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最后十年的精神症候（下）
从青年学子自身来看，他们的焦虑愤怒也与自身处境的困顿有关。庚子后，袁世凯主持清廷的新政，主要举措之一就是兴办新学，废除科举。无数已经走在科举路上的青年，处境极为尴尬：新式学堂既无适宜的教材，更无合格的教师，新学徒有其表。绵延千年，轻车熟路的科举制度行将废止，读书人的出路何在？
刺杀五大臣未遂的吴樾，在其遗书中交代了自己的心路历程，颇具代表性：
予年十三，遂慕科名，岁岁疲于童试。年二十，始不复以八股为事，且惟诵古文辞，有劝予应试者，辄拒之。年二十三，自念亲老家贫，里处终无所事，乃飘然游吴，不遇。遂北上，斯时所为交游者，非官即幕，自不免怦怦然动功名之念矣。
他在从事革命前，也是汲汲于功名的普通青年人。他放弃科考后，与之交游者不是官员，就是官员的幕僚，所以又动了“功名之念”。自读《革命军》后，他才“举昔卑污之思想，一变而新之”。在这里，他省略或回避了一个重要的事件，那就是废除科举从思想上给青年士人带来的巨大冲击。《革命军》发表于1903年5月，日俄战争爆发于1904年2月，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决定废除科举，9月24日吴樾在正阳门车站刺杀出洋考察五大臣，12月8日陈天华在日本蹈海自杀。这几个事件之间固然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但废除科举对青年人的巨大影响，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分。因为废科举并非突然之举，此前已有多年的酝酿和舆论准备，1905年的正式废止，只不过仿佛给了垂死病人最后一击而已。革命思想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内迅速蔓延，实与此有根本关系。
通观历史，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几乎不可能完成自身的变革，这是事实。但知识分子无可遏止的激愤，却不是因为清政府不改革；相反，他们日益强烈的激愤，发展到“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极端地步，却正是改革的产物。改革的力度越大，知识分子的不满就越强烈。具体说来就是，知识分子由科举而仕进的前途，随着清王朝的衰微而日益渺茫，直至这条道路被彻底堵死——废除科举。
那时候，很多士子在比较偏远的地方苦读多年，做着科举入仕的美梦。一旦这个梦想突然破灭，对他们的打击该有多大？由个人前途渺茫而产生的愤懑，该是多么强烈？
最残酷的事实是，知识分子原先鼓吹的革命，真实行起来，首先就要革知识分子自己的命。尽管他们当时未必有如此清晰的认识。无论读书人铁肩担道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我意识有多么强烈，他们只要想进入社会，就要面临就业、觅食的严峻现实问题。富家子弟还好说，不就业也无衣食之忧，对贫寒人家的子弟来说，就业则是关乎存亡的大问题。这正是贫穷读书人极度激愤的最重要原因。不少人采取与汝偕亡的拼死姿态大体也与此有关。科举制度的废除，既摧毁了清政府（和传统文官制度）的社会基础，也摧毁了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进身之阶。
我们可以对1840年以来的历史再作一简单回顾。
冯桂芬在1861年写到，大清作为广运万里地球中的第一大国，却受制于英国这个“小夷”，是“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智血气者，莫不冲冠发上指”。冯桂芬的奇愤，当时并没有多少人对此产生共鸣。其原因除了冯的思想传播不广、国家危机尚不深重外，更重要的是，那时的读书人仍然还有读书做官的美好前途，大家正以曾国藩、左宗棠等为榜样，梦想在“中兴之世”有所作为。冯桂芬后来进入曾国藩幕府，受到赏识重用，似乎就没有像1861年时那样怒发冲冠的奇愤了，即便有，也是没有切肤之痛的清流之议罢了。
到甲午战争前后，读书人仍然是在按传统路径设计自己的未来：由科举入仕；此路不通则走干谒入幕的别径。晚清很多著名文士，都有做幕僚的经历。
