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记本”注：本文作者为美籍华人作家、批评家陈艳群，1993年赴美，现居夏威夷。曾师稳坐海外“曲学”第一把交椅的年近百岁长者罗锦堂教授，并著有《二十个人》。
罗锦堂（1927年-），甘肃陇西人，汉学家、文学家，教育家，诗人。1948年由甘肃保送至上海复旦大学，后被改派至台湾大学深造。在台曾师从于郑因百、台静农、毛子水、戴君仁、董作宾诸前辈，后由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生主试，由梁实秋、台静农、李辰东、戴君仁、苏雪林、郑骞等学者主考，获颁文学博士学位，由此而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文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罗锦堂先生不仅是我国第一位文学博士，曾任美国夏威夷大学东亚语言系教授、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香港新亚书院(即香港中文大学前身)研究所副研究员、香港大学文学讲师(依当时英国大学体制，“讲师”即为教授)、德国汉堡大学客座教授、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佛学顾问、夏威夷佛教总会副会长、夏威夷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讲座教授、夏威夷华文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台湾东海大学讲座教授、台湾大学中文系及英文系合聘客座研究员等。
本文首发《文学自由谈》2018年第4期，特此节选分享。
1961年2月10日，罗锦堂先生进行文学博士答辩，主试官是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
九十七岁高龄的罗先生仍记得那次考试的情形。考场内靠墙摆着七张桌椅，由左至右分别坐着李辰冬、苏雪林、梁实秋、胡适、台静农、戴君仁和郑骞七位评委。除苏雪林女士外，其他六位男士皆西装领带，鼻梁上都架着一副眼镜。评委身后的墙上挂着“博士学位论文考试试场”横幅，当中是国父孙中山的遗像。罗锦堂坐在评委们的对面，正对着中间的主考官胡适。
面对这般严肃场合，即便是舞台经验十足的梅兰芳，想必也会怯场心跳加速的，更何况他是一位考生呢？
倒是胡适先生那温和的微笑，缓和了不少场内的紧张气氛。他抿嘴微笑，真诚亲切，堪称“我的朋友”似的招牌微笑，没有居高临下的傲慢，也没有一本正经的冠冕堂皇。在这样和善的笑容鼓励下，罗锦堂从容回答着七位考评委员的轮番提问。
首先提问的是梁实秋。他抛出敏感问题：“胡先生提倡白话文，你为何用文言文来写论文？”言下之意，这不是与主考官唱反调么？罗锦堂镇定地回答：“我也喜欢白话文，只是这篇论文，已多达四十余万字，如用白话文写，恐怕要一百多万字。”胡适大度地笑笑，没有反对。
众所周知，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者。1917年1月，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作者是远在美国东岸哥伦比亚大学撰写博士论文的学子胡适。该文一举成为划时代的名篇，包括陆续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谈新诗》等在内，以及在出版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中，他大力宣扬白话文的好处和优点，号召人们摒弃繁复难懂的文言文，多用白话文交流和写作。他一反小说、戏剧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传统，认为《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属“文学正宗”，将民间通俗文化提升到和上层传统文化同等的地位上来。他的这些主张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以至掀起了史无前例的新文学运动，把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路向改变过来。新文化运动，使年仅二十七岁的胡适“暴得大名”。
罗锦堂博士论文口试现场。（右三为胡适，左三为梁实秋）
口试原本两小时，后来胡适要求延长一小时。事后，胡先生歉意地对罗氏说，“那天我是不是给你太多麻烦？”罗锦堂连忙说：“没有，没有。”当时胡先生提及到，《现存元人杂剧本事考》这个论文题目太大，无论谁也难把握。他认为写博士论文，题目不宜太大，应该要“小题大作”。为了主持这次考试，自称“门外汉”的胡先生，“临时抱佛脚”，从图书馆借来一大堆相关书籍，每晚阅读至两三点钟。说着，胡先生将旧作《再谈关汉卿的年代》以及《读曲小记》抄本，连同写着曲学问题的一摞卡片，送给罗锦堂留作纪念。
这是胡适唯一一次主持博士候选人口试。翌年，他便溘然辞世了。
事实上，这场考试，体现了考生和评委两方面的专业水平。作为哲学专业出身的胡适，虽不精于此学，但并非他所谦说的“门外汉”，从早先发表的文章和他送给罗锦堂的《读曲小记》中可以看出，他有涉猎元曲。
许多人恐怕不知道，胡适于1939年和1957年曾分别被瑞典地理学家、瑞典学院成员斯文·赫定和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根据诺贝尔奖官方资料库）。但胡适对此有他自己的看法：“如果他们因为我提倡文学革命有功而选举我，我不推辞；如果他们希望我因希翼奖金而让我翻译我自己的著作，我可没有那厚脸皮。我是不配称文学家的。”至于胡适被提名的前因后果，这里不多赘述。由此可见，胡适在学术方面的谦虚恭谨。
这是胡先生做学问的态度。
