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抉择、身份认同与多元文化

生死抉择、身份认同与多元文化

明朝史家陈邦瞻在其《宋史纪事本末》中提道：“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是以从明代开始我国史家就开始认识到从唐到宋世事之“变”。唐宋“变革”论述的雏形就已形成。

“东洋史的巨擘”内藤湖南在《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中指出：“中国中世、近世的一大转换时期，就是唐宋之间。”是为“唐宋变革论”的开端。并由此引发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学术论战，跳出朝代体系的区划法虽然亦有其局限性，但这种“文化史的观点考察”确实带来了耳目一新的研究范式。英国杜伦大学东亚研究博士，英国伯明翰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史怀梅的《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下文简称“《忠贞不贰》”）另辟蹊径，打破民族主义观察边疆问题的视角，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忠”出发，为我们梳理了五代至宋，汉人官员和将领在乱世中的生死抉择、越境行为、忠君观念和边界意识的嬗变。将边界（border）、族性（ethnicity）、忠诚（loyalty）熔于一炉，是溢出“唐宋变革论”的一种颇具价值的视角。

葛兆光在《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中指出：一直到宋代，即10世纪到14世纪，中国和他的邻居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宋朝中国已经处在一个多国的国际环境中，开始产生了一直延续至今天的“中国”意识。只要有基本的中国历史知识，就知道这个时代确实与过去不一样了。现代学术界，为什么很多人同意“唐宋变革论”，强调唐代是传统时代，而宋代是中国的近世？不仅日本的内藤湖南、宫崎市定提出这一假设，中国的傅斯年、陈寅恪、钱穆、傅乐成，也都有类似的论断，我认为宋代之所以成为“近世”，除了城市与市民的兴起、贵族衰落与皇权专治、科举、士绅、乡里社会的形成，以及文学艺术的风格变化等前人业已指出的宋代新因素外，“民族”和“国家”逐渐自觉本身，也是所谓“近世”的一个标志。所以，我会强调宋代是“中国”意识形成的关键时代。但是，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当这个特别的国家初具雏形之后，政治上的国家边界与国际环境仍在不断变化中，由于有限的中国却延续着传统的“至大无外”的天下观念和“自我中心”的朝贡体制，所以宋代以后，这个逐渐变化上有同一性、政治上有统一性的“中国”，却遭遇了更多麻烦，除蒙元与满清两次异族统治所造成的跨越性大帝国之外，还遇到了极为特别的三重困境，这使得“中国”作为国家，一直无法解决“内”与“外”的承认与认同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构成现代中国的困境，我认为，这些困境甚至还会延续到未来。

“唐宋变革论”大多聚焦于宋，而忽略了10世纪五代十国对整个“民族”和“国家”，以及“近世”的形塑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历史就像一个线团，在一团乱麻之中重要的是捋出那个属于起点的线头，而五代十国对于宋及以后的历史，就是那一段的线头。史怀梅对“忠贞不贰”的探索也即源于对五代十国时期，特别是辽与10世纪在历史叙述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做了更加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史怀梅认为：当安禄山于755年起兵反唐时，中华帝国就分崩离析。要知道，直至200多年以后，另一个中华帝国才最终重新建立起来。现在对这段历史的回顾，都是事后的认知，这不仅恰好符合现代民族主义叙事的模式，而且驱使我们去探寻作为一个不可分割整体的“中国”所谓“重新统一”的根源。但事实上，在安史之乱后的200年甚或250年间，没人会知道中华帝国将再次成为主导东亚的力量。本书则致力于对这一时段后期的研究，那时“中国”的走向，就像我们看到的，当东亚像欧洲一样陷入列国纷争时，就没有什么形成统一国家的必然性可言了。

对唐宋变革中期的认识，几乎完全是从宋，或者更宽泛点来说，是从汉人的角度出发的。虽然辽在政治上、不久又在宗教上在这一地区占据主导，但直至10世纪末，辽宋对抗时，它才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在10世纪的文献里，大部分时间“契丹”一词，都被用于指称一个民族而非一个政权，这就意味着契丹人从未建立过国家，从而就否定了他们确实拥有的政治地位。1005年澶渊之盟签订后，宋朝有些人仍试图将“契丹”作为辽的正式称号，用以代替体现与宋对等的新称号“北朝”，因为后者表达出来的平等含义，使他们颇感不快。

在辽政权建立的前半个世纪里，虽然它并没有与其他主要政权展开博弈，但至少在内亚东部的人群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直至后周郭荣（世宗，954—959）对外扩张前，辽以南的政权都希望与其和平共处，为此甚至承认与辽的君臣关系。

