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与政府：英法竞争锻造的新欧洲

宫廷与政府：英法竞争锻造的新欧洲

文 / 柳展雄

一

法国大革命期间，各地农民暴动，此时一位英格兰旅行家阿瑟·扬（Arthur Young）正在海峡对岸周游。仇富情绪上头的法国穷人看到这个外国人衣着考究，就把他抓起来，准备私刑处置。游客忙说自己是英国人，还科普介绍英国的国情。阿瑟·扬在农业经济学方面颇有研究，他说在不列颠岛贵族要交税，贵族肩负社会责任；英国的税收政策合理，也没有徭役摊派。

法兰西的农民们转怒为喜，把他放了，还称赞国外制度好。这个故事就发生在《甜蜜的世仇：英国和法国，300年的爱恨情仇》和《货币王者》二书所展现的广阔“舞台”——英法三百年的互相竞争，两国在军事、政治、经济的全方位博弈。

众所周知，英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自由贸易的大本营。不流血的光荣革命为英格兰的崛起做出重要的铺垫。《甜蜜的世仇》告诉我们，1688年光荣革命发生的时候，在思想界反响并不大，很久以后才获得重视。欧洲人并不觉得英伦三岛的君主立宪制和商贸文明有任何制度优势。欧陆诸侯们学习的对象是路易十四，他们模仿波旁王朝的中央集权、富国强兵模式。

路易十四亲政时，陆军有20万，通过不断军费投入，到了1710年，军队人数膨胀到30万。来自德意志的萨克森元帅受巴黎招揽为法军效劳，他在1674年阿尔萨斯战役结束后做出如下评价：“法国步兵是欧洲纪律最严明、最能吃苦耐劳的军队。”1667年，年轻的太阳王小试牛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征服佛兰德和弗朗什-孔泰；在西线，他进攻荷兰，终结了这个“海上马车夫”的黄金时代；往南，他安排自己的孙子、安茹公爵腓力，送上西班牙的王位，1701年腓力启程临行之际，路易十四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赠言：“比利牛斯山脉已不复存在。”

作为陆权国家，法兰西的短板在海军，然而依然出现了鹤立鸡群的人物，福尔班骑士组织了一支炮火猛烈的舰队，威震亚得里亚海。当地水手出行前向上帝祈祷，祷词是：“保佑我们不要遇到暴风雨和福尔班骑士。”

波旁王朝不仅拥有令人生畏的兵力。帕斯卡、拉瓦锡的科学之光驱散了中世纪的黑暗愚昧，照亮新世界；文学方面，戏剧有高乃依、诗歌有拉封丹，小说有卢梭。绘画艺术推陈出新，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主义风格递次演变。从德意志各邦那些芝麻绿豆大的侯国，再到横跨亚欧两洲的沙俄，都在师法太阳王，各国宫廷都在说优雅的法语腔调。与此同时，“经由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英国已经沦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国家”（法国作家米什莱所言），即便光荣革命发生后，欧洲也并没意识到这是政治上的新纪元。

直到1756年，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爆发，波旁王朝的疲态暴露无遗。法国丧失了海外的众多殖民地和商业据点，伦敦彻底获得印度“这个皇冠上的宝石”以及北美的宗主权。

此后日不落帝国的霸权奠定，盎格鲁-撒克逊人遍布全球，有军事史学家评价，“经过魁北克之战，英语这一1500万人使用的日耳曼方言，逐步扩大成为近五亿人使用的语言。”此前不久的丰特努瓦战役（1745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关键一役，反法联盟曾折戟沉沙，英国军人在此战蒙羞，短短数年后，他们面对法军终于拥有了陆战优势。七年战争惊醒了法国的高层，凡尔赛宫廷的重臣舒瓦瑟尔察觉到敌国的制度优势，实行了包容启蒙文人、放宽报纸审查等政策，试图与进步力量缓和。

一些有识之士早就意识到，法国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1726年伏尔泰流亡到伦敦，大开眼界。他看到，不列颠的精英阶层充满了勤劳、脚踏实地的商人，在凡尔赛宫都是些"在假发上敷粉"的贵族执掌朝廷。企业家精神也松动了英国的阶级结构，成功的商人能进入议会成为社会的立法者。招待伏尔泰的东道主福克纳便是一位商人，他后来升任英国驻土耳其大使。伏尔泰叙述道，"商业已使英国的公民富裕起来了，而且还帮助他们获得了自由，而这种自由又转过来扩张了商业；国家的威望就从这些方面形成壮大了。(《关于英国的通信》)"他后来创作戏剧《扎伊尔》，没有按照惯例题赠给贵族，而是题赠给商人福克纳。他在献词上写道：“我把这部悲剧题赠给你，有如我题赠给同国的文人和知交一样……同时我能够很高兴地告诉我的国人，你们用何种目光看待商人，在英国，对于光耀国家的职业，大家知道尊重。”

