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生产关系层面需要加强三方面制度供给。”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区域和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李金波日前在《人民论坛》撰文指出，首先，为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其次，为数据要素确权；最后，保护创新型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本文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落实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实践推动中要注意抓好两个“转”：一是转导向，即由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转变；二是转机制，即着力构建有利于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环境。
本文还探讨了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路径：在实践中需要着力抓好新制造、发展新服务、培育新业态。“我国在这些方面均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现在的短板，就是未来巨大的增长极。希望通过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制造业克服短板，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增长极。”
——BY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以下，祝开卷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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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 微信公众号【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作者/ 黄奇帆 李金波，本文选自《人民论坛》杂志2024年第14期。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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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指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发展要求进行了系统阐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涵逻辑
新质生产力是摆脱了传统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增长跃迁，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
理论上，一国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剩余逐步积累的过程。一般有四种路径：第一种路径是通过持续的要素投入，如通过资本投入、劳动力增加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使生产超过消费，产生剩余和积累；第二种路径是通过国际经济合作，比如通过国际贸易或国际投资获取经济剩余，促进经济增长；第三种路径是通过对外武力征伐、殖民等，掠夺他国的经济剩余；第四种路径是通过科技进步和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第一种路径在历史上推动了世界上许多地区的经济发展，但也带来了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和不平等等问题。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这种要素投入型增长模式，但近年来随着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持续上涨，比较优势不再显著。而且长期形成的靠房地产、基建等投资拉动、债务驱动为主的增长模式日益难以为继。近年来，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达14%左右，对地方财政贡献近60%，但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增速可能会受到一定拖累，需要探索新的经济增长引擎。
对于第二种路径，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增长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但随着开放红利的释放，这种增长效应也在逐步减弱。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已由最高时（2006年）的67%下降到2019年的33%左右，且自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大多数年份是负的。尽管我国对外开放带来了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优化效应，对经济增长贡献巨大，但近年来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依靠国际经济合作提振经济增长潜力的难度越来越大。
对于第三种路径，历史上一些国家通过殖民他国、武力征伐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但很不光彩，且日益被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所摒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
以上路径中，第三种路径我们不能走，第一种路径和第二种路径走起来日益困难，但我国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须确保经济增速维持在4%以上，走第四种路径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势在必行。
目前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大概有欧美发达国家的40%—60%，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但如果没有科技革命的加持，单纯依靠经济内在的量变很难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以智能化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条件。在这样的重大历史机遇面前，发展新质生产力，充分释放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增长红利，不仅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降低要素成本、增加要素投入，也有利于打造国际经济合作新优势。
从近期看，要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新的增长引擎，维持经济增长势头；从远期看，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支撑14亿多中国人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必然选择。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在技术上实现革命性突破，形成一大批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成果，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新质生产力是要有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所谓原创性、颠覆性创新，以下五个“新”的标准至少要满足一个：
