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盛唐时代的开元、天宝年间，济南名为齐州，一度更名临淄郡、济南郡，又改回齐州。那时黄河在现今的德州、平原一带东流，齐州位于黄河之南，因之属河南道。齐州东毗青州，南邻兖州，西接郓州，北与德州隔黄河相望，下领九县，分别是历城、全节、章丘、亭山、临邑、临济、长清、丰齐、禹城。州理历城，因城正对历山，又别号历下。天宝三载（公元744年）十月到天宝四载（公元745）十月，十余月的时间里，盛唐诗人李白、杜甫、高适在宋州单父县即现在的菏泽市单县道别后，先后都到过齐州，写下诸多诗篇，给济南留下人文佳话。
天宝三载十月，李白从单父来到齐州，受其从祖陈留采访大使李彦允介绍，北海道士高如贵在齐州紫极宫为李白举行正式入道仪式并授道箓，获“青绮冠帔”一副，李白成为正式道徒，虔诚写下《奉饯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箓毕归北海》，送别高天师，李白即回到寓家的瑕丘南陵，建丹炉、造酒楼，“高卧沙丘城”。
天宝四载夏，齐州司马李之芳在鹊山湖新建一亭，邀请北海太守李邕和杜甫分别自青州和洛阳来齐州，李邕和杜甫鹊山湖的驿亭相会，写下《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又盘桓数日，到临邑看望在那里任主簿的弟弟杜颖，小住一时后赶赴青州，继续与李邕交游。
此时，在郓州游历的高适接到李邕从济南发去的邀请，诚惶诚恐赶到济南，陪李邕和高平郑太守泛舟鹊山湖，感到自己一介布衣得到两位太守的赏识，写下“乃知缝掖贵，今日对诸侯”受宠若惊之语，随后陪李邕回到青州，射猎北海，宴会李宅，继续感受李邕“仍怜门下客，不作布衣看”的知遇之恩。此时杜甫也赶到青州，与高适会面，一同在李邕的治下交游。对李邕寄予巨大期望的高适，可能还有杜甫，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两年之后，李邕就因奸相李林甫的陷害，被杖杀在青州。没承李邕多少好感的李白，闻听李邕被害，愤然写下“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杜甫在《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写有“坡陀青州血，芜没汶阳瘗。哀赠竟萧条，恩波延揭厉”，以悼念李邕。而最受李邕青睐的高适，未见其就李邕被杀而写的诗作。这当然是后话了。
是年十月，杜甫和高适辞别李邕，离开青州。高适经东平、梁山返回宋州，杜甫赴兖州与李白相会，开启“双曜同晖”的第二次行程，结下更加浓厚的情谊，李白先后写下送别和思念杜甫的两首诗，其中有“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的感人诗句，而杜甫则在以后的流离中不断想起李白，先后写下十二首思念李白的诗句。因为杜诗多而李诗少的缘故，引发后人对李杜感情的“剀切”与“疏旷”之争。
李白、杜甫、高适是盛唐大诗人，三人同一时段到过的同一个地方，除汴州、宋州外，就是齐州。李白寓住兖州，杜甫家在洛阳，高适寄居宋中，三人汴、宋同游，有明迹可循。在齐州是否同游，无直接记载，考据后世多种版本的三人年谱和他们浩如繁佚的诗作，三人在济南未能会面，是可以确证的。三人在天宝三载、四载两个年头十余个月的时段里，都到过齐州，写下诸多诗篇，乃是事实。对他们在齐州写下的诗篇，我们不妨再次辑录：李白写有《古风》之十八“昔我游齐都”，《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三首、《奉饯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箓毕归北海》；杜甫写有《陪李北海宴历下亭》、《登历下古城员外孙新亭》；高适写有《奉酬北海李太守丈人夏日平阴亭》《同李太守北池泛舟宴高平郑太守》。
