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思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意识到本文表达的观点可能多个相关方都不讨好，甚至也会被泼脏水，内心稍许斗争，最终还是决定讲出个人观点和建议。可以认为出发点是所谓“忧国忧企"吧！
应该说，本文观点更是我们见证了中国全球化公司的惨痛教训所得。作为战略顾问和政策顾问，我们不仅服务中国顶尖的全球化公司，也服务德国在华知名企业，也为很多企业做过在欧洲、日本等地的游说和本地化沟通工作，因此，我们的特殊经历可能会对企业应对制裁有一些特别视角。此外，由于一直研究与美国企业竞争，一定要定性个标签的话，我觉得自己是商业和科技竞争的“鹰派”，但眼下这篇表达或许更倾向于“鸽派”立场，更多处于实际情况的专业考量。
核心观点：极致理性的看，中国企业应对美国制裁方面不应该争相表达强硬，对法律合规问题强硬于事无补。而且，个人认为：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各界，应该给予中国全球化企业在应对欧美制裁的时候更多弹性空间，甚至妥协空间，保证他们能够更从容的通过游说、沟通等问题解决所在国政府对其的制裁或者限制。有必要在这个时候避免中国企业在大国博弈中成为利益牺牲者，而保护好中国企业的利益就是保护国家利益。或许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担忧是——国内正在形成一种逼迫中国全球化企业争相强硬的氛围，那样的话可能带来一种毫无建设性且损失巨大的结果。
从1月7日腾讯等公司被美国国防部列入CMC清单受制裁这件事，我们发现这些公司都发表了措辞相对强硬的声明：
腾讯公司回应称：“腾讯被列入这份名单显然是一个错误，我们并不是军工企业或军工供应商。不同于出口管制或其他，这份清单对我们的业务没有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仍将同美国相关部门共同解决误会。”
宁德时代回应称：“宁德时代不从事任何与军事相关的活动。”“我们欢迎对我们的业务运营进行负责任的讨论，并认真对待有关我们业务的问题。”宁德时代在全球电动汽车电池市场的份额约为 38%，并一直与特斯拉和福特合作，授权其为美国工厂提供电池制造技术。宁德时代还表示，其被列入名单是一个“错误”。
商汤科技回应称：“美国当地时间2025年1月6日，美国国防部将商汤加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我们认为此举毫无事实依据，对此我们表示强烈反对。该清单的主要影响是名单上实体公司不能成为美国国防部的供应商，对商汤业务没有实质影响。商汤将尽快就此事与各方积极沟通，以确保获得公正的对待，并最大限度保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总体来看，上了CMC清单有两个直接影响：一是导致中国企业和美国公司、投资者合作的时候会遇到更多障碍，合作方会担心因为合作被制裁，就是上面说的名誉受损；二是无法自身和关联企业无法接受美国军方、政府订单。直白的说，这个清单是表达对企业市场化经营的一种质疑，并非是一种处罚，还是留出了可以论证和澄清的空间。
应该说以上企业总体回应也算是比较克制。上面腾讯的声明也阐明了这点，上这个清单不同于出口管制和其他实质性制裁，没有业绩影响；宁德时代措辞更加委婉，表达了建设性沟通的态度，但和腾讯一样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商汤的表达自带的政治话语更强烈一些，表达了捍卫自身利益的决心。总体来看，这三家公司针对自身不同的商业行为给予的反馈是比较合适的。
宁德时代全球本地化程度更深，因此更加柔软；腾讯投资业务范围很广，因此也比较克制；商汤基本上都是国内业务，所以口径更强烈一些，与其客户的表达方式更加接近。再延伸一下，我们也看到之前大疆起诉美国国防部，这个虽然看着强硬，但也是在用符合相关国家法律的方式表达。
应该说以上各个企业的表态，必然是经过多个层级的审核，以及法律专家推敲写出来的，结合不同公司业务和外部情况做了很多考虑，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不适合从旁观者角度评价对错。
但我们也想对此提示几点观点和看法，特别是我们商界未来更多遇到这种情况的应对思路：
