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马永伟口述实录（二）风华年代：大别山情缘

大学毕业后，马永伟服从国家需要来到革命老区六安工作。十年的美好年华经历了各种艰苦磨炼，始终坚守理想与情怀。像一块藏在大别山的璞玉厚积薄发，也为日后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1966年，经过四年苦读，马永伟大学毕业了。此时，他已经长成了一位高大帅气的小伙子。胶东半岛是盛产帅哥的地方，出了很多电影明星。

当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暴发，没法分配工作。待在学校也无所事事，就去参加串联，去了全国很多地方。那本是一段最美好的年华，却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两年后，“文革”的狂热渐渐降温，国家的各方面开始逐步恢复常态，大学毕业生终于可以分配工作了。当时负责分配的是军代表，分配的方向有四个：基层、乡村、厂矿、边疆。结果马永伟被分配到大别山区的安徽省六安专区，女朋友分配到河南郑州，两人开始了异地恋。

1968年，马永伟满怀兴奋之情登上南下的列车，驶向事业的第一站。当时他已经26岁，因为种种原因被耽误了很多年。绿皮火车一路经过沈阳、天津到达合肥，穿越了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江淮平原，车窗外是一望无际油绿绿的庄稼。漫长的旅途虽然很辛苦，但是马永伟心情十分舒畅，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火车到达合肥之后要转乘汽车到六安，下车后他被吓了一跳——这里的贫穷超出了他的想象。

六安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被誉为红军的摇篮，这里共走出了108位开国将军，其中包括唯一被两次授上将的洪学智将军。六安人民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于地理位置偏远，自然条件恶劣，新中国已经成立近二十年了，六安依然十分贫穷落后。

马永伟去地区银行的路上，向车窗外望去全是茅草房，他心里有些失落。自己以后就要长期在这里生活了？从大连那么美丽的城市来到如此落后的农村，心里的落差是非常大的。

车子快到小路尽头时有一个十字路口，旁边有一栋两层的小楼，墙上挂着一块简陋的牌子：六安专区人民银行。这就是自己要工作的地方？

当时银行连一间正规的宿舍都没有，只有一个大仓库，原本是一座废弃很久的天主教堂。房子很高大，但是由于没人住所以很破旧，堆满了杂物。银行安排马永伟在教堂里收拾出一个房间，安顿下来。

第一天晚上就苦不堪言，经受了“空陆”双向夹击——上有“飞机”（蚊子）嗡嗡叫，下有“坦克”（臭虫）满地跑，一咬就是一个大包，又痛又痒，弄得他一整夜都没法安睡。

第二天一早，他向同事打听：“这里又是蚊子，又是臭虫，你们怎么能睡觉呀？我昨天可是一整晚没有睡。”

同事看到他身上被叮咬得到处都是包，忍住笑告诉他一个办法：去药店买一大包“六六”粉，把窗帘、床铺上的草全部撒一遍。他照做撒了一遍，整个房间都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但总算没有蚊虫叮咬，可以入睡了。就这样，过些天就得去买一大包“六六”粉，居然变得像面粉一样成了生活必需品。

由于气候、饮食等方面不习惯，刚来半个月他就病了一场，住进了医院。在医院里他天天想，这以后怎么办呢？但是想归想，并没有要放弃的念头，一来，离开这里不知道能去哪里？二来，那时候的人组织观念很强，心想既然是组织分配的，怎么也得克服困难坚持下去。于是他又想起在丹东看到的志愿军战士，他们为了保家卫国连生命都置之度外，还有，志愿军战士奋不顾身跳入江水救了他一命，又是为了什么呢？这样想想他又有了无穷的力量，无论多么艰苦都要坚持下去。

生活刚刚适应一点，单位又开始搞“斗资批修”运动。当时银行已经和财政部门合并，马永伟被安排到一个叫二十里铺的地方去学习“斗资批修”。他去了之后发现很多单位都派人来参加这个学习，白天大家一起学习“斗资批修”，讲讲自己，也讲讲别人。到了晚上，就在房间点一个火炉取暖，在地上铺一些稻草，再放上自己带来的垫子，二三十人就这样挤在一个通铺上睡了。

这里的同事多数都是当地人，家人在身边。而马永伟离家数千里，平时还好，到了过春节时银行放假七八天，宿舍里就剩下他一个人。没有亲戚朋友，山区里也没有什么好逛的地方，感觉特别落寞。 

 “斗资批修”运动刚过去，又来了一个新的运动，叫“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多知识青年都被分配到农村接受教育去了，马永伟也被分配到燕山林场。说是林场，其实刚建没多久，还是一大片荒山。知识青春来到这里就是开山造林。

