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芒格先生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我这一生当中，未曾见过不读书就智慧满满的人。没有。一个都没有。沃伦（巴菲特）的阅读量之大可能会让你感到吃惊。我和他一样。我的孩子们打趣我说，我就是一本长着两条腿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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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集团
推荐人 营销编辑潘宁
2024年4月
互动话题：结合本书，请你就“人性的善恶博弈”发表你的看法。
留言时间：2024年10月30日-2024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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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明·福尔克 摘编自太白文艺出版社《人性的博弈》
你愿意放弃100欧元来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吗？也许你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你会说：“我当然愿意。”但你真的愿意吗？你最近是否捐过款用于拯救生命呢？如果没有，为什么没有呢？生活总是让我们面临道德上的艰难抉择，比如让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是否愿意放弃个人利益，为他人做点好事？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一个挑战，因为它要求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对与错、善与恶、利他与利己之间做出抉择。我们是否愿意帮助他人，是否愿意为需要帮助的人捐款，是否愿意关心全球气候，是否愿意真诚地与他人合作？还是更愿意选择“令人愉快”的方案，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你一定熟悉以下这些情形：下雨天或要赶时间时，我是选择开车进城，还是选择乘坐环保但不太方便的公共汽车或火车？在超市购物时是否选择有动物福利标签但价格更高的肉排？是否要改用清洁能源？是否要去敬老院看望亲爱的老姑妈？是否要加入学校顾问委员会、俱乐部或参加下一次的街头庆祝活动？是否申请器官捐献？我早就想这么做了。我们不是应该邀请邻居来家里吃饭吗？我真的得向迈尔先生道歉，这其实只是个误会。今天我要为我的同事加会儿班吗？她有个重要的约会，这能帮她大忙。坐车要不要逃票？没人会查的。向保险公司隐瞒自己的过失可以吗？大家都这么做。诸如此类。自私与善良总是在我们内心相互较量。尽管我们实际上坚信（或至少愿意相信），我们都是正直的人，尽管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我们经常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出与公共利益背道而驰的决定。如果我们做事时能更多地考虑他人的需要，那岂不更好？当然是。但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是什么阻碍了我们这样做？为什么世界会变成这样，充满痛苦、折磨和谎言？一句话：为什么好人难当？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来实现世间的美好？这就是本书要探讨的问题。通过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到，是哪些机制阻碍了行善，为什么我们常常无法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以及针对这些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必须时刻努力，才能保证行为得体、正直，这是情理之中的。一方面，我们周围有太多道德绊脚石：我们会被一些情况诱导而误入歧途，还有一些情况会让人违反自己的道德准则，即使我们原本可能并不想这么做。另一方面，利己主义是人性的一部分。人性总是兼具善与恶。这两种特性都是与生俱来的，没有人总是对的，也没有人总是错的。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它是灰色的。决定我们行为方式的是环境和个性的相互作用。但是，为什么同一个人在某种情况下表现得正派利他，在另一种情况下却表现得自私自利呢？为什么在相同的情况下，两个人的表现会大相径庭呢？哪些情境会诱使我们变得自私？