第一，应该给予这些企业更多的弹性空间，甚至妥协空间。从腾讯、宁德时代、商汤甚至大疆的表达来看，能感受到，他们还是很害怕被国内政府和舆论扣上软弱的帽子，某种程度上在做一些对内的强硬姿态。我相信他们处理问题的姿态不一定是这样的，法律合规问题其实没有必要过于口头强硬。总体上，这应该还处于一个合规问题的阶段，如果我们让企业卷入政治表态，势必损害其商业利益，进而也损害了国家利益。但从公众层面，这些企业对美国监管妥协，我们应该也是可以接受的。笔者担心对内过于强硬表态造成一种公众集体意识，最后逼迫企业在强硬的路上越走越远，甚至主动强硬捆绑国家利益和公众舆论；
第二，相关企业此刻需要更多建设性的沟通态度，包括政策研究、游说和公关等活动。这件事实际上是很多中国全球化公司比较薄弱的，我们内部视角看往往会觉得受到制裁就一定有一个很大的阴谋在里面，或者受到委屈就一定强硬到底，包括拒绝配合。之前在上海某汽车集团对抗欧洲的关税问题上出现过，这家公司拒绝配合欧洲监管调查提交相关数据，最终导致获得了最高的定格关税处罚。虽然这件事目前还在谈判之中，但这家汽车公司的处罚尺度还是惊到了国人，甚至带来了很多恐慌，而其背后其拒绝配合这件事并非所有人清楚。实际上，游说、公关的空间依然是存在的。笔者之前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工作期间，发现甚至朝鲜和伊朗都有针对欧盟机构的游说行为，说明欧美还是有一定公开对话的空间存在，但中国企业有这个认知的非常之少。这里的提醒就是通过长期的政策研究，配合游说和公关行为是业务全球化企业必须的动作，这件事不能有侥幸心理；
第三，我们应该避免集体性过度强硬甚至对抗，为美国或者欧洲内部的鹰派决策者带来口实。这一点听起来有一点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投降派论调，当然不是。从我们对欧洲、美国政策圈内部情况，以及决策流程来看，一般都是存在多种声音的，比如美国国防部和商务部之前就在制裁中国方面有过分歧。但如果我们对一个冲突矛盾过度反应，或者过度强硬引发连锁反应，最后不免陷入强硬螺旋，最终我们的企业势必受到更大伤害。不恰当的比喻，我们的强硬反击某种程度上是在帮国外鹰派政客做对抗中国的动员。
而且，欧美对中国的态度也会有一个渐进变化的过程，类似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外资的态度。那时候我们市场换技术受到很多质疑，主要原因就是彼时国人不自信。今天的欧洲甚至美国也是一个道理，他们也害怕被中国企业冲击，但随着越来越多迹象表明合作共赢有利于双方，相信可以有改观。这和我们当初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自信是一样的，而在这个大背景下，企业柔软的姿态、有耐心的沟通就更为重要。
专业角度看，我们在研究全球巨头企业的对外公关策略的时候发现，要想更好地应对“冲突”，不仅需要企业平稳的心态，更需要科学的方法论来认识冲突本身。笔者作为首席顾问的欣孚智库曾经就不同的“冲突”做过一个非常系统的梳理，这个模型推荐企业作为一个参考方法论：
（图：欣孚智库“全球化公关风险评估‘冲突环’”）
关键点是：在面对和不同利益攸关人的“冲突”时候，一定要客观分析冲突的本质，因为背后逻辑的不同必然导致管理冲突的方法不同。欣孚智库的“冲突环”模型可以帮助企业建立对所遇到挑战建立起更深层的洞察，从而寻求到更好的应对策略，而不是一味的对抗。不妨来看一下这几种冲突的分类：
信息冲突：信息冲突往往来自信息的不对称或者缺乏，或者不同评估方式导致的结果不同。比如一般人对于中国企业的运行机制并不了解，也不知道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些不对称性可以通过企业自身的努力去进行弥补；
利益冲突：利益冲突引发因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实质上的利益冲突，比如糖果制造商和健康倡导者；另一方面，利益冲突也可以是感知上的或者心理上的，比如立法者和企业之间的，从政治哲学上来看立法者应该更追求公众的利益最大化，而企业追求的是组织的利益最大化，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立法者需要兼顾企业的利益，因为企业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且雇佣的员工以及上缴的税费都可以更好地促进社会利益最大化；所以，在面对利益冲突的时候，最好的解决方式是用“宏观”取代“微观”，而不是仅仅聚焦某个小的侧面；