农场场长是公社的一个宣传部长，姓刘，长得很神气，精力也旺盛，具有很强的鼓动能力，给马永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多年后，马永伟还专门去河北看望了他。

到林场的第一年，马永伟的工作就是造林。每天一大早就跑到山上去植树，天天累得汗流浃背，但也不能叫苦，不能退缩。那个年代大家肚子都吃不饱，但是却仿佛有着无穷的力量，战天斗地干革命，敢教山河披新装。

到了第二年，当时林场的会计去世了，谁来接替这个工作呢？领导一看，说马永伟是学财经的，就叫他当了燕山林场的会计。这算是他毕业多年，第一份与专业有关的正式工作。同时条件也得到了一些改善，搬进一间比较舒适的房子。

两年后，马永伟被调回银行系统，在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六安专区中心支行当办事员。后来他回忆起在林场的锻炼，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是让他受益良多。天天和工人翻山越岭，他认识了各种楠竹、圆竹、杉树、松树等等，甚至还学会了育苗。更增添了面对困难不弯腰，齐心协力闯难关的勇气与决心。

1969年，马永伟和相恋多年的女友结婚了，但是依然两地分居。他想长期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于是就找到军代表说明自己的情况，军代表看他人不错，就对他说：“小伙子，你放心，我一定把你爱人调过来。”马永伟十分崇敬和信任军人，就回去安心等消息。

这个军代表果然没有敷衍他，三个月后就把马永伟爱人从河南调到六安来了，安排在当地一个纱厂做会计，总算让小夫妻结束了两地分居之苦。

当时马永伟在六安人民银行农村经营科工作，几乎天天都要往下面的县里跑。那时候条件都比较差，去了就在大队部工作，吃饭就在大队部食堂，天黑了就在办公桌上铺上垫子，盖上被子将就睡一晚上。有时还要去贫苦农民家里，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

贫困的大别山区虽然很艰苦，但也过得很踏实。同事们的工作干劲，老百姓的淳朴善良，都感染着他，也化解了他的乡愁。后来回忆起这一段经历，他并没有任何怨悔，他深知是那一代人的牺牲与付出，才奠定了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社会在发展，个人有权力追求更好的生活，但是不能忘本。当年前辈们不吃苦中苦，又何来后代能够享受甜中甜！

1977年，“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中国大地万物复苏，焕发着一片新的生机。

有一天，马永伟突然收到一位老同学寄来的信。他很惊讶，那时候通信不发达，大学毕业后他和几乎所有同学都失去了联系，也不知道他们分配去了哪里。没想到居然有同学知道他的地址，还写信过来。

他拆开信一看，原来这位同学在大连当老师。“文革”结束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学校需要扩大招生。但现有的师资力量不够，“文革”前的很多教师不是已经去世了，就是老了，知识已跟不上时代，所以国家急需大批优秀的教师，来满足建设四个现代化培养人才的需求！

这位同学就想到了马永伟，觉得他在学校成绩很好，人也踏实，这么多年一直在基层工作，经验很丰富，而且才三十多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如果来学校做老师一定能够胜任。

但是马永伟人在哪里呢？这位同学想到母校对毕业生会有存档，就十分有心地去辽宁财经学院查档案，这才查到马永伟当初被分配到了安徽六安人民银行。但如今还在不在这里，他们也不知道，于是就试着写封信过来，问他愿不愿意到学校做老师？如果他愿意，那边马上就走调动程序。

收到老同学的信和这个好消息，马永伟非常开心。当时她母亲也去世了，剩下唯一的姐姐远在丹东，身体又不好，能够回家乡当然是好事。他爱人就更高兴了，她的家人都在沈阳，这么多年一直渴望回去团聚，再加上现在有了两个孩子，大连的生活、教育条件肯定好一些。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说又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点。但是为了稳妥起见，马永伟决定还是先亲自去学校确认一下此事，再做打算。

当时安徽省农业银行行长是军人转业的，一个师级干部，浙江人。这位行长的领导风格完全是部队作风，说一不二。马永伟没当过兵，但总是与军人特别有缘分。他没敢跟行长讲真实的想法，就说请几天事假，回丹东去看望姐姐。

到了学校，一位领导对他说：“你可以先试讲一堂课，两个小时左右，课题自选。给你三天时间准备。到时候教导主任、学生代表都会来参加试听。”马永伟答应了，他相信自己一定能讲好。

