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全国几个省市做了一些调研，很想表达一个观点：从提振经济信心的角度，救助“民生企业”、破除“唯高科技论”已经极为紧迫，而且是改变当下经济下行趋势的当务之急。
当下经济形势的严峻程度，注定会超出绝大多数人了解和认知，这一点我们无需回避。不妨看一下权威机构统计数，根据上海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24年6月，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9.4%；2024年7月，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6.1%；2024年1-7月，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514.64亿元，同步下降2.8%。总体虽然7月比6月略有好转，但依然很孱弱。上海统计局的官方定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制造业和其他行业等，售予城乡居民用于生活消费的商品和社会集团用于公共消费的商品总量。这些数据意味基础民生、基础制造诸多行业都陷入改革开放之后严重的困难时期，数据背后可预见的企业破产、经营困难、失业和民生灾难等必然非常严重。
此外，另外几个现象也特别值得重视，其一是在经济基本盘严重孱弱的情况下，几乎所有人都将注意力放在了高科技领域，以及半导体、新三样、进口替代等硬科技行业，而农产品、纺织服装、房地产、饮料餐饮诸如此类的传统行业似乎已经淡出了主流关注点；其二是目前依然有大量社会资源涌入入到所谓的先进行业进行冗余投资，这些行业的大量产能过剩和投资浪费还在加剧，国内消化不了，国外阻力重重；其三是无数关乎民生的产业类型在边缘化之外，开始受到个别地方政府行政监管部门、审批部门的挤压，进一步加剧了困难局面。也就是说，整个经济在备战思维、重工业思维之上，又加入了“唯高科技论”，这些从某种程度上对90%以上的传统行业企业和企业家带来了巨大压力。可以说，全社会的资源错配现象已经严重出现，民生挑战前所未有的巨大。
但凡创过业的人都了解两点，一方面是创业思维带有巨大风险，很多年轻科技创业者倾家荡产都是因为豪赌科技，但科技趋势并非个体可以把握，真正成功的都是极少数弄潮儿，可见地方政府官员如果痴迷于高科技创新，判断成功率是很难保证的；另一方面，多数科技创业企业对于政府补贴、国家立项都很痴迷，大规模创新不仅很难让地方政府财政迅速好转，而且可能转移民生投入支付到豪赌科技，进而边缘化本来发展良好的民生企业。“唯高科技论”一旦在全国形成风气，必然带来吞噬国家财政投入的无底洞，形成大规模的创新赌博现象，严重削弱已经并不充裕的民生投入，而且甚至会让真正健康发展的科技企业为此承担成本。长此以往，后患无穷。总之，创新科技型企业最好的引导方式是让民间资本孵化，政策引导并给成功者加棒，回归市场化，防止运动式豪赌创新带来资源浪费。实际上，欧美经济危机大多是对创新科技豪赌过度投资带来的。
再仔细推敲，背后很多缘由并非不可想象。我们当下经济特点决定了，失去了被上面认可的注意力，也就失去了资源获取的便利，失去了保护伞，甚至失去了一定的合理合法性，这些都是需要系统性纠偏和调整的根本逻辑。
情况已经非常危急，驱动国民经济健康运行迫切需要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民生企业”，进而保障经济底层的活力和发展动力，保住老百姓的饭碗才可能激活消费。当下被边缘化的诸多行业绝大多数都是关乎就业、关乎居民收入、关于经济活力、关乎消费的“民生企业”，这些企业不仅关乎经济发展全局，更关乎社会稳定和广大老百姓对各级政府的认知和看法。因此，呼吁对民生企业加强救助和保护已经是当务之急。
这里需要再声明一点，就是作为科技战略顾问，我们服务过中国和全球多家顶尖科技巨头，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对科技而或高科技带有偏见，当然，更没有任何动机和需要砸高科技的饭碗，这些科技公司本身带有龙头引导作用，也符合全球科技巨头创新发展的趋势。但同时作为一名科技专栏作家，受惠于党的好政策和伟大时代，行业道德也要求我们需要从经济全局审视问题、超越商业利益看社会利益，这也是我们有资格和责任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何况，真正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和传统行业发展实际上没有任何此消彼长的矛盾，也没有争宠获得资源的博弈关系，某种程度上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我们这里批判的是那些完全超越民生的运动式“新奇特”创新。
具体来看，有几个具体的现象和逻辑值得我们进一步推敲和反思：
第一点，传统行业和传统商业模式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涵养就业，但AI等高科技行业很多创新发明都是用机器取代人，两者冲突是客观存在的，这就需要我们设定一条既保证科技发展，又能够保证就业的底线。这个底线思维既是破和立的关系，也是符合规律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需求。试想，如果自动驾驶技术替代出租车必然带来大面积的群众事件，我们的科技企业还能持续发展投入吗？如果机器人在工厂里必然大规模替代工人，我们能够做到将工人升级成技术工种保留岗位吗？这些都是现实问题，在这个市场化切换中，保护弱势群体、保有他们的工作岗位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
第二点，高科技或者前沿科技只有为所有产业赋能，才可能真正地持续驱动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并非高科技发展了经济就一定高质量。这是一个先进生产力应用落地的问题，也往往被忽略。背后逻辑很简单，政绩导向的很多环境里，发展某个高科技是一种政绩，甚至很多政府科技引导项目做出一个示范案例就结束了。当下很多科技投入的目的仅仅是突破科技本身，这让很多产业投资出现了政绩工程式的浪费，现象应该比较普遍。实际上，对于中国制造业这样庞大的系统和体量，重视技术应用落地重要性甚至要超过技术本身，这里存在一个导向问题；