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人格差异有多大，决定因素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当好人——澄清和理解这一点不仅有助于人们的共存，最终也有助于增加人们的共同利益。因为所有与社会相关的问题都涉及我们是否愿意以及如何放下眼前的自身利益。气候问题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只有我们愿意改变自己的行为，大幅减少破坏气候的气体排放，才有希望拯救世界。另一个例子是支持社会弱势群体。只有提供平等的机会，特别是平等接受教育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才能减少社会的分化，从而阻止民主被逐步破坏。全球不平等现象也是如此：只有我们愿意放弃部分财富，与他人分享，才能减少贫困、饥饿、缺乏清洁饮用水或感染致命疾病的现象。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为共同利益而奋斗，即使需要付出代价和努力，我们也应该进行合作。例如：避免乘车逃票和向森林倾倒垃圾，加入协会、当地食物银行1，照顾难民或有社会弱势背景的儿童，或者在抗击疫情时选择接种疫苗，选择搭便车。一个社会，不解决合作问题，就可能分崩离析。无论是在小范围内还是在大范围内，无论是在邻里之间、职场中还是在更大的舞台上，无论是在国际合作中还是在普遍的协作中，都是如此。如果我们想改变自己的行为，就需要了解是什么阻碍了我们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本书正是试图揭示这一点，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我们难以成为一个好人，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做出与自己的价值观相悖的事，让自己失望。做一个“好人”，到底是什么意思？行为科学家对此有何解释？道德行为、亲社会行为或利他行为的含义是什么？即使是有大智慧的人，也无法用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方式来定义道德。在具体的个案中，人们对此总会有分歧。然而，在关于哲学和科学的争论中，已经有一种基本的理解，一种最低限度的共识，这种理解和共识也与大多数宗教和文化中关于道德行为的观点不谋而合。抽象地说，这种最低限度的共识就是，出于卑劣的动机而故意给其他生命造成痛苦或伤害是不道德的。这个定义之所以对我们的研究目的如此有用，是因为它指的是行为，或者说，它关注的是行为的实施者，而不是对事态的评估。因此，我们的故意行为具有道德意义，因为这些行为会影响他人的利益。如果一个行为对他人产生了积极影响，那么这个行为就是道德的，比如帮助盲人过马路。相反，如果对他人产生了消极影响，那么这个行为就是不道德的，比如，驾驶对气候有害的高油耗汽车，或者欺骗保险公司，破坏社会团结。做好事是一个决定、一种行动，而道德行动的主要问题在于，它经常与我们的个人福祉和个人利益相冲突，我称之为根本性的目标冲突，它描述了在平衡自身利益和他人利益时产生的紧张关系。就拿前面提到的花100欧元救人的例子来说，从道德视角看，还有什么比救人一命更有价值呢？但与此同时，我却不得不舍弃本可以由我自己支配的钱。我为什么不用这笔钱买点好东西呢？一方面是做好事的收益，另一方面是做好事的成本。所有与道德相关的行为都基于这种冲突。这也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我将在第一章详细阐述这个问题。除了平衡成本与收益，我还想描述一下在自己和他人面前当个“好人”的愿望所带来的后果。对良好形象的追求为亲社会行为插上了翅膀，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对良好自我形象的渴望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频繁、确凿地陷入道德困境，最终做出自私的行为。我们喜欢自欺欺人，尽管选择了善的对立面，但为了让自己在记忆中成为好人，我们会扭曲记忆中的世界。完成这一“壮举”，是我们所具备的最令人兴奋的能力之一。其中包括我们讲述关于自己的故事，目的是为自己的自私行为开脱，为自己减轻负担。另外还有视而不见、拒绝了解，这使我们能够相信，自己对情况并不太了解。此外还有我们的选择性记忆。它把我们的行为描述得过于美好，或者是创造性地用道德账簿的形式，借助小小的善举来安抚我们的良心。还有其他各种把戏，我们有时甚至没有注意到它们是如何误导我们的。最后，我们甚至坚信自己真的是好人。也许你还记得某次你为了躲避乞丐而走到街对面去吧？情绪和情感在我们的行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情绪状态不同，我们就会成为不同的人吗？在焦躁不安、疲惫不堪或悲伤抑郁时，我们的行为可能会与情绪平和、心情舒畅时不同。有些情绪，比如嫉妒，会让我们道德败坏。但遗憾的是，行为正派也不总是让我们快乐。从理论上讲，做好事带来的幸福感可以瞬间解决道德的问题。