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常中豁达︱重阳来信2024年9月

（一）

读摩根·豪泽尔的新书《一如既往》，里边有几个很有深意的小故事。

故事一。越南战争中被俘的美军最高军衔将领是海军上将詹姆斯·斯托克代尔。在被释放的几十年后，斯托克代尔被问及在狱中的状态，他说当时他没有感到过度压抑，因为他一直相信自己能够挺过去，一定能够与家人团聚。当被问到谁在战俘营中的日子最痛苦时，他说：“当然是那些乐观的人。”有些乐观的战俘告诉自己：“圣诞节的时候就可以回家了。”但这些人的精神很快就崩溃了，因为圣诞节来了又去，他们依然还在战俘营当中。“他们最终因内心崩溃而去世。” 斯托克代尔说，既要坚定不移地相信事情一定会变好，又要接受残酷的现实，在任何事情上，两者之间都需要一种平衡。对于越南战俘营中的美国官兵来说，那就是要相信事情最终会变好，但也要明白在圣诞节前回家是不现实的。

故事二。从创立微软的那天起，比尔·盖茨就坚持在银行里留一笔现金，保证公司在没有营业收入的情况下能继续运转12个月。

1995年，著名主持人查理·罗斯问盖茨为什么手头要留存这么多现金。他说，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没有哪家公司能给下一年的业务打包票，微软也不能。“我手下的员工年龄都比我大，他们都有孩子，因此我总会担心：‘要是公司没有营业收入了，我还能给他们付工资呢？’”

通过这几个故事，摩根·豪泽尔希望传递一种处世之道：

“悲观地计划，乐观地梦想”。

悲观和乐观是一对复杂的辩证关系，它们表面上看起来是矛盾的，但也有内在的兼容性——只有足够悲观，才能维系眼前的生存，只有维系了眼前的生存，才有机会成为长期的乐观主义者。

这一哲学也适用于投资理财，表述相应地变为：

“悲观地储蓄，乐观地投资”。

只有留够足够的储蓄，确保衣食无忧，剩余的钱方是可投资资金。

（二）

悲观和乐观各有其理由。

悲观源自不确定性。世界时刻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涉及到概率论。正如摩根·豪泽尔所写的，百年一遇的事件并不是说一百年才会发生一次，而是每年都有1%的概率发生。这看似很低，但如果我们同时统计数百个不同的“百年一遇”事件，某个事件在一年中发生的概率又有多大呢？相当大。倘若明年发生灾难性大流行病的概率为1%，发生经济萧条的概率为1%，发生大洪灾的概率为1%，发生地缘政治动荡的概率为1%……那么明年，或者说任何一年，坏事发生的概率其实都挺高的。

不确定性带来焦虑、彷徨甚至恐惧。考虑到生命的旅程中竟要遭遇如此多的不确定性，不得不感慨生命真的如同一场冒险。想要安全抵达彼岸，我们不得不小心地谋划。与比尔·盖茨的做法相似，巴菲特在投资中给自己设定了一项纪律：永远确保身边有200亿美元（后来又提升到300亿）以上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他这么做正是为了应对不确定性的冲击，由于杠杆的存在，金融市场的风险往往是非对称性的，流动性危机发生时，常常意味着一夜归零。巴菲特之所以能够在金融市场历经60余年而屹立不倒，首先要得益于他在资金配置上“永远留一手”的智慧。这种智慧不仅让他免于受到流动性危机的冲击，而且赋予了他在危机时抄底的可能性，从而进一步增厚收益。

在电视剧《繁花》中，由老戏骨游本昌饰演传奇主角宝总的师傅，人称“爷叔”。他们长租于和平饭店，爷叔曾问宝总，搬到和平饭店的套间来，第一件事情应该干什么？宝总不知如何作答，爷叔让他打开衣柜门，一张安全通道的指引牌赫然于眼前。爷叔对宝总说，“安全没有保证，一切都等于零。所以我要做的就是保证你安全通道的畅通。万一你摔下来，还能接得住”。

