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书客·雾月拾书|
文 / 云也退
No.9 《波伏瓦访谈录: 今天，我为什么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波伏瓦和萨特是最标准的“话语人”，以言立身，他们留下来的著作量巨大不提，还有大量的对话、访谈，他们互相记录对方的言语，并乐于接受媒体和社会团体的专访。故此，编出一本这样的访谈录并不麻烦，麻烦的事在于，书中的一些话不该也不必通过波伏瓦的嘴来说。
“女人可以有孩子但是结婚就惨了”“女人要为自己而活”“女性受到的压迫如此沉重”“家务劳动应该由大家共同来做而不应用来囚禁女性”“女人体验到性愉悦意味着对男人的依附更深”……我指的是这些话，它们本身没什么问题，可是怎么看都像是别人配好了话，委托波伏瓦来宣读一遍。
是不是需要《第二性》的作者来为这些典型的女性主义观点背书，否则它们就不能被公众听见和重视呢？或许如此。可是杀鸡焉用牛刀。话语由话语人说出，但实情却是：那些名声在外的话语人成了爬来爬去的话语寄住的螺壳。
No.8 《芭芭雅嘎下了个蛋》
“我们的故事听起来就像玻璃碎裂的声音。”“很遗憾，我们不得不在这里中断库克拉的故事，讲一个别的故事……”“我们继续前行。对声名的渴望折磨着人类，而故事只专注一件事：如何开头，又如何收尾。”“虽然生活像挣扎在乱麻中的小鸡，故事却航向大海的澄碧。”
在乌格雷西奇的作品里，“出戏”永远是“戏”的一部分。有时她像个说书人，总在提请观众/读者注意叙事本身，但是比说书人更甚，她要介入到她所说的故事里，时不时地宣布是她，而不是另一个人在讲故事，她不仅编排一切的走向，而且提醒观众/读者不要太在意他们正在听、正在读的故事，当一个叙事中的跳跃发生时，不要对此太当回事。
这本书原作出版于2007年，那时“全球化”已成定局，乌格雷西奇的写作呈现出一种巨大的“当下会聚”感，书中人随意拾起一个话头，都可以引来不着边际的、随意的议论，人们擦枪走火般地争吵起来，然后又带着各自脸上被喷的唾沫，在这一段的最后一个字中结束。作者总是将“生活”与“故事”放在平行的两个句子里，像是在暗示说，两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值得认真对待。
No.7 《泥淖之歌: “大雅”诗的无字书》
读一篇诗论和读一首诗的门槛哪个更高呢？应该说，谈论“门槛”本身就不合适，诗文并非平地立起的门槛，而理应是可任意前往的地方。吴晓龙是出版“大雅诗丛”的出版人，也是写诗论的文章家，在他的文章里，可以看到一种推平所有障碍——阻止人们漫步进入诗歌和诗人的世界的障碍——的企图。
文集主体的十二篇文章，有分析外国诗人洛威尔、希尼、叶芝、威廉·威廉斯等人的作品，也有解析中国诗人雷武铃、王强的诗作。雷武铃的《郴州之二》、王强的《鳌江站》，当然是很容易理解的，雷写到在火车轰鸣驶过时躺着睡觉的小贩，王则写到了“催促检票的喇叭反复喊着你的车次”，场景都产生于中国小城里活生生的经验。
外国人的诗作，读来会陌生一些，像是希尼的《铁匠铺》里所说：“铁砧一定在屋子中间的什么地方，/一头尖如独角兽，一头方屁股”，或是叶芝写的“我听歇斯底里的女人们说/她们厌恶调色板和提琴弓”。对于中国人的诗作，晓龙着意揭示诗人如何从日常经验中发现诗意，而对外国诗，他则经常提出要“专注地倾听”，要经历一个从“漫不经心和走马观花”到逐渐去进入、去欣赏的过程。典故是必须介绍的，有时原文的词汇使用也得分析，正因为晓龙最了解、最喜爱这些经他之手印行的作品，他才要言不烦地叙说好诗的价值。
No.6 《高启：诗人的穷途》
（美）牟复礼/著
颜子楠/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4年4月
