这个男人的诚实、厚道,让她信赖终生。”[3]还有什么比“信赖终生”更可靠的夫妻关系?儿子对父母之间的关系,应该比外人更清楚和可信。

第三,史家并非“丧偶式育儿”。
认为史铁生母亲是“丧偶式育儿”的观点也不成立。在史家,由于史耀琛性格内向,家里确实是由史铁生母亲做主。史铁生出生时,史耀琛还在读大学,后来史耀琛又离开北京下放东北,应该来说史铁生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与母亲相处的时光相对多些。但不能说就是母亲一个人照顾和教育史铁生,父亲史耀琛就是甩手掌柜。实际上史铁生的童年、少年时期与奶奶相处的日子更多,基本上是被奶奶带大的。而在史铁生生病后,照顾史铁生更多的是父亲。史铁生在《我的二十一岁》写道:“父亲搀扶着我第一次走进病房”。史铁生出院后,一位邻居为他设计了轮椅,史铁生的父亲就捧着个图纸,满北京城地跑,希望有人能按照图纸制作一辆轮椅。无数次求索,终于有一家黑白铁加工部答应制作,用材是两个自行车的轮子、两个万向轮和数根废弃的铁窗框子。母亲则为他缝制了柔软舒适的坐垫和靠背垫。在史铁生亲友以及一些曾接待过史铁生的医护人员的回忆文章中,出现最多的还是史耀琛(可参看《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12)。实事求是地讲,史铁生病后,首先是父亲换了工作从云南回京照顾他,母亲因不能请假,只是在云南和北京之间来回奔波。直到奶奶去世后,母亲才返回北京不再去云南。作家王安忆回忆自己去拜访史铁生时,发现史耀琛“更像是史铁生的守卫者一样,那沉默凝重的气质,深深掩埋了他不足为外人道的生命故事。”[4]母亲与父亲都给予了史铁生无私和深沉的爱,母亲与父亲都在照料和护佑着史铁生。我们在解读作品,特别是散文作品时,要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但如果认为自己的经验就是作品或者作家的经验,那实际上是对作家和作品的不尊重。
第四,史耀琛史铁生父子情深。

认为史耀琛对儿子的爱,并没有得到史铁生的认同,他们父子的关系并不太好,这是毫无根据,甚至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认为“作为情感丰富的大作家,不可能避开父爱这个题材”,则是大错特错,没有了基本的常识。难道不写父爱母爱的作家就是与父母关系不好的作家,难道所有的作家都必须写父爱母爱题材?同是选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只写父亲或只写母亲的作品就有《背影》(朱自清)《回忆我的母亲》(朱德)《我的母亲》(胡适)《十六年前的回忆》(李星华)《父爱之舟》(吴冠中)等,难道这些作者都是母(父)子关系不好?而说史铁生是故意不写父亲的,他没有办法写,父亲让他不好写,无法写,不能写,不愿意写,除了是臆测外,就是读史铁生的作品太少了,不能理解史铁生,甚至说连对史铁生基本的了解都没达到。

史铁生父子感情深厚,史铁生最是理解父亲。在怀念史铁生的文集《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中,史铁生的许多好友都写到了他们父子之间沉默而深沉的感情。比如朋友鄂复明记下了史铁生在父亲史耀琛去世后的情形,令人唏嘘。“料理丧事的那两天,亲友们攘来熙往,没有事情需要他来做。他神色木然,只是坐在轮椅上,在各个房间缓缓移动。亲友们能够感受到他那压抑着的巨大的悲痛,但又怕他痛极伤身,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楼上的邻居吴老师,不时地在一旁劝导他。……他终于大哭了一场,……铁生那继续了数十年的哀痛,需要一个宣泄的渠道。”史铁生还曾与鄂复明谈起父亲,说父亲如果不是为照顾自己而改行,应该属于林业部门为数不多的专业人才。“铁生对我讲时,两眼凝视着远方,又像是在喃喃自语。沉默良久,才驱动轮椅返回家中。”[5]这是儿子对父亲的愧疚,是对父亲的理解,是对父亲的感恩。