辽能够与相邻政权并存，是因为相邻政权对其无法构成威胁。辽在边疆地区（包括五代政权在内）的优势地位，意味着它必定在促成10世纪变革和决定唐以后世界的特点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五代与辽特别被强调为对抗关系，并假定这种对抗关系最终导致了11世纪及其以后的历史走向。虽然五代之中三个王朝是沙陀人建立的，但五代被分配扮演“汉人”的角色，抵御无法避免的“夷狄”契丹的侵袭。但如果先撇开不当预期导致的成见，我们会发现很难用征服王朝的模式来套用这一时期的情况。这就意味着，如果将辽与五代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用柯娇燕的话来说，也就是将华北视为“内亚统一体的一个部分”，或许会更有收获。为此，我们也必须把10世纪作为一个实体来看待，不能简单将其作为唐的暗淡退场，或是宋的纷乱开端，而要将之视为一个特别的时期来研究。后来出现的概念范畴，有些被时代强加了不当的想法，我们要避免由此产生的混乱，从中追索事物变化的来龙去脉。如果我们对此预先设定了答案，那么想充分理解这一变革时期是不可能的。

为了理解10世纪边疆民众的选择，首先需要重新认识边界、族性、忠诚的概念，它们构成了现代对越境的解释。“忠贞不贰”概念的建立需要从一开始就明确限定了适用于解释该时期越境者选择和行为的词汇，不将疆域概念与忠诚联系起来，也不将族性视作忠诚选择的主要因素。这些共同概念与时代选择的元素形塑了忠贞不贰的背景。

元祐四年（1089）大文豪苏辙出使辽国，他将沿途见闻记入诗歌中，其中《奉使契丹二十八首 奚君〈宅在中京南。〉》这样写道：

奚君五亩宅，封户一成田。

故垒开都邑，遗民杂汉编。

不知臣仆贱，漫喜杀生权。

燕俗嗟犹在，婚姻未许连。

奚族，据传源起东胡一支，为鲜卑宇文部之后，与契丹本是同族异部。这首诗描述了宋辽边境受奚人役使的汉人佃户的悲惨生活，他们的生死被契丹异部的奚人掌握，汉人不得与其通婚。虽然汉人与契丹人混杂居住，但汉民生活在低人一等的愁苦环境当中。边疆的复杂性和边民身不由己的复杂性就凸显了出来。

从族性的角度出发，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宋在澶渊之盟以后兴起了一股强劲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民族统一意识，这样一股趋势则被假定为指导那些10世纪先辈的行为准则。那么，问题就变为了：五代时期的族群意识（ethnic consciousness）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多数研究套用19世纪的民族主义基本理论，认为边界是界定一个主权国家与其他相似政权之间疆域范围的标志。而这些政权所辖，至少有一个不管是通过血缘还是人为构建的“族性统一”（ethnically coherent），文化占主流，并且对这个政权的忠诚高于对任何个人，随时肯为之誓死效忠的核心人群。现代学者为了彰显民族主义在理解宋代中国时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们将陈亮坚定的宋朝疆域观、中国永为夷狄所犯的民族中心主义观，以及对官员爱国与叛国的评判，都作为民族主义在宋代出现萌芽的标志。

在英文中，道德要求通常更容易被隐含在一些常见的词语中，如“变节者”“叛国者”和“不忠”。大量的汉文文献认为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等，都认为整个10世纪，大多数汉人是被迫入辽效力的。一旦有机会，他们便会继续扩大自己的汉化实践。

10世纪的越境者在距离的历史动荡和边境战争中确实身不由己，他们只能被动接受，因为躲避战乱，或者被契丹征服等不可控因素而离开自己的故土。台湾中研院院士宋史专家陶晋生在《辽金时代汉人的北迁》中提供了很好佐证：辽朝自建国之初，就移民于中心地带。如太祖耶律阿保机将渤海人民移到辽上京附近。移民的目的，在将渤海人移出原居地以免其叛乱。同时充实辽上京也有济上的效益。在建国初期，渤海铁匠、蒲卢毛朵部的造船工匠，中原河北织工、丝匠、银匠，以及渤海和夷狄的丝工，不断地移入辽上京。《辽史》载：太祖开拓四方，平渤海，〔应天〕后有力焉。俘掠有技艺者，多归帐下，谓之属珊。