一个朝代刚开国，通常都是气运向上、政治相对清明的阶段，但像高启、张羽、徐贲这些明初才学之士，却相继落了不得善终的命运。牟复礼引了赵翼《瓯北诗话》里的评语：“惜乎年仅三十九，遽遭摧殒，遂未能纵横变化，自成一大家。”高启终年实岁是三十八，看起来是英年，但牟复礼说，38岁时的高启已自视为“一个苍老且颓废的人……终于理解了何为人生。”
高启在政治上确实不能说是成熟。他拒绝到朱元璋身边做官，宁愿待在地方上，可是张士诚政权的旧郡治翻新，他写了一首颂文，为此被逮捕，遭腰斩于市。“高启的离世象征着中华文化中许多美好的东西被摧毁了。”作者总结道，他并根据高启昔日的遭遇提出，如果不用事后之见，在元末明初的中原争斗之中，很难预测哪个强人将笑到最后，而在苏州这种大城市里，人们一直生活在不知道将迎来哪个统治者的惶恐不安之中。
这个传记的中译本，用语精炼不俗，高论屡见不鲜，作者捕捉住高启25岁诗中的“渐老苍”的自况，在后来的《京师苦寒》中看出了高启深受“为官的琐碎生活与朝廷的严苛制度”的困扰。透过对高启命运的叙述，他写出了朱元璋在讨伐张士诚、“经略”苏州时给地方政治带来的杀气。这种杀气可以解释日后明代的诸多反常。
No.5 《米沃什与布罗茨基: 诗人的友谊》
（美）伊雷娜·格鲁津斯卡·格罗斯/著
李以亮/译
野spring·辽宁人民出版社
2024年8月
这是一本难得的“诗传”，讲述的故事不仅关系到书名里的两个人，还深入到上世纪后半期欧洲顶尖诗人的“圈子”里，揭示了他们共同关心的事情。这个圈子的核心人物是四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沃什、布罗茨基、德瑞克·沃尔科特和谢默斯·希尼，四个人之间关系密切，且有很多共同之处，每一个人都对其他人的获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共同筑成了一座英语诗的殿堂。
布罗茨基在1972年离开苏联时，米沃什与他取得了联系，后来两个人先后祝贺了对方获得最高的文学荣誉。作者格罗斯对米沃什诗歌和散文著作的研究之深，似乎比对布罗茨基的作品更胜一筹。她写到，“理解力与日常事物、历史与狂喜的结合是米沃什诗歌的一个特征”，写到“在不断怀念死去的故人和朋友时，米沃什总是表现得慷慨大方。这并不总是容易的事。”而对布罗茨基，格罗斯则指出，他虽然屡遭流放，最后去国，但他毕竟出身于帝国文化的内部，面对帝国边缘的勇敢人民，尤其是那些多次争取解放却以失败告终的人民时，持有一种矛盾心理。
布罗茨基虽然以帝国的局外人自居，却难免在谈到米沃什所属的波兰时流露出看轻的口吻。这一点在他们的友谊中产生了怎样的作用，是作者探讨的众多主题之一。这本书自始至终都紧凑，在每一段叙述和议论中，诗人都在紧张地思考、感受和用心地抉择。
No.4 《时间困境: 当工作和家庭被颠倒》
（美）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著
夏天/肖索未/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年6月
说“成年人的生活就是整天在找平衡”，大概不会有异议。成年人什么都要分配，时间要分配，精力和金钱也要分配，而家庭和工作则在向他/她提出要求，希望多分得一些。《时间困境》是一本十分应时的书，作者看到管理方式的转变，与人们的工作观、家庭观的变化之间的联系。工作场所有了更轻松、更理想的环境，新的通信技术、信息处理技术和灵活协作的手段提高了工作效率，可是人们的心情不是更愉悦了，反而是更加忙碌，更加疏远家庭尤其是孩子。
作者采集的大量案例都说明，效率的提高，对职业人群构成的压力更大，因为他们似乎更无理由放松了，履行职责的“低效”更加无法被容忍。此外，基本的性别分工并无改变，与男性相比，女性仍然要更多地参与家庭事务，在新的情形下，女性被迫在家里提高工作效率，而不是感到更放松，享受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当然，孩子也是直接受影响的一方——或者直接说“受害的一方”。“当家变成工作、工作变成家时，它要求孩子穿上紧身的时间制服”。这本书挖到了今日社会危机的根源，对每个成年人都有触动之处。
