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必须去死,我会把黑暗当作新娘」

文化   音乐   2024-09-05 19:00   中国香港  


文 | 莫敏妮


父亲,血缘,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前辈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决定的。几十年的时光迅疾划过,我们的父亲从初为人父的喜悦,走向老骥伏枥的暮年。爱、激情、责任,这一类用词被使用得太频繁,父亲也有疲惫与颓唐的时候。正如朱自清《背影》中,我们在作者晶莹的泪光中,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

 

人心、人性,远比这个世界任何事物复杂。阅读莎士比亚悲剧,会觉得,哈姆雷特王子与其说是为父复仇,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像男人那样去战斗。最发人深省的父亲,莫过于流落到荒野上的李尔王,一个可怜、衰弱、遭人鄙视的年迈老人。孰对孰错,已经不是争论的焦点了,惟有悲剧是事实。歌德有感:“一个老人永远是个李尔王——凡是手携手共同工作的、争执的,久已不知去向,凡是和你一起爱过的、苦恼的,已依附在其他的地方。”莎士比亚塑造的一系列角色之中,为什么很多人会对埃德加(《李尔王》中的人物)这个角色好奇?如果更深地研读这个隐喻,会发现是谁在折磨他的父亲,让他掉下了想象中的悬崖?父亲们,大多有过巨大的生活磨砺,尝尽各种滋味,一生即使生活无忧无虑,也尝够了情感的痛苦深沉。面对如此世情,我会想起歌德的诗句:“他的香膏变成了毒药/哦,谁能为他抚平伤痛?”


音乐上,有一首天才作曲家的浪漫曲,或许是奉献给父亲的。很多人会疑问,父亲与浪漫何关?有的,人类一些共性的情感,存在于各个层面。浪漫主义其特别独到之处,在于它把各种形式关联起来的纽带,主导这纽带的不是理智,而是情感。肖斯塔科维奇为1955年前苏联拍摄的电影《牛虻》创作组曲,其中有一首“浪漫曲”旋律异常优美。音乐开头第一乐句,就惊奇地攀登上一个高音,有出其不意的音效。独奏小提琴在弦乐拨奏、竖琴琶音颤动中缓缓倾诉,我们沉浸在一种美得出尘的意境之中,那意境犹如白天里睡着的月光,浅眠在梨花芯的床。云儿却还流连在那枝头,缱绻着繁花的幽香。

 

12首《牛虻》组曲

Gadfly Suite, Op. 97a



这首浪漫曲总是出现在亚瑟与他的父亲——主教蒙泰尼里在一起的时候。


影片开始时,青年亚瑟·勃尔顿正如饥似渴地在比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查阅资料,他尽一切力量汲取知识,有疑问都求教于院长蒙泰尼里主教。年轻人,就像是那种新信仰的一个潜在先知。他怀着满腔的热情聆听院长的布道,试图在他的话中捕捉到与新共和理想的某种内在关系。他还潜心钻研《福音书》,庆幸基督教在起源时就具备了民主的倾向。此时,一首浪漫曲缓缓飘荡,博学的蒙泰尼里无限怜爱地看着亚瑟,关照着他的一切。只是,亚瑟还不知道眼前这个自己无比崇敬的主教是自己的亲爸爸。“我祷告天主,愿你永远不要消失对不幸的人的那种关怀。我在世界上除了你,也没有别的人了,我把你当做儿子一样。你是我的光明,我心里快乐的源泉。”蒙泰尼里字字真话,他当然知道,眼前这个文弱帅气的青年人,是自己不能相认的亲儿子。


小提琴:塔斯敏·利特尔


眼看亚瑟涉足意大利进步青年革命党,为争取国家与民族独立的危险斗争,蒙泰尼里被强烈的恐惧折磨,但又不得不尊重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的意愿。他担心自己履赴新职远去会导致儿子遭遇不测,甚至想过放弃红衣主教职位。“我什么也不想,我为一种恐怖感所缠绕。告诉我,有什么特别的危险吗?”从对话与眼神中,流露出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所有担忧。果不出其然,预感很灵验,亚瑟以革命、假死、毁容、残疾、流亡南美,受尽磨难来拷问一个父亲的灵魂。亚瑟九死一生,最后与天主教最高级的红衣主教父亲得以相聚,却是在狱中。然而亚瑟不为父亲的哀求而动摇自己的革命意志,甘愿赴死。生命坠入终局,直至悲怆哀诉时刻。他们都必须失去,以他们的牺牲而使大地肥沃。这也是悲剧的力量与意义。当音乐再次响起,我们黯然神伤,更听懂了音乐情绪中的低回婉转,有了愁肠百结滋味。

