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朝日新闻》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日中友好，有关山崎丰子的回忆》的文章，作者是一位30多年前留学日本的中国女性。文章写的是作者已去世的夫君和公婆一家与著名作家山崎丰子之间的一段温暖回忆，寄思于中日友好。
她回忆了当年公公曾几次接受直木文学奖得主山崎丰子的采访。当时山崎丰子正着手写战争遗孤主题的长篇小说《大地之子》，而这位作者的婆婆正是一位日本遗孤，被中国养父母抚养成人后与作者的中国公公于上世纪80年代回到日本，两人的儿子就是这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遇到的夫君。作者从公婆那里听说了很多关于中日间的往事，也听说了两国恢复邦交后日本新日铁公司对宝钢公司的支援等过往，因为她的公公就是当年两家公司合作时的翻译人员。作者还回忆了自己与夫君举行婚礼时还收到了山崎丰子寄来的广辞苑词典和贺信，信中山崎丰子写道：“请为日中友好多多尽力”。作者在文末这样写，“三十多年过去，公婆和丈夫已不在人世，中日关系也已然没有了当时的氛围。回想往事，令人怀念，也令人怅惘。”
文章短小精悍，文脉清楚而有所表达。我不禁想知道这位中国作者的名字。不看还好，一看吓一跳。作者竟是我们日本华文作家协会的作家会员杜海玲老师。和海玲老师在日华作协多有接触，前几天我们协会举办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日本华文文学新发展”的会议上，海玲老师还全程负责了主持工作，她的随笔和散文清新隽永，但在日本报纸上读她的日语文章还是第一次，又通过文章知道了她的一些经历，不禁感慨良多。
说到杜海玲老师主持的这次学术研讨会，我在其中也经历了一个涉关中日民间交往的温暖故事，它颠覆我旅日30年对日本人的印象。这次活动，我们邀请了数十名来自世界各地包括国内的著名作家和学者来参会。研讨会第二天，作为文学活动的一部分，计划带领大家到富士山下山中湖附近的“三岛由纪夫文学馆”参观。不巧的是，我们计划参观的日子正赶上休馆日，无疑这将大大降低这次文学活动的内容水准。作为联系人，我试着拨通了文学馆的电话，向工作人员讲明了缘由。没想到对方将电话转到了当地教育委员会，经过一番商量，我在电话里听到的结果竟是“为了中国作家和学者不枉此行，特意在休息日实施特殊开放”。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我知道，日本是一个严守规范、从不会轻易改变规则的国家。但这一次，却为了远道来访的中国作家们进行了如此特别的通融。整个过程中没有送礼请客、没有低三下四的请求，只是几分钟静静的等待。10月28日，参会的中国作家和学者得以如愿以偿，留下了富士山下有关文学的美好印象。大家听说了日方的特别照顾，临行时对馆内工作人员深深鞠躬表示谢意。
回到海玲老师的文章，正如她文中所表达，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间友好人士为促进两国关系，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既包括山崎丰子这样倾情传达中国人民善良胸怀的日本著名作家，也包括新日铁等日本大公司向中国传授技术的日本工作人员，包括海玲老师去世了的公公，他们默默承担起中日间的翻译桥梁，还包括三岛由纪夫文学馆工作人员这样有良知的普通民众。所有这些人，都是热爱和平的人，他们不分国籍。
1984年山崎丰子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开始创作以战争遗孤为主题的小说《大地之子》。这部小说1995年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日本播放，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强烈反响，也掀起了日本社会对中国民众的感激之情，大大促进了中日友好关系。笔者1994年留学日本，恰逢其时，充分感受到了当时日本民众对我这样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的热情关怀和帮助。
与之相对，近年来一些日本媒体不负责任地煽动舆论导向，使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变得越来越差，网络时代感受到这种情绪的中国网友也开始了激愤，中日关系江河日下。四川大地震、3･11大地震以及武汉疫情期间等中日人民互帮互助的温暖故事宛如梦幻般一夜消失，彼此间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作为一名和“中日友好”同时代成长的七零后，我常常为近年的中日关系感到难过，同时也为那些罔顾事实、一味对中国污名化的日本报道感到愤慨，更为过去的日本政府罔顾两国同为亚洲重要成员国、需彼此携手合作才能促进地区安全稳定和繁荣的这一现实，一味追随美国，令人感到失望。
希望石破茂政权能够承诺首相就职讲演时的决心，与中方全面推动战略互惠，在各个层面与中方积极对话沟通，建立“建设性稳定关系”。这事关两国国运和民生，也事关两国友好与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