一是新的科学发现。新的科学发现是“从0到1”、从无到有的对自然和宇宙运行规律有新的重大发现，比如量子科学、暗物质和暗能量、脑科学的研究可能会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对自身的认知往前推进一大步。尽管我国已经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在此类“从0到1”创新方面的成果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这其中既有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的原因，比如，2022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30870亿元，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55%，总量排名全球第二，但投向较为分散，2022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的比重为6.32%，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多为15%—20%的水平相比还有提升空间；也与体制机制对创新和自由探索活动激励不足有关，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二是新的制造技术。新的制造技术是指在原理、路径等方面实现了革命性突破，从而对原有技术方案进行有效替代的制造技术。比如，增材制造（又称3D打印），使用该技术可以直接依托数字模型生产复杂的产品，减少材料浪费，并允许进行个性化设计。又如，利用纳米材料制造超级材料，从而在强度、耐用性或电导性方面实现传统材料无法比拟的性能。再比如，利用CRISPR等技术进行基因编辑，或通过合成生物学开辟新的路径生产药物、燃料和食品，等等。这些技术的出现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三是新的工艺路线。即生产过程中采用的创新技术和方法，旨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减少环境影响或提升产品质量。不同的行业可能会有不同的工艺创新。比如，通过一体化压铸，特斯拉将原本需要多个零部件通过冲压和焊接等方式组装而成的车身结构件，转变为可以直接通过压铸工艺一次性形成的单一零件。这种方法不仅减少了零件数量、生产时间和成本，而且还提高了车身结构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并且这一创新可能会导致汽车车体制造工艺的重大变革。
四是新的生产工具。工具变革在人类发展史上始终处于重要地位，因为工具的革新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和成本的下降，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恩格斯指出：“使英国工人的状况发生根本变化的第一个发明是珍妮纺纱机。”再比如，透射电子显微镜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对微观世界观察能力的重大飞跃；EUV光刻机的出现让7纳米、5纳米芯片制造成为可能；基因测序仪的出现，让我们能够读取和解析生物体DNA或RNA的序列，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遗传信息的理解和应用。
五是新的生产要素。过去的制造靠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未来的制造除了靠这些传统要素外，还会有数据这一新要素。加入新要素，使生产函数发生了新的变化，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学习效应会发生新的交叉组合和融合裂变。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的加持下正在加速迭代，数据已经成为人工智能得以成熟的重要生产要素。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的普及和应用，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特征会更加显著。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要在生产关系、产业组织和资源配置层面发生新的变革，实现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在理论上，技术进步的确拓展了生产可能性曲线，但将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则需要变革生产关系、优化资源配置以及创新产业组织等。
一是加强创新制度供给，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先进生产力，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生产关系层面需要加强三方面制度供给。
首先，为职务科技成果赋权。赋予科研人员因利用财政资金或国有企业出资形成的职务科技成果以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以更好激发广大科研人员开展创新的积极性。
其次，为数据要素确权。原始数据来自四面八方、亿万经济主体，经过各类平台汇集利用后成为有价值的数据，其产权如何在原始数据所有者和数据加工者之间进行合理分配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索的重大问题。
最后，保护创新型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在微观层面，企业家是配置生产要素的主体，他们通过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迁，将一个个技术发明转化成了现实生产力，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保护企业家特别是保护致力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创新型企业家的合法权益，是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和关键环节。
二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融合集群发展，实现产业组织持续迭代升级。好的创意和发明需要有效率的产业组织将之变成现实，其不仅能造出来产品，还能将产品卖出去；不仅能卖出去，还要成本可控，实现经济价值；不仅在本国实现经济价值，还要有全球视野，将市场拓展到全球；不仅能“买全球、卖全球”，还能吸引集聚全球创新资源，持续进行技术和产品更新迭代，在专利、标准、品牌等方面建立“护城河”，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这方面，中国有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及各种创新成果探索性应用的丰富场景优势，将这三大优势充分发挥出来的关键在于构建“产业互联网+产业集群”的新型产业组织，即以数字化为抓手全面推动产业链全链条数字化转型，形成水平分工、垂直整合、敏捷韧性的产业互联网，同时加快培育一批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元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链集群。
三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谁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有效集聚和配置知识、技术、管理、人才、数据等创新要素，谁就能在发展中赢得主动，谁就能在新领域新赛道的开辟中占得先机，谁就能率先形成新质生产力。这就要求我们不失时机地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一方面，紧紧围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健全现代经济治理体系。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另一方面，通过主动开放推进创新要素跨境优化配置。通过主动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探索创新要素跨境自由有序流动体制机制，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集聚全球创新资源，促进国际创新成果转化。
新质生产力是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要注意抓好两个“转”
