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记本”注：2024年 12月5日13时34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史家、教育家、孙犁研究专家、作家郭志刚先生逝世，享年91岁。
郭志刚教授认为，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与单纯的研究机构不一样，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在高等学校里，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是相互为用、相互提高的。作为一名教师，走这样的路子阻力较小，较易成功。”因为高等学校的教师虽然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但是教书育人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更为重要。对于北京师范大学这样的高等师范学校来说，育人工作就显得尤为特殊。因此，郭志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以教学为基本目标的，公开发表的“专题性”学术论文常常是“做了上课用的讲义”。
郭志刚先生(前排左三)与启功先生(前排左四)等
郭志刚教授在学术研究中注重历史意识，提出了“治学先治史”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原则。这一方法和原则不仅贯穿于郭志刚教授的整个学术生涯中，而且还将其传给了他所带的每一届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每一届研究生入学时，他都会强调“治学先治史”的重要性，希望每位研究生能够以充分的历史意识步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单从时间上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虽然是与研究者的生活距离最近的，是与研究者的关系最为密切的。然而，在郭志刚教授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仍然是对已经过去了的生活的审美再现和艺术表现，是一种历史现象。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仍然是一种历史化的研究，要求研究者进入到自己的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情境当中去，尽量还原和再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的历史氛围。
在具体的学术研究活动中，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报刊等原始材料的借重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事人的访问就显得相当重要，郭志刚教授有关孙犁的研究就是这种学术方法运用的重要成果。从一开始研究孙犁，郭志刚教授就与孙犁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利用书信方式获得研究孙犁的第一手材料。后来，为了写孙犁传，郭志刚教授又多次专程拜访孙犁，参加有关孙犁的学术研讨会，在对孙犁的生活和创作经历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完成了一部全面“揭示了孙犁的富于启迪、意蕴丰厚的人生奥秘”作家传记。
郭志刚教授注重新材料的发掘和运用，他认为新材料的发现是推动学术创新的基础，脱离了新材料的学术创新可能会流于为创新而创新，缺乏足够的材料支撑。故人们谈到郭志刚教授的学术研究时常常这样说：“郭志刚先生治学，一向注重史料，本书（“必记本”注：指《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对于史料的充实（包括对某些新材料的、新作品的征引或发现）可以说是为一般新文学史论著作所不及的。”“发现，包括规律的发现，作家的发现与史料的发现等等，这是文学史论的目的，也是文学史论的灵魂。许多时候，一条极富意义的新的发现就可以使一部文学史论熠熠生辉。”
下文为崔志远对于郭志刚教授生前的访谈，首刊于《理论与争鸣》，经“必记本”重新编辑发布，特此分享。
郭志刚先生（90年代初）
关于文学创作中的人物形象
正如“复杂”不代表“丰富”，“单纯”或“简单”也不代表“贫乏”。文学的生命是真实，真正有生命的东西，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实体，它无时无刻不处于活跃、变化和飞动之中，即使是一个十分单纯的人，要真正进入其内心世界，或者说，要揭示其性格的全部秘密，那也是非常不易的。蒲松龄的《婴宁》塑造了一个极其单纯和天真的狐女形象，但并没有妨碍她的内心世界的丰富性，没有妨碍它具有明确的善恶观念、强烈的爱憎感情，以及在表达自己情绪愿望的一系列别出心裁的行为和手段。这种单纯与丰富的统一，“性格组合论”就难以作出解释。
