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和生育率，即不同年龄段女性（通常指15岁至49岁之间）生育率的总和。据日本政府今年2月份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东日本的主要城市，如东京都、宫城、千叶和神奈川，其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08、1.15、1.21和1.22。相比之下，西日本的大阪、京都、兵库、和歌山等主要城市总和生育率较高，分别为1.22、1.27、1.36、1.43。从整体数据来看，东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低于西日本地区，形成“西高东低”的地区差异，这一倾向从2000年代中期便开始凸显。
不妨以人口的地区流动（主要是女性人口流动）为切入点，分析日本生育率“西高东低”的原因。
是留在家乡，还是去往“他乡”？这是年轻一代处于人生之路转折点时会思考的问题。包括教育、就业等在内的社会条件及环境，是决定年轻人去留的关键因素。
在过去，日本西部的制造产业曾吸引着地方高中或专科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但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日本经济进入了长期的低迷期，导致制造业等行业的就业机会减少。此外，2002年日本废止了防止人口和工业在都市区过度集中的《工厂限制法》，由此都市区放宽增设大学的限制，再加上后期日本大学奖学金制度的改进完善，更多学生有机会去往大城市继续接受教育，改变了年轻人的就业及定居地的选择。
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服务业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以东京都区为核心的东日本地区，拥有较多的大学及优质企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更大。教育机会的扩大、就业结构的转变，以及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让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从家乡走向大城市，走向更高的学堂与职场。
客观现状是，随着年龄增长，“小镇青年”返乡的意愿提高，男性返乡意愿比女性高。由此，女性“离乡易、回乡难”的地区，适龄适育男女人口的平衡更容易被打破。
总的来看，日本东部地区成为年轻一代流入及定居的主要地区。但是，生育孩子的数量并不与年轻人数量，尤其是女性数量正相关——生育率高低与否，还是归于年轻人是否愿意生孩子这一现实问题上。
经济发达的地区发展机会多，同时也意味着就业竞争压力及生活成本都更高。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教授熊仓正修总结了已有研究中提到的影响各地区总和生育率的要素，其中包括各地区的就业和经济发展状况、育儿环境、生育和育儿机会成本等。
这里所说的“机会成本”，是指年轻一代，尤其是女性需要在生养孩子与职业发展之间做出权衡与选择。在东日本等经济发达的地区，女性拥有更多受教育和就业晋升的机会，这使得她们在生育孩子与自我发展之间面临更高的权衡成本，即女性若选择生育孩子，则不得不放弃潜在的高收入和职业晋升机会——因此，工作与育儿“两难全”。
另外，经济发达的地区，人们的生活成本更高，尤其是房价、教育费用等，更加重了家庭养育孩子的经济负担，从而可能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
提到育儿话题，总会有诸如“父母一辈可以搭把手，养个孩子不成问题”的声音。尽管日本政府鼓励“三代同堂”，但实际上受社会观念变化、生活方式多样化等因素影响，“世代共居”的家庭比例是在不断下降的。
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社会现象是，目前东日本三代共居的家庭多于西日本地区。
东日本地区，尤其是日本东北部，由于气候严酷和土地稀缺，往往是以大家庭为形式，以长子继承制为体系来组织开展农业劳动。而日本西南地区气候温暖，土地相对充足，农业劳动集约度较低。加之西日本地区市场和流通网络发展较早，相较来说，像东北部那样的“大家庭”占比少，家庭规模较小，父母一辈退休后往往与子女分开居住或频繁更换住所。
总的来看，东日本地区更强调长子继承家业及赡养父母的责任，而婚后照顾护理老人的责任，却更多地落在了女性身上。三代同堂，或许并不一定会有天伦之乐，反而加重了中间一代“上有老下有小”的负担。
日本政府推行的家庭养老政策，并不能与鼓励生育的目标并存。或许推进社会化养老，才有可能创建年轻人愿意生育的社会环境吧。
结婚、生育是大多数人眼中的人生大事，生育率“西高东低”的趋势变化，反映着日本年轻人对“人生大事”看法的转变。社会经济在发展，个人生活观念及生活方式也在向多样化转变。无论是受困于现实生活的压力，还是主动追求自由人生，从传统的“生儿育女就是人生价值”限框里跳离出来的人不在少数。
改变生育率下降的局面，任重而道远，其中包括改变社会的传统婚育观念，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和育儿资源等。或许只有这样，年轻一代才会在追求个人发展的同时，愿意将生育子女作为自己人生规划中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