 


无论小说还是改编的电影,感动现代人的或许并不是亚瑟的革命精神以及他与琼玛那无望的爱情,而是深沉的父爱。宗教以摧毁个人情感与欲望为代价去擭取某种精神上的圆满。主教无力抵御崇拜自己的女信徒,她在航运富商之家任职家庭教师,拥有年轻美貌与一切美德。不久这位家庭女教师被鳏夫富商迎娶。与其说主教引诱她,不如说她钟情于他。两人在不能拥有的恋情中不能自持,亚瑟在原罪中降生,他们走向沉醉和自我毁灭。这样的爱情,注定是一支哀歌。主教必须离开,他必须远离她,悲哉!他历尽重重困难远赴中国传教,在信仰中,在帮助他人中暗自弥补罪过。她在屈辱与欺凌中抚养私生子。在不被世俗所认可的爱情婚恋,主人翁一般被小说预言早逝,以延续悲剧性。果不出所料,亚瑟善良的母亲,被安排因病早早离世。

 


如果说神父他有什么过错的话,大概就是理性不足了,其他一切完美。什么是理性?唯当我们能能够掌握理性之时,我们才能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一言以蔽之,我们能够自我决定。通过自觉运用理性的技艺与筹划而取得对自然、对事情的完全控制,保障我们自己的创造力、自治性和自觉决定。但是,人之为人是因为有人性,人性少不了弱点。如果人人都理性,这个世界是不真实的。站在这种以理性为主导的启蒙人文主义观念对立面的,不仅有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还有伏尼契的蒙泰尼里主教。因为一个人存在的核心还有对人,对家庭,对血缘的千丝万缕的责任义务。


在一代中国人的内心埋下过挥之不去的情结

前苏联拍摄的电影《牛虻》加强了为革命理想所作的对抗意义,突出了亚瑟的斗争精神。而小说描写则更为丰满,带着19世纪末英国作家特有的对植物、对园林的关注笔触,描写跨国革命题材。1897年,爱尔兰籍女作家伏尼契《牛虻》在英国出版,这部小说初期一直默默无闻,但到了20世纪五十年代,《牛虻》被传播到革命中的苏联和中国,成为共产国际社会的经典文学。伏尼契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英国数学家乔治·布尔。布尔代数就是以他的名字而命名,研究集合运算和逻辑运算。1+1到底等于几?二进制时1+1等于10,用布尔代数计算,1+1等于1。伏尼契家庭中姊妹众多,个个皆名家,对四维几何学、泰勒级数等都有重大的贡献。伏尼契小时候学习音乐,但由于手指痉挛症,不得不放弃当钢琴家的理想而转投文学。后来,她来到俄国,与众多革命者为伍,期间积累了大量写作素材。两年后,当她回到英国后,结识了恩格斯、赫尔岑、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政党主要人物。她对俄国文学钟爱有加,积极出版俄国著作。这也是当时苏联政党对伏尼契其人其作钟情有加的缘故,她是一个革命者,她的作品对革命党有重大的宣传意义。

 


小提琴:尼古拉·贝纳德蒂


《牛虻》描述的革命精神或许受时代限制,被大多数现代人渐渐遗忘,但它的音乐却离我们很近。肖斯塔科维奇用一首浪漫曲而非悲歌传达人类深沉的情感。作为现代音乐家,他的大部分音乐都很激烈:沉重,有时沉重,沉闷。然而,他的浪漫曲触及深邃的思想或者永恒之类的东西,洋溢着一种不自觉的精美和刻意,一种接近于浪漫主义风格的凸显,它激励、慰藉人的心灵,在那个充满鲜血和毁灭性的世界中充满了希望。


 

个人的独特感受胜于所有的知识性的赞赏,毕竟音乐是属于人类共有的伟大情感,而非为了诠释某种知识背景而诞生。从音乐回到关于父亲的话题。父亲的形象言之不尽,人性尽在其中。每次重温《战争与和平》,总感动于人类的别离。作为私生子的皮埃尔与他的伯爵父亲别离,无论多少隔阂与漠视,始终血浓于水。也感动于安德烈一家的满门忠烈,安德烈与他倔强的将军父亲离别,父子之间话不多,看似粗鲁,但谁又说感情不深呢!

 

人们常常唱道:“喜爱夏天的人儿是意志坚强的人,像冲击岩石的波浪一样,是我的父亲。”父亲,像是星辰,不匆忙,也不停息,每个都围转着自己的重担。我们是那个已经长大的父亲的孩子,我们完全可以越过岁月的藩篱,纯粹重温过去和再体验父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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