No.3 《列维-斯特劳斯传: 我们都是野蛮人》
20世纪上半叶是游记写作的尴尬时期。到19世纪末，世上还能保持完整的陌生感的地方，就已所剩无几了，长期以来，欧洲公众通过描写海外风情的文字和图像，来满足自己对陌生故事的新鲜渴求。而当列维-斯特劳斯出发去巴西，他已经知道，工业野心将海岸线和丛林变成了“铸造现代世界命运的车间”，对黄金、蔗糖、棉花和咖啡的需求，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地貌。
1955年出版的《忧郁的热带》在法国立刻成为畅销书，列维-施特劳斯要求读者们认识到，旅行无法让人逃避现实，而只能“让我们面对历史中更加不幸的一面。”他一生中重要的横渡大西洋是两次，第一次就是作为一个探险家前往南美，第二次是1941年，身为犹太人的他跨洋去避难，他当时的感觉是：法国这样的大殖民国家在别处造成的灾难，现在回到了法国本土。
列维-施特劳斯作为一个“向下流动的资产阶级的孩子”，在进修时避开了在法国备受尊崇的哲学，选择了民族志和人类学。他本着一个浪漫的想法，即想要通过了解非西方工业化地区的生活方式，来对人类的状况做出判断。他在战时和战后研学于纽约，在战后用结构主义来批判存在主义，在法国撤出殖民地时，他和罗兰·巴特、福柯等人开启了一个新的学术时代。他在旅行和探险中的所见所闻，没有一点不被现实所呼应：攫取资源的殖民历史终究遭到清算，而越是现代的思想，带有的焦虑不安就越是强烈。
No.2 《陈寅恪六朝隋唐史论》
《世说新语》中有段记载，说王导去见江东大族首领刘真长，王导故意说吴语，刘真长出来，别人问他王导怎样，刘说“没别的，就听他讲吴语了。”
陈寅恪在1956年的一篇论王导功业的文章里引此记述，他并非只以“笼络人心”概之，而是说到，吴语乃北方南下避难名士所羞用的方言，王导用吴语说话，不仅被吴人轻慢，还被北来名士所笑话，而“导之苦心可以推见也”。
这篇文章，所采用的有关王导的正面记述寥寥无几。95%以上的引文都跟王导无关，而多是关于周玘、周札等吴地周氏家族的主要人物，以及刘牢之这些北来强人，然后是王羲之、谢灵运等文人的纪略。以我之见，陈寅恪论六朝史所持的理念之一是：某一人物若能得到正史记述，其多半与一地一族的兴旺相连，或是与某种盛行的政治人文“气候”相关，因此，需要从那些味同嚼蜡的人物行状里，探看出人物所出自的社会生活的气氛，并思考人物的抉择。
从史书，凡人只能见其所写，而卓越之人却能见其所未写。这本文集里的每篇都是大文章，每一篇都显示了陈寅恪的过人之处：不必句句都不离主题和核心人物，却使人在读完全篇后感受到清晰、平和与雄辩。
No.1 《在黑暗中舞蹈: 美国大萧条文化史》
写一部大作难免艰苦，但《在黑暗中舞蹈》却使我感到作者很快乐，因为他一直在阅读和涉猎各种形式的文化成果，并将自己的满足形诸笔端。迪克斯坦将历史和艺术融为一体，从小说、诗歌、纪实作品、电影、设计、戏剧、音乐、舞蹈等等广泛的领域中漫游，它们都在1929年至1941年间涌现，这十二年被称为“大萧条”，它从深层散发出的阵阵寒意，和其中琳琅满目的创造性表达的成果相映生辉。
对作品的鉴赏，构成了此书的基础，在第四章“乡村与城市”中，他对斯坦贝克及《愤怒的葡萄》的评论，第六章“黑女孩与土生子”中对佐拉·尼尔·赫斯顿的评论，第七章“美国梦之外”中对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的评论，等等，处处都闪耀着崇高而不无愉悦的趣味，透露出作者对那些作品沉浸悠长的爱。相信这是迪克斯坦最好的一本书，在美国文化史写作方面，他超越了前辈如马尔科姆·考利，也超越了他自己早年的《伊甸园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