生活的复杂不仅不能必定造成性格的复杂，有时候，随着人在社会实践中的发展，原来人物性格中的某些复杂因子，还会得到改造或转化，使性格的色调更加趋向统一和明朗。这是因为，人们对自己的环境固然有依存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还能能动地改造社会和环境。人的性格之反映社会生活，并非像镜子那样消极地反映着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各种“杂质”，而是在自己的实践中对其进行改造，使人的自身变得不那么复杂。
在剧烈复杂、新旧交替的历史变革中，固然产生了性格复杂的人，同时也产生了性格单纯的人。富尔曼诺夫根据真人真事创造的恰巴耶夫这个著名形象，就是一个由复杂矛盾变为单纯明朗的人物。可见，性格的最终价值，不以复杂表现其分量，而以在客观环境中合乎逻辑的发展表现其分量，以对人生意义的揭示程度表现其分量。性格的发展，固然可以由单纯趋于复杂，但也可能反其道而行。总之，性格的成功塑造，并不仅仅联系着复杂性，它也有同样多的机会联系着单纯性。
关于理论与生活
我想谈两个问题。一是理论和生活；二是理论的语言。
先说理论和生活。我认为，理论研究也需要生活。这里说的是广义的生活。没有足够的生活经验，就不能体验和理解作品，甚至不能在平等地位上和作家共享发言权。研究需要准确再现作品中的生活场面，没有足够的生活，很难实现这一点。不妨这样说：作品是创作，研究则是创作的“再创作”，在创作中起作用的某些因素，在研究中也同样起作用。自然，研究工作还有一个高度抽象的理论阶段，但不管怎样“抽象”法，它也不能离开生活，否则，“灰色”的理论将再也不能闪现亮色。
文学是人生的反映，不能正确理解人生，也就不能正确理解文学。
一个人对人生体验的深浅，往往和他对作品理解的深浅成正比。这样看来，文学作品不仅是人生的反映，还是人生的延续——人们通过自己的经验，在作品中解释和创造人生。理论家研究的对象和作家创作的对象，从生活源泉上看，原是一回事。在创作中起作用的规律，在理论中同样起着作用。因此，研究者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即生活这部大书。
关于学术研究和生活
人生经验是欣赏文学作品的主要通道。以人生说文学，如平湖荡舟，无所不通；脱离了人生谈文学，就会越谈越玄，文学就成了玄学。这是研究和欣赏的基础层次。艺术层次是更高的层次。如果说，在经验层次上的欣赏凭直觉就可以进行的话，那么，在艺术层次上的欣赏，除了经验之外，还需要专门的修养。
优秀的艺术作品常有“显”、“隐”两个层面，经验层次的欣赏更多看到显性层面，艺术层次的欣赏则可从显性层面进入隐性层面，得其文心。这是行家的欣赏。行家的艺术造诣，固然和专业修养有关，更与气质、经历、入世深浅等人生体悟有关。从这个角度说，他也是人生的阅读，是艺术人生的阅读。文化层次则是以文化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文化的发掘。
其中风俗文化是一个重要的视角。风俗不通，会产生研究和欣赏的障碍，风俗一通，不但不再“隔”，而且会增加研究的魅力和深度。哲学层次是研究和欣赏的最高层次。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悟道”，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悟道之难。文学要表现人生，不能不涉及悟道的问题。“悟道”，即悟哲学道理。因而，哲学层次也是文学作品的最高境界。当我们在哲学层次上展开想象，文学的天地就变大了，它的魅力就变成无穷的了。经验、艺术、文化、哲学都来自人生，因此，我把研究和欣赏称为“阅读人生”。
再说说理论的语言。上世纪80年代中期，理论界曾有“新名词爆炸”，实在出了一批天书似的文章。这种恶习的后遗症至今尚在，我们仍能读到把手风琴说成“会奏乐的匣子”一类装神弄鬼的文章，只是病象不重，人们不很注意而已。语言这个东西不是别的，它是人们见天用的交际工具，无论是说或写，都是要人懂，不是要人糊涂，偶然有篇天书似的东西唬唬人，还不大要紧，但如这样的东西太多，就会使社会患上危险的心脏病。这类现象特别容易出现在文化转换时期或变革时期。不是变革需要故弄玄虚，而是故弄玄虚者易乘变革之机，或者对变革有所误会，也易玩些小花样。
“五四”文学革命方兴未艾之时，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便批评这种现象：“杂入累赘费解之新名词，其讨厌必与滥用古典相同”，“实此等自命渊博之假名士有以致之”。20世纪30年代民族化大众化讨论时，瞿秋白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中又批评这种现象是“新式文言”，以文言作来源的主体，硬塞些外国字眼和文法，将语言变成了“《说文》和《康熙字典》，东文术语词汇和英文句法分析的练习簿”。
20世纪80年代的新名词爆炸，是世纪初旧病的复发。语言关及文化、语言病的病根，既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也深植于一个社会的文化乃至它的传统和习惯中。所以，病根的祛除，既有赖于全体社会成员思想素质的不断提高，也有赖于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