但不幸的是，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我们行为的另一个重要驱动因素是我们所在群体的行为。处在群体中会让我们在道德上变得冷漠，因为责任扩散了，我们无法再清晰地追踪自己的行为导致的后果。在集体决策中，谁来承担不道德行为的后果？老板、同事、客户、供应商还是贸易伙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说辞，他们都可以说这与他们无关。到头来，谁都没有责任。有些廉价T恤是以非道德生产方式生产的，当它们被摆在货架上供人挑选时，你会放弃购买吗？你也许会想：即使我不买，别人也会买。在公交车上帮助一位受欺负的人？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别人不站出来？责任的扩散，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往往会导致不恰当的行为。那么，我们同伴的行为又起着什么作用呢？人类行动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互惠：当别人合作时，我们才会合作；当别人对我们好时，我们才更愿意公平地对待他。我将讨论尊重和信任在我们日常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比如在工作场所。在此过程中，我还将探讨社会规范的作用：我们能否通过有针对性的期望值管理，激活社会规范，谋取共同利益？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事实上，我们在一项针对美国的研究中已经证明，许多人在气候保护方面做得很少，因为他们低估了其他人为此做贡献的意愿。我将阐述这种情况导致的后果，以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加强我们以气候友好型方式行事的意愿。影响我们行为的不仅仅是环境和他人。我们自己的道德观和个性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我们之间究竟有多大差异？我们又该如何衡量呢？女性是否比男性更有道德感？是否存在文化差异？文化差异从何而来？是什么促进或阻碍了我们的人格发展？出身、社会化和榜样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作为社会主体，我们能否对亲社会人格的形成产生有益的影响？我们能否通过促进亲社会人格发展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我邀请你体验一次行为科学之旅！在此过程中，我将告诉你我在过去几年中对人类行为的所有发现。作为一名行为科学家，我主要研究个体及其行为，也就是正常人的正常行为。这是相当务实的，但它最终会带来更深层次的理解，因为它认真对待了人类的决策需求，并让我们对自身的弱点和局限感同身受。我的研究目的不是评判他人，而是更好地理解我们为什么决定采取或拒绝亲社会行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改变现状。我们感兴趣的是人们是怎样的，而不是他们应该是怎样的。在我看来，讨论一切可能如何或应该如何是最无聊的事。行为科学家都依赖数据和事实的支撑。实证方法也不同于人文学科中的道德论述，在人文学科中，关于“人的本质”的推测往往参照伟大的思想家的理论，来自自身经历的或想象中的“合理性”和直觉主导着辩论。但要注意的是，恰恰是诉诸自身的经验会让人在分析中误入歧途。因为决定我们丰富经验的环境是由我们自己选择的。此外，我们都有一种习惯，那就是相信别人和自己一样。这种倾向于高估共识程度的所谓“错误共识效应”指的是，我们倾向于认为其他人和我们有着相似的信念和态度。当下次还有人告诉你这个世界有多糟时，请想想这种效应，很多时候，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自我披露，它更多地反映了说话者的情况，而不是这个世界的情况。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不再依赖直觉和我们自己的经验，而是通过实验证据来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出亲社会行为，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却不会。例如，我会告诉你德国一所大学的普通学生在面临我在前文描述的选择（要么拿走100欧元，要么不要钱救人一命）时是如何表现的。你认为，有多少人选择拯救生命？10%？一半？还是全部？在分析中，我将主要借鉴实验室实验和实地实验的结果。因为经济学家通常感兴趣的是因果结论，而不仅仅是相关性。不能因为我观察到A和B两个事件正相关，就得出A对B有影响的结论。然而，确定因果的关联非常重要，尤其是给人提行动建议的时候。例如，下雨时通常能看到很多雨伞撑开，但我们不能从这一观察中得出结论，认为撑开雨伞就带来坏天气，也不能因此用撑开伞的方式去破坏一个不受待见的同事的婚礼。很多情况下，人们能观察到两个事件之间存在相关性，但它们之间却根本不存在因果关系，或者存在另一个事件C，它同时影响事件A和B并使其产生相关性。