高质量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落实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实践推动中要注意抓好两个“转”：
一方面，转导向，即由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转变。人是生产力中最为重要、最为活跃的因素。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在供给侧和需求侧都面临与“人”有关的问题：在供给侧，劳动力供给结构发生趋势性变化，人口进入负增长和深度老龄化的新阶段；在需求侧，存在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偏低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较低，即“双低”问题。
针对“双低”问题，需要着力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强化创新，培育和释放我国规模庞大的人力资源红利；同时，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报酬份额，增加最终消费在GDP中的占比，缩小收入差距，增强经济循环的内生动力。这就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以人的综合素质全面提升、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人口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科技体制改革，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
另一方面，转机制，即着力构建有利于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环境。高质量发展是多个目标动态平衡统筹兼顾的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除了要注重创新发展、开放发展外，还要在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方面探索新路径、迈出新步伐。
新质生产力总是在局部的少数人、少数企业中培育形成，然后逐步向周边辐射，最后带动全局，发展不平衡、渐次带动，发展成果短期内难以惠及所有人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特征。我们既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行一步，大胆试大胆闯，又要注重将创新成果、发展成果通过适当的机制及时惠及全体人民。特别是在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全面渗透和应用的大背景下，需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平衡好科技进步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路径
新质生产力在产业中的体现就是以新产品、新服务和新业态来形成新的先进生产力，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为此，在实践中需要注重抓好以下三个“新”：
抓好新制造
一般而言，并非三百六十行中所有的技术进步都属于新质生产力的范畴，代表新质生产力的新制造涉及新能源、新材料、新的医药、新的制造装备和新的信息技术这五个领域。看上去这里有五个“新”，但这五个“新”背后的能源、材料、医药、装备和信息等产业，其实在人类五千多年的文明中一直存在。
人类社会一直在围绕着这五个领域不断拓展和进步。比如，人类社会早期划分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标志分别就是石器和青铜，属于“材料”和“装备”的变革。到了农耕时代，也涉及这五个领域。材料方面就是铁器的广泛应用，能源方面涉及炭火的生产等。医疗方面因为人类要延长自己的寿命，医药始终是最重要的。信息方面，古代结绳记事、烽火传信、算盘计算以及纸张发明等，都与信息传递有关。
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不断克服困难，发现新的材料，开发新的能源，应用新的信息技术，发明新的生物医药以及各种装备制造的过程。回到当下，我们发展新制造需要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培育未来产业为重点。
要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应用，增强要素保障能力，培育壮大产业发展新动能；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
目前，全世界在这些领域的进展很快，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科技进步，一批颠覆性产品和科技将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生产可能性曲线实现新的拓展和跃迁。
每一次工业革命所形成的新质生产力，除了改天换地地推动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产力之外，作为那个时代新质生产力的缩影，还体现在一些世界性的、进入千家万户的、具有万亿美元规模的耐用消费品上。事实上，每一个工业革命时代，总会有四到五个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进入人类家庭生活中，成为风靡一时的消费主流，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亚洲其他地区、欧洲及美国，都是如此。
比如，具有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第一次产业革命中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照相机、留声机等；第二次产业革命中是空调、电视机、冰箱、洗衣机、轿车等；第三次产业革命中是智能手机、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打印机、传真机以及液晶面板的电视机等。就全球而言，这些产品的市场规模往往超过万亿美元级，哪个国家、哪个城市能够把这些产业发展起来，就会在国际竞争中走在前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从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入手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其中的“整机产品”就是这类新的“四大件”“五大件”。
当下，人类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今后二三十年，能够形成万亿美元级市场的“五大件”，大体上包括以下五种。
一是具有智慧驾驶功能的新能源汽车。2023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全球比重超过60%、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青预计到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会在1700万辆左右，到2030年市场占有率会突破90%。
二是可以提供娱乐、家政服务，甚至能够陪伴老人生活、儿童学习的进入千家万户的机器人。未来这些机器人的每年需求量可能将达到四、五千万台，形成万亿元人民币级的市场。
三是在通用大模型、行业大模型训练基础上形成的个性定制的秘书式机器人，转为各种工作人员提供专业化智能信息服务。
四是头戴式的AR/VR眼镜或头盔，将替代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成为新一代计算和通信终端平台。
五是3D打印，可以让用户个性化定制自己设计的创意产品，进而催生一个“人人皆是发明家”的新的时代。
发展新服务
服务成为生产力的重要构成是社会分工深化的结果。新质生产力需要有新服务。这个新服务主要是那些镶嵌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对全球价值链具有重大控制性影响的生产性服务业。
关于服务业，世界经济版图中体现出三大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在各种高端装备中，服务的价值往往占这个装备或者这个终端价值的50%—60%。比如一部手机，硬件制造占50%的价值，还有50%是软件、操作系统、芯片内置的程序、各种专利以及服务嵌入到产品中体现的价值。其他如核磁共振或是各种各样的高端装备、终端都差不多具有这一特征。