比尔·盖茨，巴菲特，爷叔都是典型的“悲观地计划者”。

但是如果仅仅是“悲观地计划”，人类社会必不可能取得今日的成就。事实上，人类的伟大之处正体现在与这不确定性的对抗之中。每次在悲观失望的低谷，总不乏有人坚定前行，最终带动整个社会走出困境。 

20世纪30年代是美国经济史上最黑暗的时期。1932年，近1/4的美国人失业，股市暴跌89%。但是很少有人知道，1929年至1941年，其实是人类历史上技术进步最快的时期之一，诞生了无数直到我们现在都在使用的创新：

科技方面有：雷达、喷气式飞机、青霉素、直升机、有机玻璃、核裂变……

家电方面有：微波炉、电子显微镜、复印机、彩电、磁带……

日用品方面有：防晒霜、尼龙、聚四氟乙烯(不粘锅涂层材料)……

商业形态上有：超市、商业航空……

经济学家亚历克斯·菲尔德经过研究发现：截至1941年，在工作时长几乎没有增加的情况下，美国的经济产出相较于1929年已经增加了40%，每个人都变得非常高效。

变化体现在许多方面。

以汽车为例，20世纪20年代是汽车的时代，美国公路上的汽车数量从1912年的100万台激增至1929年的2900万台。但是公路建设远远落后于汽车的增长，直到30年代，公路建设才大幅增长，1920年的公路建设支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933年则超过了6%。

30年代，美国电气化比例也大幅上升，尤其是未能赶上20世纪20年代城市电气化浪潮的农村地区也得到了大幅改善。

电力成了家庭“可靠的帮手”，推动洗衣机、吸尘器、冰箱等家电的购买和使用，进而把家庭主妇从家务中解放出来，让她们加入劳动力市场。

这些方面的改进主要得益于“罗斯福新政”，在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熄火的情形下，通过政府投资发挥出明显的带动作用。同时，通过系列救济、改革措施提供就业机会、帮助贫困人群和改善农业经济。

生产力激增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人们在生活支出方面开始精打细算，追求物有所值。在过去，人们购买食物的方式是去肉店买肉，去面包店买面包，去农产品摊买菜。在美国1/4的人口失业之时，美国第一家超市开业了，它把各种类型的商品汇集到一个地方，供顾客自行挑选，这种食品零售方式非常适合当时的经济形势。

面对萎靡不振的销售状态，各行各业纷纷开始思考：“我们要做什么才能维持生存？”答案是引入亨利·福特10年前发明的装配生产线。“1930年至1940年经济大萧条期间，工厂要么倒闭，要么只在部分时段运营。”弗雷德里·刘易斯·艾伦写道，“生产效率和经济面临巨大压力——让人惊讶地是，经济增长了41%。”

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也写道：“大萧条的重创并没有减缓美国发明创造的脚步，如果非要说造成了什么影响，那就是创新的节奏加快了。”

在不确定面前，难免有人悲观躺平，但还是有更多人选择毅然前行，乐观地梦想。巧合的是，“美国梦”的概念正是由作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在其1931年出版的《美国史诗》中所提出。 

（三）

《一如既往》一书中还有一则触动人心的故事。二战中，在盟军诺曼底登陆的前夜，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问夫人埃莉诺，未来局势未定，她有什么感受。夫人回答：“我快60了，如果还对未知事物有抵触心理，岂不是很可笑？”

罗斯福夫人的话表现出了一种真正的豁达——它不是体现在对于过去的遗忘或谅解，而是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豁达。

不确定性在传统中文里最佳的对应或是佛教语言“无常”，人生无常，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来临。逝者已矣，生者如歌，每个人能抓住的都只有当下，努力过好每一天。

苏东坡在人生高光时刻突然遭遇“乌台诗案”，下放黄州，前程茫茫，朝不保夕，不得不亲身耕作于东坡，回家途中还被大雨淋了个湿透。那是他人生最困顿的时刻，却写出了人生最豁达之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