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最可诅咒的罗曼史”

布罗茨基：“最可诅咒的罗曼史”

几年前读过的《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尽管语言充斥着极端的自恋，不过作者倒也花了心思，重走了布罗茨基去过的地方，也走访了布罗茨基的好友，提供了诸多不同的解读角度。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与弗拉基米尔·普京有着相同名字的文学评论家，在字里行间反复提及着布罗茨基的俄国爱情：“正是这疯狂的爱情，决定了诗人的大部分生活。与监狱、流放、喧嚣的流言相比，与爱人的分离，或是少有的幸福时刻，显得更为重要”；甚至，“他冷漠、恐惧，在生活中变得越来越像青铜和大理石，第一次全心爱恋被灼伤以后，他认识了生活和人类……”

《米沃什与布罗茨基：诗人的友谊》

[美] 伊雷娜·格鲁津斯卡·格罗斯/著

李以亮/译

野spring·辽宁人民出版社

2024年8月

而手头这部刚出版的《米沃什与布罗茨基：诗人的友谊》，作者伊蕾娜·格鲁津斯卡·格罗斯是布罗茨基的波兰裔美国好友。这部书同样指出，尽管布罗茨基“在《第二自我》中，他明确拒绝了对他的爱情诗做出任何传记式的解读”，但她也依然认为布罗茨基的初恋，“对诗人的影响超过了监禁、审判和远至诺伦斯卡亚的流放。他们的结合和分离，是他多年来写诗的主题。”

同样是布罗茨基的好友列夫·谢洛夫，在那部评传式传记《布罗茨基传》中也承认说：“布罗茨基遭遇过很多特别的事件，也感受过不少心灵的震撼，比如阿赫玛托娃、后来是温斯坦·奥登这样一些伟大诗人的鼓励，几度被捕、坐牢、被送进疯人院，卡夫卡式的审判，流放，被驱除出境，致命疾病的多次发作，举世闻名，各种荣誉，但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在很多年里，他生活中的核心事件就是与玛丽安娜·帕夫洛芙娜·巴斯玛诺娃的恋情和分手。”

众所周知，索尔仁尼琴对布罗茨基的态度比较复杂，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不同年份的献给巴斯马诺娃的组诗，在其余布罗茨基的组诗中，尤为突出……组诗，毋庸置疑，表现出执著的依恋……因为忧思造成的伤害，持续经年。这些诗歌美妙、简洁、清晰，没有任何句法的纠缠……”在索尔仁尼琴看来，“在任何年龄阶段，诗人都有一些极其完整，没有任何缺陷的诗歌”，而“这些诗歌，不少是献给巴斯马诺娃的。”

作为一位诗人，布罗茨基他自己曾用一首简洁明了的诗歌，借以谈论巴斯玛诺娃对他的影响：“是你，炽热地，不断絮语着，为我创造出左右两个耳壳；是你，拉起帘子，把呼唤你的声音放进了我潮湿的口腔；我原本是瞎子，你现身又躲藏，给了我视力。”这首诗歌被认为是布罗茨基以六翼天使的特征来说明诗人听觉、声音和视觉等方面的风格影响，正是来源于他与玛莲娜·帕夫洛芙娜·巴斯玛诺娃相爱所带来的重要影响。

犹记得在著名的散文《一间半房间》里，布罗茨基回忆起自己意欲将所有皮箱堆砌成一堵墙，尽管仍然够不到天花板，但最终依然能够形成一道屏障，让“那个顽童有了安全感”；在这篇回忆童年生活的著名随笔中，布罗茨基仍不忘给巴斯玛诺娃留下一席之地：“某位马琳娜也可以不止裸露她的胸部。”此外，据弗拉基米尔·邦达连科说，在布罗茨基纽约家的壁炉上，除了阿赫玛托娃的肖像之外，另一幅就是留在俄罗斯的玛莲娜和儿子的照片。