史铁生在《老家》中写道:“母亲去世时,我坐在轮椅里连一条谋生的路也还没找到,妹妹才十三岁,父亲一个人担起了这个家。二十年,这二十年母亲在天国一定什么都看见了。二十年后一切都好了,那个冬天,一夜之间,父亲就离开了我们。他仿佛终于完成了母亲的托付,终于熬过了他不能不熬的痛苦、操劳和孤独,然后急着去找母亲了……”他还写到:有的人都是一样,从老家久远的历史中抽取一个点,一条线索,作为开端。这开端,就像那绵绵不断的唢呐,难免会引出母亲一样的坎坷与苦难,但必须到达父亲一样的煎熬与责任,这正是命运要你接受的“想念与恐惧” 吧。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们又如何说得出史铁生“不理解不接受父亲”“不愿写父亲”这样的话?从史铁生的人生哲学和宗教观来看,他是“昼信基督夜信佛”。他是博爱的,对万物都充满了爱,何况是生育他、养育他、照顾他,为了他牺牲一切的父亲。他们父子没有表现出相互间的“爱”,一则是性格使然,二则传统的缘故。史耀琛性格内向,史铁生性格沉稳,彼此的爱不会轻易说出。在中国传统社会,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爱往往是沉默的、内隐的。史铁生爱母亲也爱父亲,对父亲的爱更含蓄和隐蔽。

四、史铁生在散文中回忆母亲,在小说中塑造父亲形象

如果全面地阅读史铁生作品,走入史铁生的内心世界,会发现史铁生“不写父亲”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他写母亲也写父亲,只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另一种方式来写父亲。确切地说史铁生是在散文中回忆母亲,在小说中塑造父亲,间接地写父亲。史铁生对母亲的爱是感性的,对父亲的爱则是理性的。

史铁生很少写父亲,这只是史铁生散文在题材方面的一个特点。实际上在一些散文中,史铁生也写了父亲,如前所述《老家》,而且写得深情内敛、动人心魄。在其他一些散文中,他也写到了“父爱”,如《轻轻地来与轻轻地走》就有“门前正在张望他的母亲,埋头于烟斗或报纸的父亲,引出一个家,随后引出一个世界”这样的描述,“家”是母爱和和父爱组成的。

如果把阅读视野扩大到史铁生的小说作品,就会发现在他的很多小说中,都会塑造出一个父亲形象或者类似于父亲的长者形象,这些形象与他的父亲史耀琛多有相似。可以这样说史铁生是通过在小说中塑造父亲形象来表达自己对父亲的爱。

史铁生以塑造父亲形象来表达父爱最典型的是小说《原罪·宿命》。《原罪》中的主人公十叔长期瘫痪在床,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十叔的父亲是个卖豆腐的,他终日磨豆腐挣钱,赚来的钱就是给十叔看病。十叔说“一个人总得信着一个神话,要不他就活不成,他就完了”,这实际上也是在说他的父亲。十叔父亲的全部就是给十叔治病。父亲的存在是为了儿子的存在,父亲的坚强也是为了给儿子树立榜样。而《宿命》中的主人公莫非因意外事故而被“种在了病床上,像一棵‘死不了儿’被种在花盆里那样”。结果,莫父“象个不会说话的瘦高的影子,无声地出去,又无声地回来,买了好多好吃的东西放在桌上;莫非说一声烤白薯,“父亲瘦高的身影却应声蹒跚于雪地上,向那卖烤白薯的炉前去……”莫父对于瘫痪的儿子有求必应,却默不作声。这两篇小说中“十叔”“莫非”不就是史铁生?他们的父亲不就是史耀琛?

在被许子东认为是“最杰出的知青小说”《插队的故事》中则有一个叫“疤子”的父亲形象。“他生来好像只为做两件事,一是受苦,一是抽烟,两件事都做得愉快。疤子一生就是为七个儿子,默默地任劳任怨,为生病的儿子明娃操心操肺。这篇小说中还有一人物“瞎子”,他收养了随随,瞎子为有儿而喜,为儿娶妻而忧,为自己的养子竭尽所能。

在成名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史铁生写了一个“破老汉”。破老汉为了孙女放弃自己和寡妇的爱情,待“我”这个知青如家人,得知“我”生病托人送来粮票,他愧疚耽误了儿子的病以致儿子死了,怕这种不幸再发生在“我”的身上。《命若琴弦》中,师父老瞎子深切明白徒弟小瞎子的心情与处境,给予小瞎子一个“弹断一千二百根琴弦”就能“睁开眼看看”的希望。小说写道:“目的虽是虚设,可非得有不行,不然琴弦怎么拉紧,拉不紧就弹不响。”师父如父,这是一位父亲在为他的孩子点燃希望。