结构冲突：结构冲突是指由于原本机制的缺陷、资源不可理分配以及其他限制，所导致的冲突。比如，美欧在某立法过程中没有允许产业代表机构或者企业充分表达自身的诉求，从而导致结果的不公正。这就是结构冲突带来的，面对这样的冲突，需要的不是顺从，而是直接指出问题所在，并且团结更多潜在的受害者，从而进行施加压力；
关系冲突：关系冲突往往是跟情绪、误解和偏见有关，同时不顺畅的沟通或者误导性的沟通也会引发这种冲突的出现。比如美国的政治游说团体不断对欧盟各机构进行关于中国以及中国企业的片面渲染，或者将俄罗斯和中国进行对比，导致欧盟各层级产生“反华”的抵触情绪。面对这样的情况，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内部“中立”的声音进行发言，从而可以帮助缓解情绪压力，回到理性对话的层面；
价值观冲突：价值观冲突是所有冲突中最具有挑战性的冲突，这种冲突来源于不同的意识形态、行为标准以及价值目标。由于彼此的系统都是排他的，因而很难创建真正沟通和合作的平台。所以企业要尽一切可能避免出现和决策机构之间产生任何价值观冲突。
很明显，放眼全球来看，美国企业也好，欧洲企业也好，中国企业也罢，都会碰到上述五种冲突挑战。但产生冲突本身并不可怕，因为冲突永远都会存在，而管理“管理”——控制冲突在合理范围内，避免事态升级恶化，而不是彻底根除消除冲突——才是企业全球化公关中最重要的能力。
比如说在历史上面对美国以及欧盟很多处罚决定的时候，欧美本土的企业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将其定义为一种缺乏合理性和合法性的“结构冲突”，也就是说他们会把问题的本质归咎为机制的缺陷，而非直接套用所谓的“政治打压”。
总之，笔者倾向于应该给中国企业更多的弹性空间甚至妥协空间面对欧美制裁，建设性的沟通工作还是需要做的。对欧美国家的法治框架判断是一个底层逻辑，也就是说法律范围内可以应对的工作应该是主要的。对内，则不太需要正向秀强硬给自己人看，这样一是为自己套上枷锁，二是有时候也会引发国内舆论的反弹，不明情况的愤怒甚至恐慌对社会稳定没有好处。此外，在当下互联网信息透明的时代，即使是用中文对内的发声，很可能也会被外界的一些用心叵测的媒体和机构获取，从而造成对我们企业更加不利的局面。
综上所述，这里我们说了一些大实话，不一定符合当下的群体调性，只是从我们专业角度的一些看法。应该说当下中国的最大利益之一就是中国全球化公司和中国商业的海外利益，我们的所有出发点都应该是基于这个出发保护自己的企业免受政治影响。企业也很难成为政治博弈的有效筹码，所以，给他们更大、更自由、更灵活的妥协空间，眼下看是极其必要的！这些企业用更专业的方法论客观审视自身挑战也是必然路径！妥协是艺术，也是胸怀，这里也更多的体现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的生存智慧。
最后分享一个好消息是1月8日刚刚发生的：美国总统办公室下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2024年假冒和隐私恶名市场名单》，多款中国互联网产品依然在列。值得关注的是，曾上过名单的腾讯微信此次被移除。这或许说明了一些可以努力争取的弹性空间，依然存在。
最后，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像其他被撤销清单的企业一样，涉事企业还有很多专业的工作要做，也有很大希望圆满解决问题，也祝他们好运！
周掌柜介绍：科技战略专家，多家全球化公司战略顾问，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北京周掌柜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德国柏林欣孚国际咨询首席顾问。作为科技战略理论研究者，周掌柜拥有超过20年TMT行业研究经验，曾在全球近30个国家开展咨询工作和研究，主导超30家超大型企业战略咨询项目实战，主要聚焦于顶尖产业科技生态型公司战略思想及战略研究，即“战略思维”、“边缘创新”、“生态型增长”、“思想领导力传播”、“能力汲取型全球化”等，出版畅销书《战略思维十二讲》等著作。读者微信号：zhouzhanggui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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