第二个特征是整个世界的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报告，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已由1970年的9%增长到2017年的20%，到2040年预计达到三分之一。全球贸易中，货物贸易所占比重在收缩，服务贸易所占比重在扩张。
第三个特征是一国经济越发达，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越高。比如，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80%，其中服务业增加值中有60%源自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强相关，60%乘以80%是48%，即美国的GDP中大约有48%来自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是和制造业相关的高科技服务业。欧盟GDP中39%是生产性服务业。
按照国家统计局印发的《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货物运输、通用航空生产、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节能与环保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职业教育培训服务，批发与贸易经纪代理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共十大类。这十大类和制造业强相关，这些服务业如果发展不到位，制造的产品就很难实现高端化。
目前虽然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近30%，但与制造业强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却相对滞后。2023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4.6%，在服务业增加值中，生活性服务业增加值和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大致各占50%，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大约为27%，和欧盟的39%、美国的48%相比，还存在一定提升空间。
此外，中国的服务贸易也存在结构、比例与世界尚不同步的问题。2019年我国服务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为14.6%，与世界水平（23.8%）相比还有提升空间。2019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1.96万亿元人民币，一半以上是生活性服务业，如旅游、观光、餐饮住宿等产生的服务输出，服务贸易进口的3.46万亿元人民币基本是生产性服务业；逆差1.50万亿元人民币，逆差的主要来源是外国的服务贸易公司提供的生产性服务对中国形成了服务出口。
培育新质生产力，除了要增加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总体比重外，更要增加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整个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力争在2035年使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60%左右，占GDP的比重达到35%以上；与此同时，进一步把服务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23年的13.6%提高到2035年的30%，着力提升高端制造中服务价值的比重，促使一大批终端制造产品内嵌的服务附加值达到总价值的50%以上。
培育新业态
培育新业态的核心是推动产业变革，是实现产业组织的深刻调整，有两大关键推力。第一大关键推力是经济全球化。新业态的形成要与全球潮流连在一起，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制度型开放，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
目前，我国的内外贸尚未实现一体化发展。改革开放几十年，外循环是一个圈，内循环是一个圈，出口的货物要内销比较麻烦，内销的货物要出口也比较麻烦，不管是税收规定还是检验检测的规定，还是各种市场准入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这种现象。2022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达2.11万亿元人民币，占当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2.07万亿元人民币）的5%。而国内电商却能把40%的国内贸易批发流通业务由线下转为线上。
之所以国内做得比较顺畅，国外却开展得并不顺畅，根源在于内外贸尚未实现一体化发展。如果打通阻碍内外贸一体化的关键堵点，跨境的也可以做国内跨省的，跨省的也可以做国际的，就像亚马逊从来不分跨不跨境，商品从纽约卖到华盛顿和从纽约卖到伦敦是一回事。
这是一个新的业态，是世界潮流，而我们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就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为此，2023年12月，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明确关于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措施，会议提出，要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加快调整完善国内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促进内外贸标准衔接、检验认证衔接、监管衔接，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正是这个改革的深意所在。
第二大关键推力是数字化，形成产业互联网。现在，我们的消费互联网做得风生水起，而产业互联网基本上刚刚开始。产业互联网有两种，一种是以中国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或德国制造4.0中的产业互联网为代表，是一个企业或者一个集团内部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是实现设计、开发、制造、销售、物流等全链条的数字化。
这是讲一个个的企业，但市场正在兴起另一种产业互联网，就是依托互联网的平台和各种终端，将触角伸到全世界的消费者，根据消费者偏好实现了小批量定制、大规模生产、全产业链贯通、全球化配送。在这样的平台上集聚了几百家提供研发设计、金融保险、物流运输等生产性服务业的企业、上千家制造业企业以及几百家原材料供应商，这些企业之间用数字系统进行了全面贯通。依托这个产业互联网平台，这些企业形成了以客户为中心、全产业链紧密协作的产业集群，实现了“以销定产”、“以新打旧”（以新产品淘汰旧产品）、“以快打慢”（以快速直销淘汰普通分销）。
现在这样的产业互联网，中国有一批，这样的平台放在哪个城市，就会给哪个城市带来几千亿元、甚至几万亿元的销售值，同时带来几千亿元、甚至几万亿元的金融结算，还会带来物流和其他各种服务，这个城市就很容易成为新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服务中心。
总之，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代表的新制造，以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新服务，以及以经济全球化和数字化为代表的新业态形成的聚合体就是新质生产力。我国在制造业板块、服务业板块和新业态板块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现在的短板，就是未来巨大的增长极。希望通过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制造业克服短板，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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