对于布罗茨基与玛莲娜相识的传闻，俄罗斯著名导演马克西姆·古列耶夫在那部纪录片式传记《布罗茨基传：在两座岛之间生活》里，他记录着两个不同的版本：一种传闻是叶普盖尼·莱茵的说法——在1962年的新年晚会上，“一位长着绿宝石眼睛的彼得堡画家被介绍给了布罗茨基”；另一种传闻是1962年的3月2日，布罗茨基与玛莲娜相遇于作曲家鲍里斯·季申科的晚会。不管如何相遇认识，布罗茨基对她的钟情在诸多好友笔下都有验证。柳德米拉·施特恩在《无冕诗人》中如此写道：“他无法将目光从她身上挪开，他欣喜地注视着她的每一个动作——她怎样撩动头发，怎样端碗盘，怎样照镜子，怎样用铅笔在活页本上画草图。”

对于玛莲娜·帕夫洛芙娜·巴斯玛诺娃，阿赫玛托娃将她的“独特之美”比喻为“什么妆都不用化”的“一滴冰凉的水珠”。根据列夫·谢洛夫的叙述，在布罗茨基心底，她是德国画家克拉纳赫笔下那些具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少女化身，特别像藏于埃尔米塔日博物馆中的那副《手持苹果的维纳斯》中的形象。

玛莲娜比他大两岁，受先锋派天才画家父母的家庭影响，玛莲娜后来也成为了画家，而布罗茨基却从此终生都对先锋艺术那种诡谲的风格持怀疑态度，以致于1990年被邀请去出席纽约古根海姆现代艺术博物馆建馆50周年庆祝活动时，布罗茨基直接回复说：“要我前往，只有一个条件——把所有的画都反过来，正面对墙。”据后来的诗学评论家们分析，布罗茨基这种拒而难绝的刺激性影响，反而使得玛莲娜的绘画特征被他吸纳进了诗歌和散文的创作之中，以致于布罗茨基在美国时，有评论家认为布罗茨基的文字像是“描述风景明信片”，就像是绘画中的速写与捕捉一样。

但是，对于两位年轻人的情感选择，双方父母都不慎满意：玛莲娜的父亲对布罗茨基厌恶到不允许他登门造访，以至于布罗茨基经常只能在她家门口的寒夜路灯下抽烟抽个不停，等待约会的时机；布罗茨基的父亲则不断抱怨玛莲娜太过冷漠，甚至认为她的血管里流的不是人类的血液，而是被稀释过的牛奶。这正如导演马克西姆·古列耶夫在纪录片中所说的那样：“紧张的关系、父母的告诫与威胁，只会让约瑟夫和玛莲娜原本就不够牢固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他俩的和睦相处，可能骤然之间就无缘无故地演变成一场闹剧。”

每当纷至沓来的情感闹剧降临之时，布罗茨基往往陷入歇斯底里而不可遏制，但玛莲娜则往往默不作声地冷眼旁观。甚至，布罗茨基会因此而自残起来；随后，“左手手腕上缠着一条脏兮兮的绷带”，去朋友家里寻求安慰。马克西姆·古列耶夫记录下这么一则传闻，足以体现布罗茨基歇斯底里时的场面有多可怕：传闻布罗茨基曾在列宁格勒一家咖啡馆的聚会时，当他与玛莲娜发生小小的争执后，仅仅因为某位顾客“不正经地”撇了她一眼，他便直接拿起咖啡馆的叉子扎进了对方的手掌之中。

柳德米拉·施特恩回忆恋爱中的布罗茨基时，如此写道：“直说吧，那场面不是神经脆弱的人能承受得起的。”更何况，在相恋不久后，布罗茨基便接二连三地遭遇了人生中的多重危机。这就不免让人感慨，究竟是当时的爱情让他获得了心灵的慰藉，还是爱情的危机让他变得性格更加冷峻？但不管如何，无论是外部的力量，还是内心的挤压，他都承受着扛到了出国时期，让地理为自己的一生伸张正义。

1963年11月29日，《列宁格勒晚报》发表了一篇《文学寄生虫》的文章，批判布罗茨基为“自信地向着帕尔纳索斯山攀登的侏儒”，“打算通过任何途径、甚至是最卑鄙龌龊的途径登上山去”。作者列尔涅尔自己和布罗茨基也同样是犹太人，据说由于无法在体制内谋生，故而借助全国兴起民间纠察队的机会，意欲通过举报揭发往上攀爬；一直到改革时期，因赌钱欺诈而被捕的他，刑满释放后依旧对布罗茨基不依不饶，在极端反犹的报纸上继续揭发布罗茨基。

