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提出，日本皇位的继承惯例与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相悖，敦促日本修订《皇室典范》，让皇族女性也有权继承皇位。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对此表示强烈抗议，认为这是对日本内政的干涉。
该委员会的劝告似不无道理。去年英国教会宣布，不能再用“他”称呼上帝，也不能再用“父亲”的比喻来形容上帝，即上帝也可以是“她”。既然神都可以是女性，那么早已走下神坛的天皇，为啥必须是男性？日本官方的反驳似也不无道理。女性能否继嗣皇位完全是日本内政，你们有啥资格置喙？
熟悉日本史的人都知道，从592年到1770年，日本曾经有过8位女天皇。被认为“全面唐化时代”的奈良时代，更因为约一半时间由女天皇当朝而被称为“女皇掌权的时代”。进入明治时代后，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天皇统率陆海军”，同年制定的《皇室典范》第一条才明确规定，“只有男性皇嗣有皇统、皇位继承权”。《皇室典范》在1947年和宪法一并翻新，但这一条仍得以保留。
不过，对女性能否成为天皇，日本并非不予考虑，相关议题多次被提起。
例如，本世纪初小泉内阁时期，就曾讨论过“继承顺序不分男女，长子优先”的可能性。只是随着2006年悠仁出生，这一探讨被搁置。确实，“目前并没有真正的动力讨论女性能否成为天皇”。如果有了那种“动力”，相信日本政府必然会采取措施。前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克九世在连得三千金后，于1958年通过修改宪法，将女性能否担任国王诉诸公决，改变了延续600多年的皇室传统，为玛格丽特二世登基铺平了道路。假设日本将同样问题诉诸公决，多数民众也不会反对。共同社2021年4月的民调显示，87%的受访者赞同女性也能成为天皇。
猪濑直树曾经提出：“对万世一系能存续至何时的疑问，不能仅仅停留在女天皇能否重新出现的层面，因为这牵连着许多社会问题。”和天皇由男性或女性担任相比，日本社会应该更具有父性还是母性，显然更加重要。1987年，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理安·埃斯勒出版了《圣杯与利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一书。埃斯勒在书中提出，西方社会曾经有两种不同的社会模式，一种以女神手里的“圣杯”为象征，它带来和平与和谐，创造经济繁荣与文化发达。另一种以武士手里的“利剑”为象征，它引发暴力和战争，纵容压制和破坏。埃斯勒指出，当今社会的种种恶态，都是“利剑”击碎“圣杯”的结果。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努力建设新型的社会秩序。按埃斯勒的说法，“在伙伴关系的环境里，人们感到自己受到了重视，感到有真诚的关怀和安全感。真正的伙伴关系导致人人有权利并有条件实现自我。”这种超越恋爱、婚姻、人类繁衍的两性观，将两性关系提升到人类文明和文化建设高度并加以认识的见解，使该书迅疾被译成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泛传播。
日本同样存在类似“圣杯”和“利剑”的历史。长谷川晃在《母性文明·父系文明》一书中写道：“由天照大神创建的母性文明，构成了日本社会的基础，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但是，“天照大神的要素强烈的时代和她的弟弟、海神须佐之男的要素强烈的时代，是交相叠印的。”就这个意义而言，我认为与是否再现女天皇相比，振兴“母性文明”更加重要。（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