这三天马永伟就待在学校图书馆查看资料，研究要讲的主题。那时候可没有互联网，更不能复制粘贴再编辑，查资料只能靠各种书本，用笔头抄录，是十分辛苦的。查了很多资料，最后他定下这堂课的主题：《银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三天过后的一个上午，马永伟正式试讲。虽然之前他没有任何授课经验，但是过硬的专业能力和充分的准备，给了他足够的底气。刚站上讲台还稍稍有点紧张，但是很快就进入角色，开始侃侃而谈，轻车熟路。

当时，马永伟大学时期的班主任也在下面试听。当他讲到有点敏感的地方，班主任就给他使眼色提醒他注意，但他并不理会老师的好意，还是继续往下讲。后来回想起来他都很困惑，当时哪来那么大的勇气，完全没有顾虑，可能是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吧！

讲完后，学校领导经过简单讨论，校长通知他：“一致同意你来学校当老师，你回去等我们的调动函。”

马永伟很开心，马上从大连赶到丹东姐姐家报告了这个好消息，姐姐高兴地说：“这是好事呀，以后你就离家近了。”事实上，父母都不在了，他现在的家和爱人、孩子都在安徽，但是在他和姐姐心里，丹东依然是他的家。可见在中国文化里，亲情永远是割不断的，亲人永远连着一个心里的家。

马永伟满怀喜悦地回到六安，一边工作一边等待调动函。但是等了半个多月，还是没有动静，他心里开始打鼓：“是不是出现了什么意外？”有一天他终于按捺不住了，就想办法给学校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学校那边说调动函早就发过去了，怎么还没收到呢？你赶紧去单位查一下。

难道是银行不想放我走，把调动函压住了？马永伟壮起胆子去找行长，对他说：“我在基层也干了多年，现在学校需要老师，我也很适合当老师。我想趁自己还年轻，为社会多做一点贡献。”这有点像官话。行长也坦言：“不瞒你说，你的调动函早就来了，我们党委研究不同意你走，这里也需要你。你对这里的工作也很熟悉，就安心地在这里工作，有什么困难组织帮你解决。”   

行长态度很坚决，听口气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马永伟也不好再多说，以免把气氛弄僵，后面就更不好处理了。他回去把情况告诉爱人，他爱人急了，也亲自跑去找了行长，但行长的态度更坚决了，只能无功而返。

当时行长不放人也能理解，因为他是学金融专业的，行里需要他这样的人才。行长非常看重他，到哪里都让他跟着。当时行长也没有秘书，平时需要准备的很多材料，大大小小开会的各种讲话稿也都是马永伟在准备。

马永伟把情况跟学校说了，学校方面也表示非常遗憾。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总有身不由己的时候，无论你有多么努力或者多么优秀，也脱离不了时代的限制。

这时国家开始改革开放了，为了进一步支持农业发展，国家决定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中国农业银行。马永伟因为熟悉农行的业务，就被分到了新设立的农业银行，但当时两个银行还是在一起办公。不久，马永伟从办事员升为科长。

不久，安徽省委党校需要培训县市一级干部，提升他们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是党校缺少这方面的老师，所以就由省财贸办负责在全省财贸系统选拔老师。选拔到六安地区时，有关方面就推荐马永伟，说他本来是要去大学当老师的，农行没放人，给干部培训肯定没问题。

财贸处王处长立即找马永伟谈话，马永伟心想能去省里当然不错，但还是担心领导不放人。马处长让他放心，说这次是由省财贸系统出面，市农行肯定要听。

果然，没过几天省财贸处真的把他调走了。不过当时是属于借调，他的组织关系还是留在农行。临走的时候六安农行行长对他说：“小马呀，我们还是没能留住你，你还是要离开我们六安。”

这句话让马永伟百感交集。从1968年到1978年，马永伟把人生最美好的十年献给了这里，对六安也有了不一样的感情。但是他还年轻，还有更宽广的天地在等待自己，可以在更大的平台上为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

他对行长说：“感谢各位领导的栽培，也谢谢各位同事的帮助和支持，我以后还是会回来看你们的。”他永远感念这片红色的沃土，感念纯朴的大别山人民！

多年以后，马永伟有一次回到六安，特意去看望了这位老行长。老行长跟他开玩笑：“当初我不让你走是对的吧，如果当初放你走了，你到现在也只是一名大学老师，最多就是一位大学校长。但现在你是总行行长，保监会主席。”

人生总有很多阴差阳错，很多歪打正着。上帝为你关上了一道门，同时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谁又能说这一扇窗，不会看见更美丽更宽广的风景呢？

2019年4月初，笔者在马永伟主席（中）家中采访时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