例如，根据观察，当街道上出现水洼时，更多的人会撑开雨伞，但无论从哪方面看，这两者都不存在因果关系。我们往往会假设一种并不存在的因果关系，尤其是当涉及人类的行为时。例如，如果我们观察到更快乐的人或者心情更好的人都表现出更多的利他行为，我们能说利他行为使我们快乐吗？或者说，是好心情影响了我们的利他行为吗？也许是第三个因素，例如较高的收入，同时导致了好心情和亲社会的行为？所谓的选择效应也会使因果结论复杂化。假设你对某项劳动力市场政策措施（例如为失业者提供培训）的有效性感兴趣，那么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将措施的参与者与非参与者进行比较。但要小心，如果我们发现参与者在劳动力市场上有更好的机会，这可能并非因为他们参加了培训，而是因为他们比未参与者更有动力和决心。有积极性的人更有可能参加培训，而这反过来也许又能解释整个差异。为了得出因果关系的结论，最好先进行实验：在实验室实验或实地实验中，参与者（被试）被随机分为不同的组别（实验组、条件组）。随机分配确保各组在组成上没有系统性差异。各组之间除了研究人员感兴趣的差异，决策背景完全相同。实验可以控制决策情境的变化，从而对某些因素进行因果判断。2行为经济学的实验室实验有时只有几分钟，但有时会持续一两个小时。参与者参与实验可以获得报酬，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能根据自己的选择赚取额外的钱。他们在实验中的行为会产生实际的（主要是金钱上的）后果，这意味着我们面对的不是单纯的意见表达，而是真实可信的决策。这样我们就能对潜在的动机得出可靠的结论，因为声称自己是一个利他和公平的人很容易，但如果真的捐了钱，自己的钱就少了，那就得另当别论。有些研究我只是一带而过，有些研究我则会详细介绍。因为对我来说，重要的不仅是研究结果，还有研究过程。我不想只为你提供一口现成的菜肴，而是要时不时带你走进厨房。这样，你就能看到研究是如何进行的，以及是通过哪些因素得到的结果。一方面，看看幕后情况有助于更好地评估研究结果及其可信度。而另一方面，我认为，代入研究实验室的视角，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对亲自参与实验的鼓励和邀请。研究是有趣的，我希望大家都能了解这一点。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我已经努力对本书引用的几十项研究进行了说明和解释，但很多细节、差异、局限和结果都没能提及。因此，建议所有感兴趣的读者阅读原文献。在那些文献中，你还可以找到数百篇其他文章，遗憾的是，本书没有足够的篇幅。3另外，为了书写和阅读方便，书中主要使用了指代男性的人称，不过，指代的是所有性别。我还想说点别的。任何写道德问题的人都很容易被指责傲慢，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我要做一个小小的忏悔。虽然我自己是不是一个好人与本书的内容无关，但我要说的是，我常常失败，一生中已经做了很多错事。鉴于此，让我们享受阅读吧！生活总是让我们面临道德上的艰难抉择，它要求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对与错、善与恶、利他与利己之间做出抉择。
到底是什么在阻止人们做好事？人们做决策究竟受制于哪些因素？扩而大之，为什么世界会变得充满痛苦、折磨和谎言，我们如何建造一个亲社会环境，建设更美好的社会？……自私与善良作为在我们内心相互较量，它既会平衡成本与收益，也会追求良好的社会形象，还会受制于情绪和情感做出不同决策，甚至在同伴行为或者群体责任扩散的情况下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作者对人类的决策需求做出细致剖析，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人性的弱点、局限，更深入地理解人们为什么采取或拒绝亲社会行为，进而提供改变策略，帮助人们构建一个更能激发个体亲社会行为的社会环境。瑞士苏黎世大学经济学博士、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教授、行为经济学家，曾荣获2009 年莱布尼茨奖。
2004年起，主持波恩大学实验经济学实验室的工作，这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实验经济学实验室。研究重点领域包括行为经济学、神经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
福尔克的研究旨在为行为经济学模型提供更好的实证基础，对经济和社会政治层面、基础研究也具有重要作用。
福尔克的研究横跨多个学科，应用了实验经济学、社会心理学、遗传学和神经科学的理论。其方法侧重于现场实验和实验室实验，辅以数学模型、遗传学方法和功能磁共振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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