据统计，在西辽河流域，即辽代的上京道和中京道，以汉人和渤海人设置的州县，共有47个之多。有户口记载的8个州县，汉人十万余口，渤海人的14个州，有14万1500口。另有17个州县没有户口记载。合计西辽河流域的人约有十五六万，渤海人十六七万。从以上的几十处有汉人居住或由汉人建造的城邑来看，汉人移居束北，为数既多，所带去的中原生活方式自有深远的影响。辽代汉人的分布，已远达黑龙江地区。如黑龙江泰来县的塔子城古城，周长4562.8米，确定11世纪末辽代控制室章诸部的重事点。辽泰州的故址。该地是汉族聚居地之一，出土的辽大安七年（1091）刻石，载有47个人姓名。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由于五代时期中原混乱，若干北方汉人北上避乱。第二，有些汉人以中国制度传给契丹主阿保机，他自立为帝，不必遵从契丹原有的君主世选制度。第三，阿保机在炭山东南滦河上建立以汉人为主要居民的“汉城”，其中制度一如幽州。并且率领他们从事农耕。第四，结果，汉人不想再回到中原。

《忠贞不贰》致力于重新描绘一个部分是因距离，但主要是被历史涂抹得面目全非的世界。全书主要讨论的是选择：对忠的选择、对认同的选择、对解释的选择，以及人们面对纷繁变乱的时代所做的选择。

著名宋史学者张邦炜认为：从文化上说，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相适应，南宋文化具有某些救亡文化的特征。诸如：某些祠庙成为救亡图存的精神武器；从“胡汉语境消解”（邓小南之说）到“夷夏观念益严”（傅乐成之说）；从“好论内政”到“好论御侮”，从“偏重尊王”到特重“攘夷”（牟润孙之说）；从重“统”到重“正”，突出的例证是北宋“以魏为正位”（如司马光等），南宋“以蜀为正统”（如朱熹等）；既重贞节，更重忠义，“生为忠义臣，死为忠义鬼”的忠义意识比“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贞节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10世纪的很多事物，用后来才有的词汇去理解，会妨碍我们对它们的认识……在“忠”的问题上：北宋后期与南宋后期皆以其忠臣义士而著称，为何五代那么多人频繁易主？五代人是道德沦丧、民族败类(ethnic turncoat)，还是想去开化那些夷狄？他们的行为到底该对任由异族挑战宋朝负有多大的责任呢？《忠贞不贰》中，以韩延徽、张砺、赵延寿、李澣、王继忠五个汉人官员为个案，为我们呈现了精彩纷呈的关于“忠”在个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以及多元文化的碰撞出的更加多维立体的“忠”。《辽史·韩延徽传》有几次颇值得玩味的记载：

后守光为帅，延徽来聘，太祖怒其不屈，留之。述律后谏曰：“彼秉节弗，贤者也，奈何困辱之？”太祖召与语，合上意，立命参军事。攻党项、室韦，服诸部落，延徽之筹居多。乃请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

大意是说韩延徽出使契丹，被耶律阿保机扣留，阿保机的皇后述律平劝谏，延徽是威武不屈，是个贤能之人，为什么要羞辱他。阿保机改变主意，和他交谈颇为投契，然后开始重用。契丹建立城郭，划分街道和市集，让投降的汉人居住。他又为汉人制定婚姻制度，教导他们耕种技艺，让他们得以生存和繁衍。因此，很少有汉人逃跑。我们再来看下一段：

居久之，慨然懐其乡里，赋诗见意，遂亡归唐。已而与他将王缄有隙，惧及难，乃省亲幽州，匿故人王德明舍。德明问所适，延徽曰：“吾将复走契丹。”德明不以为然。延徽笑曰：“彼失我，如失左右手，其见我必喜。”既至，太祖问故。延徽曰：“忘亲非孝，弃君非忠。臣虽挺身逃，臣心在陛下。臣是以复来。”上大悦，赐名曰匣列。“匣列”，辽言复来也。即命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中外事悉令参决。

韩延徽在辽国当了一段时间大臣之后，竟然因为思乡而退回了南边的后唐。本来想效力旧主又与王缄有矛盾，藏在友人王德明的家中，准备再次回到辽国，还大言不惭地说：我就是阿保机的左膀右臂，他见了我绝对会大喜过望。果不其然，他回去后仍然受到阿保机的重用。对于这样一个按照我们现代评判标准来说的。叛国者而且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在五代十国的特殊时代背景之下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实际上，对于臣僚而言，他们并不受边界的束缚，他们有选择主人的自由。每位君主或多或少都会给予侍臣一些奖励和机会。一个重要的臣僚可以利用自己的稀缺性获得更好的待遇和更高的职位，韩延徽就是获益者之一。因此，他是这一时期实践互惠互利型忠的各级臣僚的典型代表，也是政治分裂时期的典型代表。在阐释这个互惠互利型忠的时候，虽然所有文献强调的重点均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清晰地表明：阿保机的魅力赢得了众多非契丹的臣僚和将领来为其治国。即使11世纪的史家以11世纪的标准，试图将辽的成就归功于南人，但他们仍然无法逃避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在此被讨论的南人将自己的忠诚献给了一位北朝的君主，这么做本身就证明了那位君主的合法性。