据梁实秋回忆，胡适最爱写的对联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惋惜的是，一般人往往注意上联，而不注意下联。这一联有如双翼，上联教人求学，下联教人做人，不知道胡先生这一联发生了多少效果。这一联教训的意味很浓，胡先生自己亦不讳言他喜欢用教训的口吻。他常说：“说话而教人相信，必须斩钉截铁、咬牙切齿、翻来覆去的说。《圣经》里便是时常使用‘Verily’、‘Verily’以及‘Thou shalt’等等的字样。”胡先生说话并不武断，但是语气永远是非常非常坚定的。
胡先生从来不在人背后说人的坏话，而且也不喜欢听人在他面前说另人的坏话。有一次他听了许多不相干的闲话之后，喟然而叹曰：“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相反的，人有一善，胡先生辄津津乐道，真是口角春风。徐志摩给我的一封信里有“胡圣潘仙”一语，是因为胡先生向有“圣人”之称，潘光旦只有一条腿，可跻身八仙之列，并不完全是戏谑。
胡适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儒雅学者，是个天生的“教书料”，平生以书本为乐。他的个性注定他不能从政，因为他崇尚自由，看不惯阿谀奉承，结党营私，言而无信，甚至胡作非为的官场上那一套。然而世事难料，“不要儿子，儿子来了”！
这个“儿子”即是政治。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看到了国际外交方面的重要性，决定任命在野名流学者胡适做驻美大使。正在欧洲访问的胡适，接到蒋介石委以重任的电报后，彻夜未眠。他懂得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但又不忍放弃他为学而不为政的素颜。经过几天的慎重思考后，他还是决定出征。
在给妻子江冬秀的信中说道：我在这十几天遇见了一件“逼上梁山”的事。我知道你听了一定很不高兴……蒋先生来电，劝我做美国大使。我没有理由辞此事。我也明白这是征兵一样，不能逃的。我二十一年……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回来仍旧教我的书……
回顾四年外交生涯，胡适认为，“我从不曾开口向美国要过一个钱，要过一枝枪，我只是把真实的事告诉人家，把真实的道理告诉人家。”这种做法虽然过于君子相，何曾不是高明的手段？一般人常以为外交不厌狡诈，狡诈几乎是天经地义的。其实在某些情形下坦诚相对，更能获取人心，胡适的外交策略便是一个好的范例。当获悉胡适辞职，罗斯福总统不甚惋惜，他称赞“胡大使是中国最能干、最忠实的公仆（public servant）”。如此高度的评价，为胡适这个“政治票友”的外交生涯，画上完美的句号。
事实上，胡适那位有德乏才的太太江冬秀，极不赞成胡适从政，只希望他一心为学。她对丈夫的个性了如指掌，对官场的现象心知肚明：“说真话政府不愿意听，说假话，你不会，也不能保全你的人格。”胡适感激地说：“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来不作这样想。”
还有什么比明大义识大理的女子更能赢得胡适的心呢？更何况，江冬秀还有许多外人不知的美德。
自从订婚之后，江氏接受了未婚夫胡适提出的放足建议，且开始读书识字写信，到后来竟然能读《红楼梦》，尤着迷于金庸的武侠小说。出身望族的她不慕荣华富贵，仗义疏财，做事泼辣果敢，爱为人打抱不平，常常将胡适寄来的钱周济亲朋戚友。她不沾抽鸦片，不出入社交场合，只是搓几圈无伤大雅的麻将而已。她心细如发，对丈夫体贴入微。有一次身在美国的胡适从妻子邮寄来的衣服兜里，发现了象牙掏耳勺。她还在他的领带下端，缝了个小拉链，里面藏了五美元。告诉他，如果遇上劫匪，可以用这钱坐计程车回家。胡适四十大寿，朋友前来贺寿，胡夫人当面赠以金戒，上刻有“止酒”二字，钱玄同被推为“戒证人”。这都是她关心丈夫智慧的表现。婚前从未下过厨房的江氏，婚后竟然能烧得一手地道的徽州菜。
这位旧式妇女并不古板，却很有幽默感。胡适在北平时，每周日下午接见宾客；和尚、士兵、学生等无论什么人都可以不经预约前来请教，江冬秀笑称“胡适之做礼拜”。有一次叶公超来访，进门连说忘扎皮带了。胡夫人笑呵呵地说：“给你条麻绳吧。”她有句脍炙人口的名言：“适之造的房子，给活人住的地方少，给死人住的地方多。这些书，都是死人遗留下来的东西。”也就是这位被众人贬称“大字不识”的“小脚太太”，将那些“死人遗留下来的东西”一一作成目录，妥善保存，并将大量书籍、日记、书信、文稿历经艰难辗转运到美国。胡适去世后，她担起了整理胡适著作的重任。她自己曾用铅笔写过自传，唐德刚评道：“不善述文,稿子里也别字连篇,但是那是一篇最纯真、最可爱的朴素文学;也是一篇最值得宝贵的原始社会史料。”她虽称不上伟大，但是个当之无愧的“贤内助”。
胡适夫妇育有二子一女，女儿五岁夭折。而自愿留在大陆的小儿子胡思杜，1957年被打成右派，不堪批斗而自杀身亡，年仅36岁。唯长子胡祖望结婚生子，使他在一辈子的学术生涯之外，享有一段天伦之乐。罗先生慨叹：“老子太有本事，儿子就难成器，没有培养起来。有人曾考问胡祖望，三十六行的第一行是什么，他答不出来。”这问题让笔者脸红，我也答不上来，即请教，罗老笑呵呵地说：一耕二读三打铁。我点头称是，在古代社会，还有哪一行能取代农耕，成为第一行呢？
1962年2月24日，胡适先生因心脏病突发，倒在“中央研究院”举行的酒会上，猝然而死。一代哲人，从此与世长辞。在公祭典礼当日，约三十万人来向胡适作最后的告别。蒋介石以白话做挽联，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远在香港大学教书的罗锦堂先生得知恩师去世，悲伤不已，他特别用白话作了一首悼念恩师的挽歌，将恩师胡适一生的成就与遗憾都概括进去了。
敬悼胡适之师
适之先生去世了。
一代伟人，从此音容渺。身后是非谁能晓？
把先生伟业从头道：白话兴，文言抛。日月高悬成永照。
启后学，立规条。曾经把水浒红楼详研考。
除旧根兮长新苗。民主、科学增时要。论大功有谁比先生高！
只恨文哲两史未完稿。千古伤心成绝调。
文史渊博，哲理深奥。谁能续得成？谁能写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