布罗茨基的大学好友波比雪夫的诗歌，也因列尔涅尔不负责任地胡乱引用进了文章之中，把他的文字错当成布罗茨基的罪证。在文章刊发之后，波比雪夫立即向作家协会提交声明。12月17日，列尔涅尔在作协处发言并起草了一份致检察长的信，要将布罗茨基送交社会法庭进行审判。审判日预定在12月25日，而在此前布罗茨基已被朋友安排进入精神病院检查，希望造出一份心智失常的诊断报告能够助诗人摆脱更糟的命运。

1963年12月31日的跨年夜，布罗茨基的好友们本想着“在一群好人的陪伴下度过快乐的新年应该会减轻她（玛莲娜）的孤独感”，但在新年钟声敲响后才姗姗来迟的玛莲娜，却选择了与德米特里·波比雪夫在焰火照耀的河湾冰面上拎着香槟一起散步，而后彻夜未归。等所有人“恍然大悟”后，指责波比雪夫背信弃义地背叛朋友时，“玛莲娜一如既往地冷眼旁观，既不承认也不反驳这些针对波比雪夫的指责。”

元旦过后的翌日，也就是1月2日，布罗茨基便要求立马出院，对外宣称是害怕自己真的会在“面孔被藏起的白色王国”精神病院里丧失理智，而实际他已隐约知道些许关于玛莲娜和波比雪夫之间的桃色绯闻。没想到的是，就在当晚于朋友家吃晚饭时，布罗茨基确切地得知玛莲娜和波比雪夫之间的种种，而且他们俩在科马罗沃的作家别墅里一起共度新年之夜的良宵。对于这个日子，布罗茨基后来在诗歌《六年后》特意提及：“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一月二日又恰逢星期二，何必惊讶地抬起眉毛，要像汽车前窗上的——雨刷，从脸上赶走莫名的哀伤，让远方不再模糊。”

1964年1月5日，布罗茨基不顾朋友的反对和医生的阻止，他向叶普盖尼·莱茵借了二十卢布匆匆赶往列宁格勒，两位曾经的好友变成了永远的敌人，他不断摁响玛莲娜家的门铃，希望表明心迹却毫无结果，这位冰冷的女友选择了闭门不见。多年以后，布罗茨基回忆说：“我当时不在乎到那儿之后会不会被捕。和玛莲娜的事相比，之后的整个审判都只是区区小事。”

在北方流放生涯结束后，布罗茨基还曾专门前往这座别墅，玛莲娜则故意制造了一场火灾，以致于布罗茨基往后的诗歌意象中总是充斥着燃烧、灰烬与火灾等象征词汇。波比雪夫被布罗茨基视为最好的朋友，玛莲娜则是布罗茨基最爱的女人，这种双重背叛令布罗茨基绝望不堪。甚至，布罗茨基因为这段虐恋般的感情而多次切开自己的静脉，试图自杀过好几回：“在去莫斯科之前，还有一九六四年一月初即将返回到列宁格勒时，布罗茨基割腕自杀过好几回。”这在丘科夫斯卡娅当年1月9日的日记里也获得了验证。

对于习惯了将布罗茨基与苏联帝国之间建立对峙关系的我们来说，从冷战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视角来看，当时对布罗茨基的迫害和即将到来的审判才是最可怕和最该关注的事情；然而，对于布罗茨基自己来说，失去自己视为妻子的那位女人，才是真正的人生悲剧，而其余的一切不过是一些使得这场人间悲剧变得更为深重的荒诞事件而已。甚至，“不论在精神病医院，还是以后在被捕前的几个星期为躲避列宁格勒的警探而奔波于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塔鲁萨之间，他都继续致力于抒情组诗《幸福的冬季之歌》的写作。”好友列夫·谢洛夫如此评述这个阶段的布罗茨基：“对他而言，1964年及其后的一年正是在爱情冲突，而非与体制作斗争的标志下度过的。”

