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记本”注：易中天（1947年-），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2年调到厦大。易中天回忆说，到厦大的第一场讲座是在1993年厦大校庆72周年时举办的，题目是《艺术起源》。当时听众只有5人，听了一会儿，走了两个，剩下3个。易中天的出名源于凤凰卫视看到他写的一本书，被邀请到凤凰卫视开讲，因此引起央视注意。这本书是易中天到了厦大后出版。2010年，厦大老书记、老校长陈传鸿去世后，易中天在博客中报料说， 2001年，自己买房缺钱，时任厦大校长的陈传鸿自掏腰包无息借给他几万元，当时易中天还是厦大一名普通老师。关于课题，易中天说，我在厦大完成额定工作量和晋升教授后，不报课题，不报奖，不发论文。本文为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丁果对于易中天的一次采访，经“必记本”重新编辑发布，特此分享。
记者：在社会转型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也好，其他人也好，周游列国，推销自己的治世学说，受到礼遇和采用，则留下；稍不对劲，就拔腿走路。为什么那个时代的统治阶级有这样一种雅量？因为如果你拔腿走路，就会有一个问题--非为我所用的人，必为敌所用，理应要干掉，这是简单的逻辑。但为什么他们有这个雅量？
易中天：因为他们是贵族，这点非常重要。从春秋到战国中期，各国的统治者至少还是贵族。真正的贵族，最重要的还不是身份、血统，还要有贵族的精神、贵族的气派。雅量就是贵族精神的重要部分。否则他就不配当一个贵族。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社会的变革，就是由邦国制度变成帝国制度。有能的君主要来当这个兼并天下的人，无能的君主要守住自己的国家不被人家给吃了。君王们清楚地知道，靠他们个人的能力，是做不到的，兼并不成，守成也难，必须依靠人才。这些人才就是“士”，所以形成养士之风。当时战国四君子，齐有孟尝，楚有春申，赵有平原，魏有信陵，每人养士三千。即使白吃白喝，也没有关系，他们要显示的就是招纳天下贤士的雅量。
如果谋生排在了第一位，怎么可能出思想家呢？
记者：如果在邦国时代，贵族精神的形成或者说“士”的形成，是依赖世袭制的，这种世袭在今天社会的氛围里面是很难了，尤其是在中国的土壤里。是不是帝国制度本身，就是扼杀“士”的贵族精神的罪魁祸首？其次，在今天的时代，也就是在大一统的时代，这种“士”的贵族精神有没有可能恢复？
易中天：首先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帝国是不是扼杀士的贵族精神的罪魁祸首？我同意。是的。首先就是因为在帝国时代，世袭制改为任命制，贵族没有铁饭碗了。要知道在春秋的时候，“士”没有世袭的领地，但有世袭的职务，叫“世职”。有世职的就有世田，即没有领地但有土地，可以吃固定的税赋，在经济上衣食无忧。衣食无忧就可以思考问题，他不用谋生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退一万步，即便没有世职、世田的这些“士”，他变成“毛”了，他还有很多的“皮”（各国君主）可以依附，他有自由选择，而且“皮”还不敢怠慢他。那么他也可以有自由的思想。
记者：到帝国时代以后，这个条件都不存在了。
易中天：不存在了。到科举制度以后，做官成了一个谋生手段、职业了，这个就很槽糕。如果谋生排在了第一位，思想和学问沦为敲门砖，那怎么可能出思想家呢？
记者：为五斗米折腰，所以假思想、假道学、假学问就盛行了。
易中天：回答第二个问题，战国时期，虽然“毛”并不太多，但皮有很多。而且“皮”要来抢这个“毛”。到了帝国时代，“皮”只有一张，“毛”很多，有的是“毛”来依附我，我为什么要对你客客气气呢！所以帝国时代对士人、读书人的态度越来越坏。
秦汉、哪怕到三国的时候，还能够礼贤下士，东汉末年可能是最后的好时光，才有《三国演义》写出来被所有人津津乐道的“三顾茅庐”，那种遗风到科举制度以后就没了。所有的读书人都不再有独立人格。你是我的考生，你乖乖来考试，考不上你就没有了。结果是什么呢！是宋代以前的宰相上朝时是可以坐下来的，在秦汉叫“三公坐而论道”。宋以后是站着了。到了明代朱元璋这一朝，是脱了裤子出去打屁股的，可谓斯文扫地了。
知识分子最好能争取经济独立
记者：我们今天不是帝国，但谁也不否认我们是大一统的国家，我们也不再期待中国分成六七块，变成邦国，来重现春秋这个时代的机制氛围，重现百家学说争鸣。那么，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那一段历史的辉煌在今天有没有重现的可能性？如果要重现，条件在哪里？那个条件是否在于现代的“士大夫”，即知识分子本身？
易中天：从逻辑上讲，帝国时代和邦国时代的共同特点是政权天授、君权天授（因为中国没有上帝，因而不是神授，是天授）。而民国、共和国，至少在理论上讲是民授，纳税人说了算。我们现在必须反复强调政府是由纳税人供养的。