史铁生在其他小说如《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山顶上的传说》等中都塑造了类似于父亲的形象,不一而足。统观这些形象,都具有沉默、深沉、坚忍、朴实的性格特征,都对儿子(徒弟、年轻人)爱到骨髓,包含着伟大的父爱。可以说正是史铁生的父亲给予史铁生默默的爱,而史铁生又深深地感受到了父亲的爱,有着对于父爱的深刻体会和认识,才会塑造出这些形象,写出感人至深的父爱。

史铁生很少直接写父亲,应该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父亲母亲角色不同,父爱母爱影响力不同有关。王富仁教授曾就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母爱”“父爱”母题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作家的创作的影响做了极为详细和深刻的阐释[6]。在他看来,中国的文化中,母是地,父是天;母是生命的源泉,父是人生的原则;母是感情性的,父是现实性的;母是儿女的生命的保护神,父是儿女的指导者;母是温暖的巢,父是严峻的原则和纪律。母爱可直感,儿女无需用多高的理解力就能够感觉到,但父爱却不能直感,只有儿女有了与其他人的各种矛盾关系的体验之后,才会感到父亲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所必然有的独立的利益考虑,从而更能理解他并关心他,体谅他的痛苦。理解和感受父爱需要更高的理解力和感受力。子女越是自由,越是一个有独立意识的人,他就越能理解父亲的爱,理解父爱的伟大。如果说母爱体现了人类的人性原则的话,父爱则体现着人类的社会原则。正因如此,在中国文学史上深刻表现父爱的诗文少于深刻表现母爱的诗文。这种现象应该也适用于史铁生散文创作。

正是对父亲和父爱有着高度的“理解”,史铁生才很少直接地书写父亲和父爱。《史铁生评传》的作者叶立文也发现了史铁生的这一“秘密”,他是这样解释的[7]。史耀琛虽未直接承受残疾与病患的折磨,但他因此所背负的生活压力无比沉重。他也许未曾思考过生与死的生命哲学命题,却以实实在在的生活苦斗,向命运宣示着人的尊严和不屈。而这份倔强与韧性,只有史铁生才能感同身受。因此在史铁生父子间,除了常人所谓的亲情以外,更多了份男人之间的肝胆相照与惺惺相惜。父亲既给了史铁生生命,又支撑着史铁生专注于心魂漫游。若无父亲的担当,史铁生的人生,还不知要堕入何等的深渊之中,面对一个这样伟大的男人,有限的文字该如何表达?史铁生是真正理解了父亲的形象,故而才会无言以对,沉默是金。

史铁生很少书写父亲史耀琛,即使在现实生活中也很少与父亲交流。《史铁生传:从炼狱到天堂》的作者赵泽华曾问史铁生:“你干嘛不跟你爸爸说话啊?”史铁生回答“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俩都不是爱说话的人。”[8]史耀琛的性格木讷老实而坚韧,用史铁生的话说“父亲憨厚老实到完全缺乏浪漫平日里本就寡言少语,尤其是在妻子病故后,更是因家庭的重担而变得愈发沉默。但他的坚忍不拔,却在性格上深刻地影响了儿子。史铁生后来在面对苦难时所表现出来的坚强达观,庶几可被视为家族性格的一种遗传。从某种角度来说,史铁生很像他的父亲,至少在性格禀赋上如出一辙。相信当他看着老父亲,想念着老父亲时,时常会看到自己的影子,想到自己的一生。或许因如此,史铁生才会极少直接叙写自己与父亲之间的心魂相通,而只是在小说中以虚构的形象来表达对父亲的理解和爱。

本文对当前史铁生作品教学中的误读现象进行质疑和辨正,从中得出启示:语文教学一定要强化学术性,而不是仅凭教师的“创意”;要正确合理有度地解读课文,而不是片面追求解读的个性化;要理解课文的作者,而不仅仅是了解作者。否则,语文教学可能会走向歪路。

参考文献:
[1] 王君.史铁生的爸爸去哪儿了?—执教《秋天的怀念》[J].湖南教育,2022.(14).

[2] 孙立哲.史铁生是我的救星[N].文萃, 2012.03.30(2).

[3] 史铁生.老家,印象与记忆[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43.

[4] 叶立文.史铁生评传[M].北京:作家文艺出版社,2018:303.

[5] 鄂复明.岁月留痕—与铁生交往二三事,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120:381.

[6] 王富仁.母爱·父爱·友爱—中国现代文学三母题[J].云梦学刊,1995(2).

[7] 叶立文.史铁生评传[M].北京:作家文艺出版社,2018:303.

[8] 赵泽华.史铁生传:从炼狱到天堂[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99.


本文发表于《语文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10期


文风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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