在光荣革命后的短短十年里，股份公司的数量从11家增加到大约100家，伦敦出现了一个高度组织的股票市场，报纸上刊登着股票交易的消息。伏尔泰参观了这所伦敦交易所，他称赞商业促进世界和平，犹太教、天主教、新教徒坐在一起,每一个人都平等对待彼此,只要基于互益互利互信，"这里唯一的异端是破产"。

而孟德斯鸠在1733年观摩了威斯敏斯特议会大厦，对光荣革命所形成的混合宪政赞赏有加。当欧洲精英阶层普遍认为路易十四的开明专制（enlightened despotism）高效的时候，孟德斯鸠就做出批判，呼吁削弱行政权，实现三权分立。

七年战争后，更多人开始比较两国制度。亚当·斯密造访巴黎、图卢兹与大半的法国南部，他出入于知识界的沙龙，探讨法国的税制、贸易。根据休谟的说法，《道德情操论》一时“洛阳纸贵”，连国王的情妇蓬帕杜夫人、舒瓦瑟尔伯爵夫人都在读亚当·斯密的书。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阿瑟·扬也是旅行者之一，他热情宣传英伦三岛的先进农业。去不列颠周游的外国观光客则看到，伦敦金融城的富豪远比日耳曼、意大利的王侯来得阔绰。

法国精英阶层原本轻视对手，把“约翰牛”看作野蛮没文化的民族，不配跟优雅的法国相比。在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引领下，风气发生转向，当时巴黎有16份专门探讨英格兰思想文化的期刊。有个过分自傲的法国媒体酸溜溜地评价：“英格兰人神奇地改了头、换了面……这群向来以最骄傲、最好妒……最野蛮闻名的人……据伏尔泰先生所说，却是最高尚、最慷慨……完美的典范。”

二

正如《货币王者》所描绘的那样，英国在16世纪还是一个毫无冠军相的欧洲国家，却在18世纪领跑，19世纪崛起登顶。其中，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起到了巨大的助力作用。原本，英国人跟其他国家的人一样，热衷于求田问舍，不成比例的资本流入土地。1660年之后，自由派取消了很多工商业的垄断特权。1694年，英格兰银行建立，发行低利率的国债，进一步刺激了投资者的热情，英格兰银行也成为全球第一个中央银行。亚当·斯密说：“英格兰银行不是作为一个普通银行，而是作为国家的大蒸汽机在起作用。”

英格兰银行成立，促使国家的公共借贷常态化，为帝国远征提供了充实的支援。法兰西以透支国力的代价满足太阳王称霸的野心，他死后留给子孙后代大约30亿的巨额债务。由于财政体系落后，王室偿债能力弱，对债权人拒不付款、写下欠条，甚至反过来把他们关进监狱，法国在1759年、1760年和1770年就是这么做的。越往后借债风险越高，到了大革命前夕，在金融市场上法国王室得支付双倍于英国的利息。

英国健全的财政体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仔细观察他们的社会结构就能发现，在新兴工商业领域新教徒占据了极高的比例。

众所周知，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并不彻底，英格兰既打击罗马教皇权威，也抗拒加尔文、路德等新思想，一切以巩固政权为出发点。1539年，亨利八世召开议会，颁布《六条信纲》，要求圣餐礼等若干教义和礼仪跟天主教折中。国王对新教毫不手软，有三个教士坚持路德派观点，被当作异端处理，烧死在伦敦的火刑柱上。

到了17世纪初，英伦本土出现了一位神学大师，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他熟悉经典理论，造诣能够和加尔文等新教领袖匹敌。圣公会（即英国国教）由此分为倾向劳德主义（Laudian）的高教派（High Church），和更激进的低教派（Low Church）。而不加入官方宗教的新教徒则被称为不从国教者。

查理二世出台《宣誓和市镇法案》，禁止不从国教者进入军队和公务员系统，也不能进入高等学府，禁止新教的牧师在城镇30英里内传道。1689年（光荣革命成功的第二年），玛丽和威廉双王颁布《宽容法案》，对不从国教者松绑，但仍保留了《宣誓和市镇法案》诸多法条，因为圣公会跟上下尊卑、君君臣臣紧密结合在一起了。捍卫圣公会的权威，就是捍卫君主制的权威。王室的态度是既要反右（天主教旧信仰），也要防左（不从国教者）。