《幸福之冬的歌》充满了他对玛莲娜之爱的追忆，温馨的字眼与冷峻的转折形成了深渊般的对决：“幸福的冬季之歌，/你就留作纪念，/要在旋律的进展中/回忆其中的冷漠：/你像小家鼠那样/急奔而去的地方，/不论如何称呼，/它都存在于旋律的韵脚里。/…………/就是说，这是春天。/是呀，静脉里的血/太满了：刚一切开/鲜血便潮涌而出。”这首写于1964年1月的诗歌，似乎用象征性词汇向我们泄密着当时遭遇的潜台词。

对“寄生虫”的审判结束后，布罗茨基被流放到诺伦斯卡亚。除了对行动自由的限制之外，最为难熬的便是与玛莲娜的异地之别，但他依然称之为“最幸福的时刻”。1976年，已经移居美国的布罗茨基在献给М.Б.的诗句中如此回忆：“那儿冬天靠劈柴御寒，吃的只有芜菁，/浓烟冲上冰冷的天空，熏得寒星禁不住眨巴眼睛，/没有新娘坐在窗前，穿着印花布的衣裙，/只有尘埃的节日，再就是冷落的空房，/那儿当初曾是我们相爱的地方。”

玛莲娜曾短前往诺伦斯卡亚看望过几回布罗茨基，给他带去一些阅读的书籍和朋友的礼物。然而，在玛莲娜最后一次前往诺伦斯卡亚看望他时，波比雪夫从列宁格勒一路追随，“有人说，约瑟夫在诺林斯克一见到他便抡起斧子追赶他。”波比雪夫想在布罗茨基流放时期一劳永逸地把她带走，布罗茨基因此而长久地陷入离别和嫉妒的折磨之中。陷入情感折磨的布罗茨基在翌年“用文字谋杀了他”：在诗歌《菲利克斯》中，他将这位情敌描绘成头脑简单、性欲旺盛的毛头小子：“他不是刽子手。他是一名医生。但他却/让我们从真相和恐惧中解脱出来，/他把我们留在那里，留在黑暗中。/而这比房主和处决还要糟糕。”

甚至，根据导演马克西姆·古列耶夫的记述，在写下这首诗歌当年的获假返回列宁格勒却得知玛莲娜身在莫斯科时，布罗茨基在被克格勃特务紧紧盯梢之下还试图于1965年9月11日前往莫斯科去寻找玛莲娜，而这严重违法了休假条件，以致于陪同他的好友伊·马·叶非莫夫被吓坏了，在千方百计摆脱克格勃特务之外，“被迫采取欺骗的方式使自己的朋友没有迈出那疯狂的一步。”

布罗茨基在情感危机年代写下的那些记述或回忆的诗句，随着感情的纠葛而发生着变化，从早期以自然界为中介的象征性记述走向了人际关系的心理学陈述，当爱情无可挽回之时，布罗茨基开始借助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文化的不朽形象，对这段感情采取比拟或寓喻的书写形式，用悲剧史诗的象征词汇来形塑这份重创人生的虐恋记忆。比如，1967年写下的《前往斯基罗斯岛的路上》：“我离开城市，像忒修斯——／离开自己的迷宫，让米诺陶诺斯留下／发臭，而让阿里阿德涅——留在／巴克科斯的怀里细语缠绵。”

除去已然标注献词的诗歌之外，他有时以兔子的名义，有时用猫的称谓，有时甚至借用酒鬼伊万诺夫的名字，写下这般直白的诗句：“我的未婚妻爱上了我的朋友 /我知道了，差点没杀了他……塞满了裤子的骨头 /瘫散在床上，长满了毛。/喉咙里想要大叫：母狗 /但是不知为何却说：原谅。/为什么？原谅谁？当我听见海鸥，/尖锐的叫声使我发抖。/她终结的时候，就是这种声音，/尽管此后仍饱受折磨：不要触碰。”要有多虐的体验，才会恨不得喊自己女友为“母狗”！这两个字与后面的原谅、尖锐、发抖、终结等字，构成了难以言喻的情感张力，由此可见布罗茨基内心的负压究竟负荷几何，这段虐恋对他的创伤有多严重。

