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太原集中营”是侵华日军于1938年6月在山西太原建立的，是日军在中国所建规模最大的几个战俘集中营之一，他们为了掩人耳目，逃避战争罪行，对外名称为“工程队”。日军内部的名称为“太原俘虏收容所”。成立初期的规模比较小，开始主要是收容在山西忻口会战中被俘的中国军队战俘。首任所长叫木村，中佐军衔。1940年以后的第二任所长是松本，大佐军衔。该集中营由驻守太原的日军驻华山西派遣军司令部直接管辖，主要收容山西境内的中国战俘和日军随意抓来的老百姓，其存在的7年间，总共收容、关押过10—12万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的战俘和中国普通百姓。由于抗战初期的山西是八路军活动的主要地区，所以“太原集中营”也是日军在华集中营中关押八路军战俘相对较多的集中营之一。战俘们的伙食糟糕到了极点，每天只有4两到5两麸皮、黑豆，或发了霉的小米、高粱、玉米（当时16两称的4两，相当于现在的2两半到3两粮食）。早上一顿稀饭，晚上每人一个用发霉的玉米面做的窝头和咸菜，也就是将就着饿不死人，只有出去做苦工的时候每人增加一个黑窝窝头。饥肠辘辘的战俘们每天饿得浑身无力，眼冒金星，时间久了，虚弱得连抓虱子的力气都没有了。战俘们每天饥饿不堪，有一次4个战俘给东院的日军去喂猪，因饥饿难耐，跳进猪圈里拣了几个白菜根吃，被日本人发现，当场打死1人。所有幸存者在集中营里最深刻的印象首先就是饥饿，战俘们就盼着能出去做苦工，能多吃一个黑窝窝头，并找机会逃出去。在集中营院子东北角的几间大房子是所谓“病号隔离室”，凡是卧床不起的病号，受伤后伤势恶化不能行动的以及被卫兵打得不能动的人，都被他们扔到这里。“病号隔离室”里经常有一二百人，只要进了这间没人管的“病号隔离室”，不是病死就是冻死、饿死。出于对这个地方的畏惧，战俘们称之为“停尸房”，这是一个活着进去死了出来的地方。每天唯一进出这“停尸房”的人就是一个日军雇来的拉死尸的马车夫。每天从这里有十几到二十几具尸体被拉出去，最多时一天能拉走50多具尸体，经常是一车都装不下。日军“太原集中营”是日军侵略中国期间，利用中国战俘充当无偿劳动力，疯狂掠夺中国资源的劳工转运站。他们把中国战俘和随意抓来的中国老百姓，通过“太原集中营”源源不断地押送到山西、河北、东北地区及日本国内。在日本人控制的煤矿、铁矿、工厂、车站、码头、日军的要塞工事，以及日本国内的矿山、工厂、车站、码头，充当无偿劳动力，干最危险、最苦、最累的活。日军把所能掠夺到的中国的煤炭、铁矿、钢铁、粮食、棉花、大豆、文物等资源和财富统统运到日本国内，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从1937年开始，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就急需大批劳工。1941年4月，日本关东军和日军华北方面军签订了“战时劳工入满协议”。由日军华北方面军输送大批战俘到东北充当劳工，称之为“特殊工人”，即无偿使用的“战争奴隶”。根据“战时劳工入满协议”，日军华北方面军每向东北输送1名劳工，可从伪满日本财阀处得到50元的报酬。在如此政策的刺激下，华北日军不择手段大做起这个“贩卖人口生意”，想尽办法向东北输送劳工。“太原工程队”就成了日军有组织向东北和日本国内输送战俘的重要集结地。战俘不够时，日军就肆意抓捕无辜老百姓，先关进集中营，再按“特殊工人”往外输送。煤炭是日军在中国掠夺的最重要战略资源之一，所以从“太原集中营”押往各地煤矿的战俘数量最大。而且日本人管理的煤矿生产条件非常恶劣，他们不顾工人死活，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用几乎原始手段进行掠夺性开采。中国战俘们在几乎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干着常人难以承受的重体力劳动。日军根本不拿中国人当人看，把中国人称为“支那猪”，被迫害致死的劳工相当多。日本人的策略是“要煤不要人”，因此，井下事故死亡率高达4人/千吨以上，这还不算病死、饿死、累死、被打死的。也就是说，仅山西几个煤矿就因井下事故死亡高达4.4万人以上。所以日本人需要源源不断地补充劳动力。日军是在用中国人的生命换取他们需要的资源！日军“太原集中营”利用中国战俘充当无偿劳动力，在山西等地修筑工事、碉堡以及押送到东北，修筑中苏边界的地下防御工事，以对抗中国抗日军队和苏军。在东北几千公里的国境线上，仅一线就有2000多公里要塞防线。日军修筑了14个要塞，8万多个地下永备工事，动用了120多万中国劳工，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战俘。他们都在这些要塞、工事完工后被日军集体屠杀，几乎没有幸存者。（摘自《中国的奥斯维辛：日本“太原集中营”纪实》，刘林生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
1.资治通鉴（张大可语译版，全十八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