新教受到各种限制，牛津剑桥只允许国教徒进去。大科学家牛顿信奉一个异端的论派（否认三位一体，不承认耶稣是神），他隐瞒了自己的思想信仰才得以进了体制内，拿到了剑桥大学的教授职位，剑桥到1864年才解除教禁，牛津大学则是1854年。

由于无法进入军公教，不从国教者只能前往手工业或者商人职业，依靠勤恳发财致富。由此两党形成分野，新教徒和国教的低教派构成辉格党的基本盘，该党主张发展城市工商业和贸易，增强金融体系；而托利党则获得国教的高教派的支持，代表土地乡绅群体的利益，英格兰银行最早的股东里仅仅有两个贵族。

从内政到外交，两党互相对峙，在跟太阳王抗衡的布局中，威廉三世和辉格党将英军集中在尼德兰南部，保卫荷兰盟友；具有重农抑商色彩的托利党则厌恶荷兰的加尔文派信仰，对荷兰的亲商气氛（英格兰银行正是伦敦金融家借鉴荷兰人的经验所创办的）也比较轻蔑。托利党领袖竭力鼓吹，不要把军队放在路易十四卧榻之侧的荷兰，应当攻打法国防务网最薄弱的地方，即美洲殖民地和公海。

每当辉格党控制议院便会大举开征土地税，以筹集军费。反之，托利党调低土地税的税率，减轻本阶级的负担，而此政策会导致国债利率上升。托利党头号政治哲学辩护士博林布鲁克子爵公开抨击伦敦金融城威胁到英国宪政，理由是国家被这一小撮少数富人控制在手里。

宗教冲突和经济利益最直观的一次挂钩是在1710年的亨利·萨谢弗雷尔案件。萨谢弗雷尔是好斗的高教派教士，狂热反对自由主义，他公开谴责辉格党的自然权利、天赋人权思想。法庭以萨谢弗雷尔抨击当局外交政策为由进行惩罚，销毁其布道录，停业三年。辉格党执政者有意杀鸡儆猴却引发了反弹。震怒的高教派信徒上街闹事，不仅砸了辉格党政要的家宅，还在英格兰银行门前大闹一番，这家财政机构已然成为新教和辉格党的象征。此次变故，连带辉格党政府在1710年大选中失利。

18世纪的政治改良里，英国自由派最有力的盟友来自不从国教者和低教派，改良运动在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1725—1797）手里达到巅峰。他出生在一个不从国教的商人家庭，在荷兰接受教育，威尔克斯在英国民主化历程里占有一席之地，他三次当选议员，三次遭到朝廷罢黜。他办报纸嘲讽国王乔治三世，遭到逮捕，囚禁于伦敦塔。一周后，大法官宣布议员特权神圣不可侵犯，将威尔克斯开释。

1770年，威尔克斯出狱后，英国各地庆祝。王权在乔治三世治下跌落谷底，其一，他处理北美独立的拙劣表现，其二，正是他对威尔克斯的蛮横态度。议会的反击把乔治三世彻底变成立宪制下的虚君。

三

光荣革命后，改良派主张捍卫议会的权威，反对贿选、反对买官卖官。这种进步运动促进了封建体系的瓦解，商贸的发达。

18世纪中叶，不列颠几乎没有了内部关卡，而法国的阿图瓦（Artois）、佛兰德、布列塔尼、吉耶讷（Guyenne）、圣通日（Saintonge）、朗格多克、普罗旺斯（Provence）各省之间有很多旧制度的税卡。关税阻碍了贸易，普罗旺斯的官员抱怨说，本土有许多能够在巴黎市场上畅销的土特产被关卡所拖累，他形容“人造障碍的泛滥成灾，让原本不超过四五个星期的行程生生拖延到三个半月”。

亚当·斯密告诉人们，“英国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税率统一且没有内部关税壁垒”。可惜波旁王朝的旧制度积重难返，朝廷的保守派过于强大，他们对于英格兰的工商文明不屑一顾，这些人还炮制了一个“英国新迦太基论”的概念。