在流放归来的时间里，布罗茨基一直试图修复与玛丽安娜的关系，“尽量确保自己每天都能见到巴斯马诺娃，他要在这例行公事般的、有时极其短暂极其无聊的日常会面中，用悔恨之斧及随后发作的’歇斯底里症’来消除发生在诺林斯克的波比雪夫相关事件的影响，他的’歇斯底里症’往往以大闹一场和相互诅咒告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两人时聚时分。最终，当布罗茨基想要挽回之时，就像 1976年在《POSTSCRIPTUM》里写的那样：“在幽灵对夜里蜂音器的最后哀号/不报以回声……”

1967年10月8日，玛莲娜和布罗茨基的儿子降生了。当年，布罗茨基想象着“我们一同去生活在海边”，而“我将变老，你却依然年轻”；随后，尽管白头偕老的幸福被摧毁了，但玛莲娜终究还是迎合了布罗茨基写在情诗里的愿望：“如果生育，男孩叫安德烈，女儿便叫安娜。”只是，一切都已是时过境迁，两人之间也在纠缠闹剧下早已物是人非，“大海变成了泪之海”，“在火与烟之间颤抖，迦太基在幻影中无声地坍塌……”

但是，布罗茨基儿子的名字是安德烈·奥西波维奇·巴斯马诺夫，玛莲娜拒绝让儿子使用父姓之举让布罗茨基感到极度的绝望，甚至还给律师基谢猎沃打电话询问是否能够诉诸法律程序，抑或“至少儿子的父姓取为约瑟夫维奇”；直到1990年布罗茨基与玛丽娅结婚之后，才稍作让步换成了奥西波维奇，“大概是布罗茨基与曼德尔施塔姆的折衷”（柳德米拉·施泰因）。

当然，对于两人之间的虐恋关系，布罗茨基好友柳德米拉·施泰因认为：“在我看来，尽管他们相互谅解，试图共同生活，尽管玛莲娜前往诺伦斯卡亚，并且生下了儿子安德烈，但他们的结合终将分离……玛莲娜难以忍受布罗茨基，他过于紧张，神经衰弱，她无法承受布罗茨基的’电压’……两人持续的紧张关系，引起双方父母的强烈反对。约瑟夫不止一次抱怨，玛莲娜的父母无法忍受他，不允许他跨进家门。布罗茨基称他们为‘世袭的反犹太主义者’。”

马克西姆·古列耶夫则认为，双方在这场恋情里都陷入自我猜疑的恶循环：“约瑟夫认为自己受到了排斥，而玛莲娜觉得自己被抛弃了”；而且，“不论是这边的还是那边的父母，对此都漠不关心，不过这倒也在意料之中。”1968年初，在他们初次见面六年之后，最终彻底分道扬镳：“我和她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我们用自己的身影，做各自的门——/工作也好，睡觉也好，/却始终敞开门扇，/显然，我们就是穿过这些门扇，/走出暗道，奔向未来。”（布罗茨基《六年过后》）。

在这段关系里，玛莲娜·巴斯玛诺娃，被布罗茨基自己称之为“女敌”的“地狱美人”；这段虐恋情史，则被他看作是一生中“最可诅咒的罗曼史”。在布罗茨基1964年写下的所有诗歌中，24首完成的和未完成的诗歌，近一半是献给不在场的М.Б.，或以离别为主题；到了第二年，有三分之一的诗歌献给了爱情和离别；在献给罗马皇帝提比略雕像的诗歌里，布罗茨基为了报复这段感情，以反爱情的方式写下过这样的诗行：“两千年后我向你致敬，/你也曾娶了一个荡妇，/我们之间有不少相同……”当他的儿子安德烈偶然读到这句诗后，发誓不会原谅他，且“要为母亲报仇”。

1968年底完成的长诗《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素好“悔少作”的布罗茨基，在二十年后却将之称为“特别严肃的作品”，因为写作这部长诗的几年里，是布罗茨基一生中最动荡的时期：契卡的跟踪，被捕，审判，流放，流放归来，与女友的分分合合，欲与女友建立家庭的尝试，儿子的出生，最终的分手。在这份传记式叙事诗的第三章倒数第二诗节，谢洛夫认为这份名为《AltraEgo》的祈祷词里融汇着诗人在心理负担与个性形塑之下对自我经验的体验总结，其中有一句如此写道：“爱情就是面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态度——通常是某个有限的人对某件无限的物所持的态度。”