康有为上书皇帝的行动与他参加科举考试的过程相一致，而他成为举人又与他的意见引起重视几乎同时发生。这是很有象征意味的。所以康有为在变法期间，虽然有刺杀慈禧的计划，但他毕竟不是激愤得要吐血的贫穷革命分子。因为他已经成为了皇帝的顾问，走上了仕途，虽然很短暂。康有为即使被通缉，四处流亡，但做素王、任帝师、经营天下的雄心和内心世界的充足，仍然如故。他的价值信仰系统并没有发生崩溃。薛福成虽无功名，却由入幕（做曾国藩的高级幕僚）而入仕（官至浙江绍台道，湖南按察使，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等），辜鸿铭入幕（为张之洞服务多年）后虽未能入仕，实际地位也和高级官僚相去不远，他自己虽不甚满足（在和英国著名作家毛姆谈话时，他以自己未能做上总理一类的大官来直接治理国家为憾事），但毕竟也没有太大的遗憾。
像薛福成、辜鸿铭这两位著名的幕僚，都有完足而一贯的精神世界和价值信仰。但有的人就不同。孙中山因为家庭背景的缘故，没有走科举之路，但他的用世之心，在初期和其他读书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于1894年在天津给李鸿章上书，却未被接纳，这个挫折显然与他后来的道路选择有关系。
最能说明问题的也许是刘师培。这位早慧的天才，17岁考中秀才，18岁连捷成举人，19岁参加全国会试，目标当然是进士及第。可惜他参加的这次考试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次。他落选了，由科举入仕之路已然断绝。
这位出身贫寒书香门第的青年天才，本肩负有振兴门第、光宗耀祖之神圣使命，现在却要落空。更致命的是，他家四代，寿命逐渐递减，他本人在很年轻时就得了糖尿病。所以及早自立成名对他来说，尤其重要。
1901年春，他参加扬州府试，在其所作的《咏木兰院》一诗中，有这样一句：“木兰已老吾犹贱，笑指花枝空自疑。”这正是他此种心态的流露。
刘师培会试失败后，立即由扬州老家去了上海。一到上海即与章太炎、章士钊、蔡元培、陈独秀、张继、谢无量、黄炎培等反清革命者相过从，其学养文章得到了这些人的高度评价。他改名为“光汉”，在大量著书立说的同时，还参与了实际的暗杀活动。他在《论激烈的好处》这篇文章中，署名为“激烈派第一人”。强调激烈派的好处是“无所顾及”“实行破坏”“鼓舞人民”。
他在1904年给湖广总督端方写了一封劝降书，直呼：“为尔辈计，莫若举两湖之疆，归顺汉族，我汉族人民亦可援封火保赤之例，赦尔前愆，任职受官。”但他要是仅仅限于这种文字上的激烈，也算平常。更令人惊诧的是，这位“激烈派第一人”，大约在写劝降书两年后，居然被他劝降的端方所招降，成了替端方刺探革命党人情报的间谍！他写信给端方表示忏悔：
适时值艰虞，革命之说，播于申江，揭民族主义为标，托言光复旧物。师培年未逾冠，不察其诬，窃以中外华夏之辩，默合于麟经。又嗜读明季佚史，以国朝入关之初，行军或流于残酷，辄废书兴叹，私蓄排满之心。此虽由于《苏报》之刺激，然亦以家庭多难，泯其乐生之念，欲借此以祈遄死也。
最后，刘师培干脆公开成为了端方的幕僚。辛亥革命爆发，端方在四川被杀，刘师培被囚禁，经蔡元培、章太炎等人营救，出狱后在四川国学院任教，未几成为阎锡山的都督府高等顾问，后又由阎推荐，袁世凯给了他一个公府咨议的头衔。他后来又成为了袁世凯称帝的吹鼓手，第二次落水。袁世凯死后，他又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于1919年末病死于北京。
这位只活了36岁的天才学人，从小接受的是儒家传统教育，他家四代人未竟的学术事业是一部《左传旧注疏证》。这样一个“天生”的儒者，如此之快地抛弃了儒家最基本的政治理念和道德操守，迅速变成“激烈派第一人”，时而鼓吹极端排满，时而反对一切改革，时而主张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时而赞同独裁专制，思想之混乱多变，在同时代无出其右者。
仔细研究刘师培的内心世界，肯定是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但在我看来，从大处着眼，他的二度变节，其实是遭遇传统社会解体时代，读书人在寻求实现自身价值的努力过程中，自然要上演的悲喜剧。刘师培发表于1914年的一首诗，多少能看出一点他的心境：
看镜悲秋鬓渐华，
年来万事等搏沙。
飞腾无术儒冠误，
寂寞清溪处士家。
31岁青年的白头悲情并不真实，他真正愁的是不能飞腾——出将入相。没有了科举，文章写得再好，又能飞腾到哪里？“儒冠误”颇有意味，是儒学误导了他的认识，还是儒生的身份限制了他的发展？或者，干脆就是科举那个“冠”的废除误了他的前程？很可能是后者。
刘师培本人就认为新学堂更有利于绅士富民，而贫民则鲜获其利，不若科举之公。“多数贫民，因失学之苦，致绝进身之望。”在科举制度下，以刘师培的聪慧和知识准备，入选翰苑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作帝师、掌军机也未尝没有可能。但在新的教育制度下，他顶多是个身处江湖的自由学者，经科举“正途”出将入相的抱负大约是无从实现了，如有可能的,大约也就是给封疆大吏、强权人物作幕僚，以此进入权力中枢，虽然这条道路未必理想，但也无可奈何，所以他才会投靠端方和袁世凯。