有了这个观念以后，我们可以做到第二步，就是学术机构的完全自治。贺卫方先生有个观点，就是大学应该是“学者共和国”，这是对的，大学就应该是自治的共和国。西方比如美国，好大学是私立大学，政府本来就没资格管，也没钱管。西方捐资办学的机构也都有一个很好的共识，就是我是出钱的，事我是不能管的，董事会任命的校长，学校怎么治，让校长去治，学生或教师不满意可以弹劾罢免校长，中国还没有这套机制。中国教育当局提出大学去行政化，如果真能实现的话，应该说还有一线希望。国家要建立这么一个观念：给这个学校行政拨款，拨教育经费，这是纳税人的要求，纳税人要求钱这么花。
第二条就是，政府拨的钱要交给大学自己去用，不能再管。
第三条就是，对每个知识分子而言，最重要的是自己保持独立。知识分子应该建立一个观念：我在大学里面领一份工资，或我在研究所里领一份工资，不是谁的恩赐，是我的劳动所得。这个钱不是当局给我的，是纳税人给的。中国大部分人，仍然没有这个观念。
记者：中国连顶尖的知识分子都没有这个观念，我们要提倡这个观念，权为民所赋，知识分子的独立基础，正在于此，纳税人的概念，在西方是最普遍的常识。回到帝国时代，统治者没有需要了，自然就冷落了“士大夫”。
易中天：岂止是冷落，是要割小弟弟的，司马迁的小弟弟不就被割掉了。自从汉武帝割了司马迁的小弟弟之后，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精神小弟弟也就被割掉了。
记者：把话题回到诸子百家，在当年的学术争鸣中，个人和体制的关系到底应该怎样处理、平衡？
易中天：我知道你更想从制度上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制度问题，老实说我无能为力。我更多的想谈个人。刚才讲，我领这个工资，或者我拿这个课题，这不是谁的恩赐，这是我的劳动所得，我理直气壮地拿。如果硬要感谢，我感谢纳税人，我对纳税人负责，我不对直接给我钱的机构负责。你能不能建立这个观念？作为个人，能不能守住一个底线？就是绝不奉承、绝不说违心的话。
我不要求知识分子充当社会的良知与良心，为国计民生奔走相告，帮民工讨工资，这不是知识分子干的活。说老实话，做知识分子的底线，只要能做到不昧着良心说话，不摇尾巴行不行？你至少可以不说话，不要有关方面拿出个什么东西来，你就一片欢呼，然后就引经据典地证明决策是多么英明伟大正确。
记者：谁都知道，知识分子要有骨气，要有节气，但在经济不独立的前提下，谈什么骨气？恐怕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会放弃。
易中天：这是我要谈的第三点，知识分子最好能争取经济独立。李泽厚跟我讲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学者被收买的问题。我说你不能要求别人都像你这样道德高尚，不为五斗米折腰，我主张的是即使你要收买，你也买不起。我现在就可以拒绝20万出场费的一堂课，我不缺钱。
记者：社会转型的时候比较容易出思想，但中国不可能再现过去春秋战国的历史，如何能让中国学术思想独立、士大夫知识分子精神光大起来，除了回归宪法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路？
易中天：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现在也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春秋时代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现在也面临中国向何处去，所以才有你这一问。但春秋战国没任何可供参考的模式道路榜样，只能大家来讨论。现在则不同，有诸多模式可供参考。
我赞成李泽厚先生的观点，中国不是向何处去，而是不向何处去，那么把所有不（NO）都弄清楚了，余下的可能正是出路。一点点去做，自然会水到渠成。
记者：跟你聊天，觉得你从根底上，还是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悲观的，不是吗？
易中天：我不否认，说我悲观是有道理的，我真的对中国知识界极其悲观，他们都已经形成本能了。你就做一个实验，来开一群什么什么人文社会科学大会，来一个领导，你去看一看他们的脸上，有几个人不露出谄媚的笑。我不要求别人怎样，但我自己坚持该说什么，该不说什么。其实，只要有一个人坚持，就会有十个人坚持。有十个人坚持，就会有一百个人坚持。只要你能够坚持下去。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是因为很多人都说，“唉，坚持有什么用呢”，他不坚持，结果是大家都不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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