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登禹
赵登禹殉国时乘坐的汽车
近日，笔者走进赵登禹将军的女儿赵学芬家。贸然拜访的原因，是因为笔者给将军家人带来了在日本发现的一些资料，其中包括记录赵登禹将军殉难经过的日方档案，将军遇难前后的战斗态势图以及将军遇难时乘坐汽车的照片。新发现的这张照片发表于日本杂志《满洲俱乐部》第39期（1937年出版），其中还有红万字会埋葬29军抗日烈士的墓地标志和日方记载的南苑交战记录，记录中提到赵登禹将军的牺牲，使用了“甚为可哀”这样特别的形容。
显然，喜峰口大刀队的夜袭，南苑的面对面搏杀，让崇尚强者和武士的日军官兵对赵登禹将军产生了一份无法说清的尊敬，于是，得知他的死讯，才用了“甚为可哀”的说法。
汉奸出卖将军行踪
在日军记录赵登禹将军殉国的资料中，埋伏的日军是在1937年7月28日中午12时40分左右发现将军座车的，无意中道出了事实：日军下午1点钟左右攻占的南苑，已是一座空营，而此前，中方已经主动放弃了这座营垒。
战斗中，由于日军飞机疯狂轰炸，南苑守军工事几乎被夷平。29军总部料南苑无法久守，同时考虑到北平城内几乎没有守军的状况，中午时分，在南苑的前敌总指挥赵登禹将军和督战的佟麟阁副军长得到北平宋哲元军长的命令，放弃南苑，率部向北平方向撤退。
然而，两位将军没有想到的是，日军已经在南苑守军撤退的必经之路天罗庄（笔者推测为现大红门一带）布下了埋伏，专门等待29军官兵的到来。日军伏击主力为“驻屯军第一联队主力”。当南苑部队接到撤退命令时，这支日军已经从南苑西侧的槐庄一线火速北上，扼住了南苑和永定门之间的咽喉大红门，从阵形图可以看出，赵登禹将军指挥部队从南向北沿公路后撤，天罗庄前这一段公路左右均为稻田，无可隐蔽，正前方和左前方有一带小山——日军的机枪部队正埋伏在那里。日军何以如此准确地捕捉到了29军的动向呢？
此前，笔者曾考证汉奸潘毓桂等将29军作战计划出卖给了日军，导致平津战局中我军受到极大损失。这次在赵学芬女士家又见到一份史料（由宋哲元将军后人提供），证实当时确有内奸作祟，连宋哲元将军身边的参谋周思静也被收买，向日军提供了大量机密情报。甚至，在南苑守军开始撤退时，此人还向日本方面打了一个电话，称“（赵登禹）已经登车出发了”。正是根据这些汉奸提供的情报，日军在天罗庄设下了埋伏，直接导致了佟麟阁将军和赵登禹将军的战死。
牺牲时“端然自若”
在日方保留的战时档案《支那驻屯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南苑附近战斗详报》和《天罗庄战斗经过详报》等文献中，描述了赵登禹将军最后一战的经过。
午后12时40分左右，日军埋伏部队发现29军撤退步骑部队进入伏击圈，禁不住“喜形于色”。日军注意到，29军部队中有三辆汽车，包括两辆卡车和卡车之间的一辆轿车，这辆轿车的顶部还覆盖有伪装。据此日军判断，这是29军的一个指挥机关。
距离300米时，日军机枪一起开火，猝不及防的29军官兵，特别是最前面的骑兵纷纷中弹，损失惨重，队形陷入混乱。但是，三辆中国军车反应迅速，不但没有退却，反而开足马力，边射击边向前猛冲，试图突入日军阵地。
从后来的情况看，这应该是赵登禹将军在亲自指挥卫队反击。尽管将军的指挥在战术上没有错误，但是，三辆没有装甲防护的中国军车遭到日军第7中队和第3机枪中队的密集射击。或因为司机中弹，或因为轮胎被打破，或因为被死亡的马匹所阻，在弹雨下，这三辆车最终都没能冲入日军防线。最近的一辆离日军阵线仅 60米。佟麟阁将军也在此前后战死，被伏击的29军官兵失去指挥，遭到近乎屠杀的攻击，日军统计其阵亡在千人以上。
日方档案记述此后仍有小股中国军队试图冲入战场。笔者推测，这应该是29军残部试图夺回赵登禹将军的遗体，但没有成功。
当日军接近被击毁的那辆轿车时，在车内发现一名身穿军便服的中国军人，“端然自若”地坐在该车的后座上，前额和胸部均有弹孔，已经身亡。在他胸前的口袋里，日军找到了赵登禹将军的名片，身边的皮包中有赵将军给宋军长写的信、132师军官考绩表等文件。
日方遂得出结论，称赵登禹将军在此战中“名誉地战死”（即汉语“光荣牺牲”）。
（摘自2012年7月3日《中国国防报》，文：萨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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