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张迎宾 执笔：李墨
第三章：
运筹帷幄，九年农行路
短短数年间，马永伟数次被破格提拔，从大别山到省城，再到北京，主政中国农业银行。从一名基层干部成长为新型银行家，并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为服务农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20世纪80年代初，马永伟被借调到安徽省委党校当了两年教师，主要教授财经知识。
不久，中国农业银行安徽省分行进行领导班子调整，就把马永伟召回来，任命为信贷处副处长。第二年，他又从副处长直接升任省农行副行长，属于越级晋升，当年他还只有四十岁。所以不少人在私下猜测他有没有特殊背景。
1983年，中国农业银行总行组织一个考察团去日本，上面点名叫马永伟去，这也是他第一次出国。考察团由总行行长韩雷亲自带队，成员有总行和地方分行领导，还有两名基层干部。
考察进行了半个月，日本银行的先进经营理念让马永伟大开眼界，他感觉我们国家银行经营太落后了，要大力追赶世界先进潮流。这次考察的另一大收获，是近距离接触到韩雷行长（大家习惯称他“老行长”），马永伟一直十分敬重他，把他当作学习的榜样。
考察回国之后，老行长叫马永伟暂时不要回单位，而是先写一份日本之行的考察报告。马永伟当时有点疑惑，不知道为什么叫自己写？但还是很认真把报告写好交了上去。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行长特意叫他去日本，也是一路上在考察他，把他作为优秀后备干部来培养。当时中央提倡“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干部，马永伟条条都符合。
第二年，也就1984年上半年，组织部门下来考核领导班子，跟马永伟交谈了很久，并让他写了一篇工作感想。不到半年，马永伟被任命为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
一般来讲，总行副行长应该从省行行长里选拔。而马永伟又一次打破惯例，从副职直升上级副职，再次让人刮目相看。
那时有一个省部级领导专用的图书馆。有一次马永伟去借书，工作人员看他很年轻就拦着他，直到他拿出工作证来核实才放他进去。
马永伟到农业总行不过一年，也就是1985年，老行长韩雷要退休了。有一天马永伟接到通知要他去中南海，有领导要找他谈话。他心中忐忑不安，中南海那么神秘而神圣的地方，不知道是哪位大领导召见，自己应该怎么讲。不一会儿，进来两位领导，一位是时任中央组织部长尉健行，后来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另一位是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之前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后来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两位领导询问了一些他的基本情况之后，都鼓励了他一番，说他很年轻，大家很信任他，一定要好好干。这时候马永伟才隐约估计自己可能要肩负更大的职责和使命。不久，他就被任命为中国农业银行行长，43岁进入副部级行列！
四五年时间，马永伟就从六安山区一名基层技术人员，一年一大步地成为全国性银行行长，放眼全国也不多见。所谓厚积而薄发，这块藏在大别山深处的璞玉，终于闪闪发光了！
1980年代真是一个充满理想、思想解放、干事创业的黄金时代。当时的干部选拔真是唯才是举，突破了论资排辈等许多条条框框。
马永伟任农业银行行长时，江苏省分行副行长戴相龙也被调任总行副行长。戴相龙比马永伟还年轻两岁，俩人搭班子五年。十年后他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后来又担任中国社保基金理事长。
马永伟任行长时，非常尊重老领导、老同志。有时候开一些重要的会议，他也会请回老领导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一直保持这种谦虚的态度，所以走上领导岗位还能不断进步，与时俱进。有一年在中央党校培训时，他写的结业论文，得到老师很高的评价。
从1985年到1994年，马永伟主政中国农业银行九年间，个人总结起来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农行转型为真正独立的经营性企业，并主导了农业银行与农业发展银行的拆分；二是把农村信用社办成真正的农民合作金融组织；三是带出一支有理想、有文化、专业化的高素质队伍。
那时的农业银行是按事业单位来办的，它的开支和收入都由财政部管，一切管理和福利都是按照事业单位的标准。当时邓小平同志说，中国一定要办真正的银行。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要着力解决中国农业银行的体制问题，于是对农业银行进行拆分，被提上了国务院的议事日程。
马永伟认为，农行分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解决收购农副产品的“白条”问题。根据当时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国家收购农副产品的资金基本上都由农业银行提供。当时一方面农业连年丰收，粮食产量骤增，需要的收购资金大量增加；另一方面部分分支机构把收购粮食的资金挪用到支持生产上，因此出现收购粮食“打白条”的现象。由于收购贷款是由农行发放出去的，解决“打白条”问题有两种思路：一是在农行内部设立一个二级机构，由专人、专户对收购资金进行专项管理；二是从农行分出一个专管收购资金以及政策性贷款的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1993年国务院下通知筹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由马永伟牵头组建筹备组。
但是真正分起来还是千头万绪，大家都愿意留在农行，而不愿意去新组建的农发行。因为无论是利润、基础设施，还是房子都是农业银行好。这时候需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并及时解决各种问题。
到1994年，筹备已进入尾声，人员和财产都分好了。随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从农行分出，作为一个国家政策性银行正式成立了。
几乎是在分设农业发展银行的同时，也形成另外一个决策：把信用社从农业银行彻底分开，转由中国人民银行直接领导和管理。
由于历史的原因，信用社一直在农业银行的领导和管理之下，但是存在一些问题长期没有理顺。信用社设在乡镇，很多都是和农行在一起办公，成为农行的基层机构，这既不符合农行企业化经营的要求，也失去了作为农民自己的合作金融组织的属性。
在马永伟的积极推动下，信用社最终从农业银行分离出来。尽管体制上还有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有了更多自主权，为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时农行和信用社加起来有120万人，其中农行40万，信用社80万。很多基层干部都是农村来的，还有些是地方行政退下来的，而银行职工大都是城市大学毕业生，因此素质参差不齐，整体素质不高，办事效率比较低，从长远来看对农行发展不利。马永伟为此调整各方面资源，做了大量工作，使队伍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作为领导干部，马永伟很好地摆正自己的位置。作副手时，他安心本分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做一把手时，他不搞一言堂，总是愿意听取大家的意见。最重要的是，他坚持处事公平、公正、公平，自己做好表率。
“无论房子、车子、孩子，还是各种福利，我都要做到问心无愧。”身为行长，他每天和大家一起坐专用中巴上班，在一个大食堂吃饭。没有多要一间房，也没有为自己的孩子安排工作。
当时农行帮财政部发行国债，财政部会按有关规定给一点代理费。平均下来可以给职工每人每月40来块钱，在当时算是一笔不错的收入。但是马永伟带头，和党组织成员每个月都比大家拿的少。当领导作出了示范，员工也心服口服，自然会上行下效，所以他工作的地方都比较团结，从来没什么大的矛盾。
说到上行下效，这里有一段趣闻。马永伟不但是企业高管，还是一位乒乓球高手，国家一级运动员。据说他主政农行和人保的时候，乒乓球成为全系统上下最受欢迎的运动。后来马永伟随朱镕基总理出访欧洲，还留下了一段“乒乓外交”的佳话。此事后文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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