这些诗歌，是济南地方书写历史上的名篇、重篇，也是亮点，为济南历史文化增色添彩。特别是济南的标志性风景名胜大明湖，因为这些诗篇而更加引人入胜，“山水借文章以显，文章亦凭山水以传”，文、景互动，相得以彰，济南也突显李白、杜甫、高适的深刻印记。济南的风光特别是大明湖的美景，因为李、杜、高的关联书写，在后不读诗者心中更加持久和永恒。正如著名作家阿来在成都讲杜甫诗歌时所说：“一座城市，无论历史还是春光，只有经过书写和描绘，才能被人真正拥有，才能持久与永恒，不然都是稍纵即逝的过眼烟云。”文人特别是伟大文人的经典书写，经过历史洗炼，已经成为一处地方的文化组成部分，甚至揭示和决定这些地方的审美基调，融入当地文化基因。阿来还说，“文化是最深刻的记忆，真正有价值的记忆就不会被忘掉。”更进一步说，真正有价值的记忆不仅不会被遗忘，随着时间的陶磨会更加强化和凸显，根植到更多人的脑海里，成为地方文化认同的基础，成为文化沟通的“公式”乃至不必辩别的“公理”。
李白到济南，进行了一场暂时逃避的道教入籍仪式，但他终未能逃避，也不想逃避。“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是李白一生的感慨，也是他“谪仙人”的宿命，但李白愈挫愈奋，永远天真浪漫的品格贯穿始终，他随口而出的天才般的诗句滋润着人们的心灵，也无限活跃着中国文字和语言，让汉语这一伟大语言在人类语海中灼灼其华，无可比肩。当永王李璘试图为一己之私，另立朝廷需要借助李白的影响，向他伸出脆弱的橄榄枝时，他高兴地以为抱住了一棵大树，从此可以缘木而上，像猿猱一样跳跃欢腾，无限接近他心中的月亮，殊不知那月亮只是水中的倒影，他的欢快反而加速了接近溺死命运的终点。这是人们为天真浪漫的李白安排的一种生命结束的浪漫方式，因为人们太喜欢他了，不想让他的生命终结得庸若常人，因为他活着时是仙人，死后更是仙神，“诗仙”永驻人们心间，广远连传。
杜甫到济南，是陷入求仕舛途前最后一次畅意旅游，此后仕途的艰辛和生活的困厄一次次打击他，在与高适相反的路途中接近真实，接近底层，用他悲天悯人之心和如椽巨笔成就历史的另一种写法，他自己也以家、国两重诗史之功浸透汗青而被称为“诗圣”。
高适到济南，以低到尘埃里的姿态谋求崛起，以为抱住了一棵可以攀附的大树，从此可以借势而上，从阴翳中探出头颅，寻一缕阳光晒开自己皱了四十五年的眉头。却不料一场意外的阴霾狂风将大树摧折，他刚伸出的触须无奈只能继续在风中飘荡，无助地等待另一棵大树茁壮起来供他依附。有志者，事竞成，高适没有辜负自己，他走得更远，官阶更高，似乎将五十岁前的郁郁年华抢补回来。但仕途的成功并不能将高适带到相应的高度，他的大器晚成虽被称道，但他毕竟是“器”，与李白、杜甫遗馈后世的“君子”形象相比，孔子所言的“君子不器”将他们高下立判。
揭开重重尘封，往历史的细处探看，李白、杜甫、高适确是在同一时间段到过济南，也确是在这同一时间段里并没有身体同行。往事越千年，历史有时候不必细看，相识相近过的三人不必在济南相遇而行。千年以后，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他们在济南相遇过，他们互相错过的时间不过数月，在漫长的时间轴上那具体的数月会被紧缩成一点，他们的错过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来过，相继来过，有诸多关联地相继来过，为济南留下诗歌佳话。他们的关联诗歌，将济南的地方书写推升到一个高点，注入的文化基因犹如趵突泉喷涌形成的氤氲，永久润蒸着济南的山山水水，滋养着济南人的心灵。有此足矣，后人不必为他们未身遇济南而纠结或遗憾不已，也不必想当然地笃定他们在济南同游以刻意为济南增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