将近五十年之后，宋朝统一南方，王继忠的例子，让“忠”的复杂和演变更具其时代性和多样性。《全宋文》卷二四〇三，毕仲游撰《丞相文简公行狀》有详细描述：

咸平六年，云州观察使王继忠战陷敌中，至是自契丹附奏请议通和，大臣皆莫能任其虚实，上令莫州石普以书答之。而公独以为可信，力赞上羁縻不绝，渐许其通和。上曰：‘自古獯鬻为中原强敌，非怀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则犷悍之性讵能柔服？今继忠之奏虽至，而敌情不可测也，何以任之？’公对曰：‘陛下以至仁抚天下，德冠古今。臣尝闻契丹归款之人皆言其国聚谋，以陛下精于求理，军国雄富，常虑一旦举兵，远复燕境。今既来寇，封略锐气挫，虽欲罢去，且耻于无名，故兹勤请，谅非妄也。继忠之奏，臣请任之。’上于是始以手诏赐继忠，许其通和……莱公从上卒至澶州观兵，而曹利用使契丹，得其要领，亦与使人姚东之俱来，遂定通和之约。

作为宋真宗的亲信，皇储时代的伴当王继忠在战场上被辽国俘虏。虽然经历了许多波折，但在宰相毕士安的坚持下，真宗下定决心，契丹以王继忠为使臣，最终双方签订了影响深远的“澶渊之盟”。

王继忠被辽俘虏后，代表辽参与澶渊之盟的谈判，但这仍不能满足他内心深处返回宋朝的渴望。一个世纪前的统治者为赢得官员的效忠而相互竞争，但现在的皇帝为了更重要的目标可以牺牲个人的忠诚，这个更为重要的目标就是维护双方的和平条约正常运转。我们知道，李澣做出的选择，王继忠是想都不会去想的。

作者通过分析了五代至北宋五个人的选择，诠释了忠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指出忠诚不仅仅是对君主或政权的效忠，还包括了对文化、社会价值和个人信仰的忠诚。忠诚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概念，不应简化为单一的政治忠诚。

比较遗憾的是，我们在《忠贞不贰》中几乎难以见到辽越境至宋的案例，在整个文本中，仅有以下记载：随着在10世纪60年代的节节胜利，宋逐渐成为越境行为的受益者。北汉的归附者就像涓涓细流源源不断，有时还有辽人来降，如961年的契丹将领解利和969年宋撤离太原后的契丹十六族。当辽不时在宋境劫掠之时，宋已开始较为有序地大批俘获人口，如969年“徙太原民万余家于山东、河南，给粟”和976年战役中“俘北汉山后诸州民三万七千余口”。与其说宋朝的目的是扩充自身，不如说是削弱北汉。

从副标题——“辽代的越境之举”出发，缺少了辽朝契丹等少数民族归附南方宋朝政权的实例，不得不说是一种未尽的遗憾，当然这方面的原始史料的缺乏也可能是制约研究者深入分析的障碍，同时也对后续的研究者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和有益的创建。

同时书中有一些错误：第56页，李涛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应为李焘；第81页，注释2译者按有误，原注释正确；第157页，《旧五代史·韩延徽传》，《旧五代》中没有此传，《契丹国志》和《辽史》中有。“忠”的不同实践方式是如何推动政治发展的。最初，忠于谁可以决定疆界的位置，也可以增强一个政权的力量。后来，“忠”的标准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加强了国家的权威，因而决定边界性质和位置的变成了国家，而不再是下面的臣僚。这也确保了由此达成的国家间的协定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国家确立了自己的边界，因而它们无须再顾忌追随者们是否仍效忠于自己，所以它们可以减少对这些人的关注。领土成为忠应当放在哪里的主要决定因素。《忠贞不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对10世纪中国边疆地区历史变迁的新理解，也帮助我们厘清了忠诚、族群认同和边界概念，对“忠”的演变提供了宝贵的洞见，是一部全面、深刻富有层次的历史学术著作。书中的分析和观点，无疑将对历史学界产生深远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