欧洲各国喜欢标榜自己继承罗马，德意志人有他们的神圣罗马帝国。太阳王时代的法国也自诩继承了罗马，精英阶层饱读诗书，熟知贺拉斯、维吉尔、塔西佗、李维的文章，法国跟罗马同为“军事、艺术及法律之母”。然后再把英国比作“当代的迦太基”，商贸发达、唯利是图、见钱眼开的国度。法英对抗在报纸文人的笔下，恍如虔敬的、以土地为基础的罗马与残酷的、攫取钱财、重视海洋商贸的迦太基之间古老战斗的重演。

当世界上第一场金融泡沫，南海公司泡沫发生后，路易十五的朝廷，更加觉得英国那套资本主义只是魔术师的把戏，凡尔赛宫的财政总监亨利-莱昂纳尔·贝尔坦评论，英格兰银行和金融股票是在纸上创造出来的把戏，不值得模仿。事实上，伦敦金融城经历南海泡沫后，规范了保障投资行为，很快英国的公共财政恢复健康，还更加有活力。

当大革命爆发后，雅各宾派继续宣传“英国迦太基论”。法国还是“罗马”继承人，只不过稍稍变形，侧重于罗马的共和制度那一面，强调罗马的公民美德，热爱自由、朴素、勤勉、自我牺牲、勇气、正直和公正。罗伯斯庇尔曾被朋友这么描述，“一个拥有古代伟人慷慨之风、完全献身于公众的人……这个罗伯斯庇尔是一个真正的罗马人”。革命领导者的公开讲话经常引经据典，引用古希腊、古罗马名人和他们的辞藻，这不仅因为这些革命者受过良好教育，而且他们认为，古典世界是智慧之泉，可以从中直接汲取政治经验。雅各宾派把新古典主义艺术发扬到颠覆，著名的油画《荷拉斯兄弟之誓》，歌颂古罗马人为国而战，大公无私。他们放话，“战士民族（古罗马—法兰西这个谱系）必将征服商人民族（迦太基—英伦三岛这个谱系）。”

1806年，拿破仑颁布大陆封锁令。前提背景是伦敦趁着欧陆打仗从各国（无论是革命政权还是旧王公）贸易发了一笔财，这加深了“英国迦太基论”的刻板印象。

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军团旗帜参考了罗马鹰旗，官方报纸《世界箴言报》发布了一篇署名为拿破仑的文章：“英国的贪婪和野心终于大白于天下，影响这政策和野心勃勃目标实现的唯一障碍是胜利、稳健、繁荣的法兰西；她朝气蓬勃的开明政府；她高尚杰出的领袖……但欧洲在观望。法国在武装。历史在记录。罗马摧毁了迦太基。”

在法国看来，古代的迦太基只关心物质利益，没产生高雅的文化，新时代的迦太基也如此。拿破仑在跟顾问们的一次聊天中表示，“我读了（莎士比亚）根本比不上高乃依和拉辛。他的所有戏剧都无法卒读；真是令人怜悯……法国无须羡慕英国的任何东西。”

这种仇英情绪漫延了很长时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的几年前。法国通俗小说界有个畅销作家德里昂，他擅长写架空文，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不久后的未来战争爆发。这种预言文学是当时欧洲的一种风尚，1906年英国人威廉·鲁鸠写下风靡一时的《1910年大入侵》（The Invasion of 1910）。作者构思了4万德军精锐部队登陆英伦三岛的恐怖场景，如“罗斯顿血战”“伦敦大轰炸”。还有柯蒂斯上校的《睡梦中的英格兰》（When England Slept），在这本预言小说中，伦敦一夜之间被德军占领。德里昂的成名作则是《并吞英格兰》（Down with England），未来英法争霸以埃及争夺战为导火索，最终以大英帝国失去其殖民地为结局，小说中的法军英勇善战，还没收了额尔金的大理石像。《并吞英格兰》体现了法国的国民情绪：英国在全球经济处于宰制地位，英国是剥削世界的“新迦太基”必须被打败。

然而，无论巴黎文人怎么抨击英伦三岛的唯利是图、不讲公正，也改变不了这样的事实，“英国新迦太基”是平民生活最舒服的地方，光荣革命后英国社会蒸蒸日上。1851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成立，这个政权拿得出手的产业仍然是服装、精致瓷器等奢侈品，一家报纸一针见血地评论：“英国这样一个贵族的国家竟能成功地供养它的人民，而法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家，却只善于为贵族阶级生产商品。”从路易十四时代以后，法兰西每况愈下，被原本屈居欧洲版图上穷乡僻壤的岛国所赶超，但它傲慢，故步自封，不学习敌人的长处，这才是法国最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