在离开苏联前一年的1971年写下《我坐在窗前》中，布罗茨基在“沉重的影子与蜷缩的我相伴”的窗户前，在“我在这儿曾快乐过/但我已不再快乐”的黑夜下，想起了曾经的青春：“我如果爱，爱的很深。这不常发生，”然而，“爱，虽是行动，却少了动词”，留下一个倦怠的、瘫痪的、被禁止的爱的空壳。双手锁膝，注视地板，徒劳地蹲在爱情的废墟里，用沙哑的嗓音歌唱，就像爱情半途变调一样，这黑夜里的沙哑嗓音也难免跑调。只是，即使接受二流时代的社会法则，也“难以分辨内心的黑暗，与外面的黑暗，哪个更深”……

在柳德米拉·施泰因看来，这位曾经被布罗茨基意欲唾弃为“母狗”的女人，他曾爱得“甚于天使”。即使到了美国，有着奥登的支持，有着诺奖的荣耀，“我白天醒来时/北极磁场加强了它致命的吸引”；在获得诺奖之后，还一直劝玛莲娜带上儿子到美国一起生活。尽管布罗茨基终于不用再去幻想劫持飞机离开北方的帝国，抵达自由的彼岸后，生活里会有另一拨朋友，以及另一种女人，但他一直还在写着献给玛莲娜的抒情诗，或许还有更多的诗歌没有献词，仍然渗透着爱情的汁液：“……我把枕头拍松，含糊地呼唤着‘你’，／身在海角天涯……”

值得注意的是1982年写下的《哀歌》：“那里只有一个残疾人应答——因为/失去上肢末端，女友和灵魂的人/是进化的产物。而拨我的这个号码/就像从水里爬上陆地。”在这首诗中，他将自己的失恋称之为人生的残疾，并将失去女友与失去灵魂并列。在他的诗句中，他将情感崩裂比拟为一场“进化”：在失去女友之后，进化成“失去上肢末端”后“从水里爬上陆地”的新产物，如同水陆相隔一般从此天涯陌路，而“爬上陆地”也意味着脱离了熟悉的环境，必须学会另一种呼吸与行走的方式。

在1989年的《亲爱的，我今夜很晚出了家门……》中，布罗茨基以世间距离的较量来寻求情感的慰藉，反刍这段互虐的浪漫史：“现在人们在外省和首都的教堂看见你 /参加一些共同朋友的葬礼，这种事情如今连续不断地 /发生；而我为这个世界还存在着比你和我之间 /更难以想象的距离而感到高兴。”紧接着，他又转折地写道：“别把我的话看得太坏：你的声音，你的身体，你的名字 /再也勾不起任何联想；没有人摧毁它们，/但是要忘却一个生命，最低限度也得 /需要另一个生命。而我已经经历了那一部分。”

在没有外力摧毁的情况下，以追忆性的诗行写下矛盾的“再也勾不起任何联想”；世事沧桑流转也没能摧毁那些记忆，但他自身却经历了以命换命般的“进化”，一如“从水里爬上陆地”。而后，他又不得不承认“时间一旦遇到记忆，便明白自己毫无权势可言”，时间并不能摧毁记忆，记忆比时间更有力量，尽管时间已经让玛莲娜布满皱纹，再也无法年轻活泼，更无法像当年对他那般傲慢；尽管在1982年声称“像从水里爬上陆地”般发生了进化，但刻在脑海的照片，却让他一度又一度地从陆地走到海边，在“黑暗中，我一边抽烟，一边吸入海浪腐臭的气息”。

或许，正如布罗茨基的好友阿赫玛托娃所言：“缺席，是治疗遗忘的最佳药物；而永远忘掉的最好方式，则是每天都看见。”当布罗茨基与朋友回忆他这一辈子经历的各种爱情罗曼史时，突然说道：“听起来很可笑，但我还是为玛莲娜心痛。知道吗，就像是一种慢性病。”这场慢性病，一直在布罗茨基的体内潜伏到1992年，乃至去世之时（或许后来的婚姻缓和了隐秘的痛苦，或许家庭的责任抑制了公开的书写）。