第三点，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并非是AI+机器人可以奠定的，反而是结合劳动力专业性红利的多元化制造业，所以从参与国际竞争角度我们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反，发达国家在这波科技浪潮的推动下，正在构想一个基于AI+机器人+高级技术人才的全新生产方式，这种方式在成本上很有可能与中国模式形成竞争，并且去除了工会制度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损耗之后，应该说对于投资和资本的价值空间也是非常大的，因此，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可能很快出现一个临界点，如何面对是一个大课题，但根本上我们很难用同样的策略正面与之对撞，反而兼顾发挥我们专业人才丰富性的长处。两家“民生企业”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一个是富士康这家劳动密集型科技企业，另一个是农夫山泉这家高科技农业和高技术食品企业的结合体，这两家都是大规模涵养劳动力但是不影响应用高科技的中国式创新工厂，也是我们当前最为需要鼓励的高科技企业类型。但这两家企业都曾遭遇过网络暴力，可见“民生企业”失去先进性之后境遇之艰难；
第四点，破除简单化的“硬科技”和“软科技”的二元对立辩证法迫在眉睫，简单地强调重工业、重型投资产业的价值，忽略互联网、游戏等软科技的价值，最终将扭曲“用户-软件-硬件”的系统关系。我们看到英伟达是从游戏显卡起家的，试想，在一个歧视游戏行业的国家可能出现英伟达吗？而且，游戏行业不仅是互联网、智能手机的重要收入来源，游戏技术早已在元宇宙、工业仿真等方面大规模应用，某种程度上游戏仿真技术是国之重器。此外，再看互联网连接用户的逻辑，没有互联网创造的需求，云服务厂商怎么可能有现在这么大的需求，没有云需求哪有服务器、芯片创新的动力？可见，唯硬科技论实际上是一种对产业链发展规律的无视；
第五点，降低广大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合规成本是一个提高产业活力的重要策略，这并非意味着可以对其听之任之或者鼓励劣币驱逐良币，相反，加强监管的前提应该是提高监管水平，高质量的监管才可能带来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效果。但目前地方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各个政府部门都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监管要求的名义，对合规不是很严格的中小企业污名化排斥，对新闻媒体不太重视的那些传统制造行业或者非知名产业一刀切严监管，市场竞争自然退出之外出现了很多行政压力下退出，这也是当前不是秘密的秘密。个别地方还存在公务费用压力下纵容了某些部门创收的冲动，这些更大的原因应该是我们更加重视宣誓行政权，漠视法律规范带来的，另外民营企业没有反诉机制；
这里还有一个科技战略顾问视角的观点：政府救助和保护企业对于科技企业和传统企业的方式不应该差异对待。我们建议对科技企业主要保护其知识产权，保证创新者做大做强，保障其市场化获得投入和合法产出的权力；但是对于传统企业则要保护公平竞争，防止出现过度快速洗牌影响行业生态，给其时间升级业务和保留就业。并且，政策上更应该保护传统企业的弱势群体，比如商场零售行业，反而应该防止电商等行业在技术支撑下与线下争利的不正当竞争。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一个电商公司200-300人可以替代1-2万线下实体店就业，但200个亿万富翁会砸掉200万人的饭碗，发展电商的同时需要让线上线下在一个平等合规平台上竞争，否则最终会让丧失的就业机会扭曲转化为电商大V的巨额财富积累。
诸如此类的问题和挑战，都是我们提高经济和产业活力的拦路虎，是阻碍企业家发挥积极性的关键障碍，甚至就是幕后黑手。也许以上归纳并不完善，笔者朋友圈很多企业家好友经常无奈地讲述如何高频率接受检查、监管、罚款甚至被迫害的例子。企业界和商界对于以上情况敢怒不敢言，但这些恐惧沉淀下来就会成为恐慌，恐慌发酵了必然带来躺平的姿态。我们单纯的拿“躺平”的结果开刀，甚至对此恫吓和打压，势必是本末倒置，只可能进一步激化这种无力感、失落感和逃避意识。
当下，几种产业发展思路的平衡应该得到政策层面更多反应和落实，我们认为四点最为重要：一是平衡整体经济的“创新优先”和“就业优先”，一味渲染“新奇特”而忽略了作为企业一般社会价值的片面性应该得到纠正；二是平衡产业政策的“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避免歧视所谓传统产业，对于行业和产业应用没有效果的诸多投资应该得到限制，对于大力推动科技应用的头部企业则应该给与更大支持；三是平衡“淘汰落后产能”和“淘汰浪费产能”的关系，实际上市场经济最需要淘汰的是浪费的产能，而不是非热点就落后就应该被淘汰；四是平衡“强势监管”和“专业有效监管”的关系，没有专业有效作为基础的强势监管最终必然打压企业家积极性，这需要监管部门练好内功和站在企业利益上多考虑，从经济大局出发保护好一方老百姓的饭碗。更深一步，可能需要反思计划经济过度干预带来的强行政思维，只有用市场经济方式系统性反思和纠偏，让市场逻辑和法制监管支持和推动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才是正路。
总而言之，这篇小文提出的是“民生企业”话题是一个大课题，我们不仇恨高科技，但也不想神化其对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贡献，更不能片面理解唯有高精尖才叫科技。只言片语不一定准确，还请各方面批评指正。中国太大了，中国制造太丰富了，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家底儿也比较殷实，我们的经济韧性是可以高度自信的，但如果漠视当下绝大多数企业家的困难以及他们的心声，一俊遮百丑的报喜不报忧，最终带来的经济后果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在此，呼吁全社会像重视“先进科技企业“一样重视“民生企业”，下大决心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真正到广大企业家群体里调研出真数据支撑政策决策，将改革开放初期的那种宽容、自信、敢想、敢干的氛围重新激发起来，这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和诉求，也是改善民生的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