刘师培想作一个自由的飞鸟，却禁不住钓饵的诱惑，明知有危险，还要作吞钩之鱼，这种心境，也可以在他的诗中读到：
朝饮燕市酒，夕驱夷门车。
丈夫不得志，寥落悲穷途。
长铗鸣秋风，知音无风胡。
宁为投林鸟，不为吞钩鱼。
君看鸟投林，犹借一枝居。
游鱼吞钩去，何时返江湖？
自由的飞鸟和吞钩的游鱼在他的诗中反复出现，足见刘师培面对功利诱惑的矛盾心情。
民初一些激进革命党，其实是极具功利目的、无道德可言的政治投机分子。刘师培是一例，吴稚晖也是一例。这位后来以国民党元老自居的老革命党，在辛亥前《苏报》案时就有向清政府告密的行径，被章太炎揭露。他百般辩护，章太炎的回答是更彻底地揭露他朝秦暮楚、投机钻营的真面目：“康长素得志时，足下在北洋，拜其门下而称弟子，三日自匿，及先生既败，退而噤口不言者，非足下之成事乎……讲变法不成，进而讲革命；从孙中山讲革命不成，进而讲无政府。所向虽益高，而足下之精神点污，虽强水不可浣涤。”
通观鸦片战争以来的整个近代史，要论伤亡人数之多，社会破坏之惨烈，当然以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为最。但这两场大的战争，对读书人精神世界的冲击，反倒不如晚清十年小打小闹的起义暴动。根本原因在于，太平天国运动敌对的双方，各有自己鲜明的意识形态主张，洪秀全以拜上帝会为号召，曾国藩则以捍卫儒家的纲常名教为旗帜，招揽传统士绅的支持，而义和团则以扶清灭洋的民族主义为号召。置身其间的读书人，立场可以有选择，但没有内在的精神迷惘和心理痛苦。
庚子后则不同，经由日本转口而来的西方思想文化进入中国，特别是源自法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鼓吹暗杀的合理正当，在青年读书人当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连蔡元培这样的翰林学士，章太炎这样的学者大师，居然一夜之间转身，成为倡导暴力革命，直接组织领导暗杀行动的最激进的人。这是前所未有的奇特现象。
有一则逸闻，说章太炎和光复会一干人等，在酷暑中集会，争论革命事。太炎上身赤裸，下面穿一条绿色绸裤，一边摇扇一边连声大喊，就是要革命！就是要革命！却不料中式裤子没有固定裤带，突然“丝滑”掉落。太炎从容弯腰提起裤子，继续演说，毫不在意。名士风度，此之谓乎？
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
从1903年苏报案到1907年徐锡麟、秋瑾组织领导的起义，再到汪精卫的刺杀摄政王和孙中山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前后不过八年时间。这期间，高潮就是秋瑾起义失败，她效法谭嗣同，英勇赴死。秋瑾牺牲后，社会舆论反响极为强烈，最终导致办理秋瑾一案的多名官员去职，有人易地做官而不被地方绅士接受，有人则只有隐姓埋名以度余生，更有人无法安心而最终自杀。秋瑾死后，江南各地纷纷出版、上演有关她的革命业绩的文艺作品，包括小说、传奇、杂剧、地方戏、文明戏、绍剧、京剧等就有近20种之多。这种特殊的“哀荣”，迄今为止，现代中国还没有哪个诗人作家享有过。
辛亥之后，铁血的戾气好像突然消失了。虽然暗杀仍然不时发生，但其思想文化意涵明显淡化，社会影响日益衰减，失去了革命的“诗意”，几乎成为纯粹的刑事案件。如暗杀大王王亚樵几十年间策划执行暗杀无数，上至蒋介石、汪精卫，下至各地的土豪劣绅和官员，都曾是他猎杀的对象。抗战期间戴笠也曾组织暗杀李士群等众多汉奸。王亚樵实施暗杀，常作为社会新闻报道，戴笠的暗杀则更多属于秘密行动，无人知晓。可见杀人也有境界等级的不同，上述无法与晚清最后十年的暗杀相比较。
戾气多发作于社会变革最为紧张激烈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们往往迷惘不知所措，生存压力巨大到几乎无法应对承受，陷入绝望仇恨的怨怼之中无法解脱。最后不是攻击冤家对头出气，就是伤害无辜的民众泄愤，或者刀刃向内，自我攻击，酿成自杀惨剧。所谓铁血主义，铁是暴力杀人，血是自我牺牲，两者常常集于一身，遂成现代人间悲剧的特殊典型。最后，抄录陈天华1904年所作《猛回头》序，作为本文的结束:
俺也曾，洒了几点国民泪；俺也曾，受了几日文明气；俺也曾，拨了一段杀人机；代同胞愿把头颅碎。俺本是如来座下现身说法的金光游戏，为甚么有这儿女妻奴迷？俺真三昧，到于今始悟通灵地。走遍天涯，哭遍天涯，愿寻着一个同声气。拿鼓板儿，弦索儿，在亚洲大陆清凉山下，唱几曲文明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