在去世前四年的1992年，布罗茨基创作了最后一首献给玛莲娜·巴斯马诺娃的诗歌《女友，变丑之后请落户乡村……》：“女友容貌变丑，移居到了村里。/那里的小镜子从未听说过公主的故事。/河水波光粼粼；大地皱纹密布——/她恐怕已经忘记了那个想念她的男人。//那里清一色全是男孩。他们是谁所生，/唯有收留他们的人才知道，/要么谁也不是，要么那人躲在摆放圣像的角落。/于是到了春天，唯有懂规矩的人才会出来耕作。//去趟村子里吧，我的女友。/在田野里，更确切地说，在小树林里/更容易望着地面，穿好衣装。/在那里，方圆百里唯独你有一支口红，/但你还是别把它拿出来为妙……”

在《布罗茨基谈话录》中，当沃尔科夫谈及1983年在美国出版的诗集《献给奥古斯都的新章》时，布罗茨基如此回答：“这部诗集收入了二十年间的诗，只有一个或许可以称之为收信人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这就是我一生的主要事情。”甚至，他非常遗憾地感慨，自己无法将这部诗集写成但丁的《神曲》，但布罗茨基认为自己这部诗集在情节上与《神曲》有点相近。在其中，布罗茨基将人间情爱提升到宇宙的高度：“天体这样被创造出来。/创造后，往往就这样/让它们旋转，/滥用恩赐。/于是我们时而被抛进热浪，/时而是寒潮，时而一片黑暗，/地球在旋转，/在宇宙中消失。”俄国翻译家М.洛津斯基认为，这个尾声无非是《神曲》末尾诗行的迂回说法：“爱，推动着星星和天体。”

在谈到这部献给М.Б.的诗集时，伊蕾娜认为这“是20世纪的文学中最美丽的情诗——充满感激、苦涩和绝望”。他引用盖瑞·史密斯的分析说，布罗茨基写给М.Б.的诗歌属于俄罗斯男性诗人对于男女关系最典型的态度，那就是一段感情往往在结束之后才被赞美，故而总是出现诸如此类的诗句：“我不过是你用手掌/轻轻掠过的东西”；“我爱过你。我对你的爱（它似乎/只是痛苦）仍然在刺痛我的大脑”；“我曾经幸福。但那一去不返”；“你的身体，你的声音，你的名字/再也勾不起任何联想；没有人摧毁它们，/但是要忘却一个生命。最低限度也得/需要另一个生命。而我已经经历了那一部分。”

布罗茨基在谈论卡瓦菲斯时认为，卡瓦菲斯将爱情神圣化的做法所造就的感性之举其实合乎常理，而这种“超越现实生活的想法不仅会在我们结合的时候出现，也会在我们离别的时候出现”。倘若借用那篇文章里的句子，布罗茨基写下的那些诗行，不也是“都在尝试（或者莫如说，蓄意失败地）复现昔日恋人的余迹”？在这段话的开头，布罗茨基写道：“一个人可以用来战胜时间的唯一手段，就是记忆。”或许，他也想借助记忆的咀嚼来战胜时间的无情，甚至不惜“蓄意”采取反爱情的方式来书写自己的那段经历，抵抗时间对记忆的侵蚀。

1996年，当因心脏病逝世的布罗茨基葬于圣米凯莱岛之际。旅俄作家孙越在《布罗茨基：他的缪斯是冰美人》中写道，“那时，巴斯曼诺娃住在圣彼得堡。她不接受任何采访，也不提供自己和布罗茨基任何文字和图像资料。她深居简出，只去教堂祈祷，忏悔一生的罪孽。爱情属于她和布罗茨基两人，但救赎却是她个人的事。”

写至此，床尾摊开的那本《米沃什与布罗茨基：诗人的友谊》，其中有段话让人不禁唏嘘：“在大约三十年后的1991年，波比雪夫（即鲍贝舍夫）就此写过一首诗。他与巴斯马诺娃的恋情通过这样的话暗指出来：‘原谅我，约瑟夫，（你是）我那时的虚荣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