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父母的墓地竟然被毁。
文革乱起，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初，宋庆龄被作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受到冲击。尽管在周恩来的保护之下——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拟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首位就是宋庆龄，并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她被接到北京居住，以便受到更有效的保护——但她上海的住宅仍被“造反派”闯入；她北京居所周围的高音喇叭搅扰得她整天不得安宁，但她还是力图理解和适应这场革命。
她在北京住所的围墙内外贴上标语，将住宅内的一些石狮子涂上红色；一些被认为是“四旧”的匾额也拿了下来。
宋庆龄当时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对待群众运动的。她按照自己的理解，真诚地相信，必须“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才能确保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形势很快就急转直下，汹涌澎湃的红卫兵运动打乱了整个社会秩序。宋庆龄在1966年8月写给美国老朋友格雷斯格兰尼奇的信中，表达了她当时的思想：“你一定看到了所有关于这里发生变化的报道——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运动正在进行，它将确保修正主义的魔影不论现在还是今后都不可能出现。”她告诉老朋友：“我每天如果不开会要花八九小时看东西”，而且“这里的生活非常有意思”。
宋庆龄尽管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她对这场革命还是怀着良好的愿望，并且真诚地要求自己通过运动来改进工作。
她在1966年9月24日致函老同事、老朋友罗叔章说：“请您把红卫兵对我的大字报寄给我看，并总理为我支持的话，因为上次您借给我看的，没有包括在内。你怕我不开心是么？我看到对我的批评不会主观。如果我有不对的地方我要知道，以便改掉不好的作风。如果不知，那怎么改掉呢？”
她有时会坐着汽车，上街去看大字报，了解情况。
宋庆龄曾写信给当时正在受批判的中国福利会秘书长李云同志，嘱咐她“你赶快检查工作，做自我批评，就可以很快恢复工作……”宋庆龄原来的秘书黎沛华女士受托打电话给李云，说“夫人非常掛念你，要我转告你快快检查工作，主要检查工作中的缺点或错误，就没事了……”
这一切都说明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阶段，宋庆龄虽然毫无思想准备，又不了解情况，期望通过文革反修防修，使“中国会在新的秩序下回到建设的道路上来。”并且在运动中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改进工作，使队伍思想更加一致，更团结，更有成效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
与宋庆龄长期并肩战斗的许多同事与战友，很快就“靠边站”，进而被批斗，被关押，他们当中有些同志不堪受辱和迫害，含冤自杀。国家主席刘少奇一夜间成了“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内奸、工贼”；不少长期支持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宋庆龄的亲密朋友如爱泼斯坦等，都被戴上特务的头衔，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牢狱……
最使宋庆龄不能忍受的是，她的导师、战友和伴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竟被污蔑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祖宗”和“牛鬼蛇神”。他们竟然要拿走国庆节时天安门广场上与马、恩、列、斯、毛并列的孙中山像。在南京，发生了红卫兵捣毁矗立在新街口的孙中山铜像的事件。对宋庆龄的冲击也在升级：她主持的中国福利会的工作受到极大干扰而几乎陷于停顿。
就在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拟订的保护宋庆龄等名单后两天，北京街上即出现了要求撤销宋庆龄这位非党人士的国家副主席职务的大字报。
有红卫兵要冲到她家里贴大字报，还要剪掉她的发髻——他们认为那是“四旧”的东西，北京住所内的少部分工作人员也开始“造反”，他们开会串连整她的黑材料，甚至要这位七十多岁的患有严重关节炎的老人和他们一起排队进餐。
令宋庆龄受到极大伤害与痛苦不堪的是她父母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墓地遭到红卫兵的损毁，石碑破推倒，骸骨也被挖了出来……只是由于周恩来的干预和保护，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宋墓修复，并在修复后拍成照片报告宋庆龄，又及时更换了她在北京的居所的部分工作人员，冲击宋庆龄的行动才没有得逞。
周恩来严厉告诫北京的红卫兵：“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
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庆龄遇到罗叔章，对他说：“你要是拿到什么红卫兵传单，给我看一看。我在搜集这些传单，好了解形势的发展。我很纳闷，刘少奇在党内那么长时间了，他如果真是一个反党的内奸，怎么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怀疑过呢?”
同年11月，经宋庆龄审定的《宋庆龄选集》出版。尽管当时刘少奇已被扣上“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骇人罪名，宋庆龄仍然派秘书给刘少奇送书。在书本的扉页上，赫然留有宋庆龄亲笔书写“请刘主席、光美同志审阅指正”的题签。
当时，毛泽东曾派江青往访宋庆龄，向她解释文化大革命。宋庆龄对江青说：“对红卫兵的行动应该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宋庆龄对于当时红得发紫权倾一时的野心家江青能当面提出如此直率的意见，表现出她的大无畏气概。
1973年8月23日，宋庆龄致函挚友爱泼斯坦夫妇，两人受迫害而蒙冤陷狱长达5年之久，此时刚刚出狱。
她在信中说：“请读一读附上的剪报。你们作为我的挚友，请告诉我对这些有关我的诽谤性文字，我该怎么办，这些有关我的谎言时不时地得以刊布，使我感到极端的厌恶和愤慨。我没有钱去请律师来同这个斯坦利卡尔诺打官司，但我的朋友（指爱泼斯坦夫妇）是否能写篇东西来制止这些谎言流传呢，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不断重复的谎言会变成事实的。”
她在给孙科的妻弟陈志昆夫妇复信时，还特意“寄去一张我的旧照片，是坐在我丈夫的像前照的”。并请他们代为问候孙中山的孙子孙治平和孙治强。如此等等。
事实上，宋庆龄所作的决不仅是她和孙中山婚姻真相的说明，而且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诬陷者的回击，表现了她一贯的革命原则性。
对于文革中的那股逆流，宋庆龄的另一种反击，就是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以她特有的方式，对同志、亲友给予关怀、帮助和保护。而对国际友人的保护，更维护了祖国在世界上的形象。
文革开始后，民主战士邹韬奋的夫人，时任中国福利会托儿所所长的沈粹缜也受到很大的冲击，据她回忆，当时宋庆龄对她极为关切，“几乎三天两头来一封信，每信必问我好不好，有没有遭批斗，一再关照要保护身体，给她写信要讲真情，有什么困难只管说。”
为了更好地保护沈粹缜，宋庆龄建议她搬到自己母亲生前的住所去住，那幢房子属于私人产业，解放后由上海市政府修缮后交还宋庆龄的，宋庆龄当时还以为那里可以当做一个小小的避风港。
沈粹缜在征求邓颖超同志意见后，刚搬进去住了一个多月，就被“造反派”以与“资产阶级权威划不清界线”，以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为名，勒令搬了出来。
当时，不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长期帮助中国人民的外国朋友受到迫害，或被关进“牛棚”，或被投入牢狱。宋庆龄为此心忧如焚，尽力设法给予关怀和保护。
当她得知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被无端怀疑面临迫害时，她立刻为他写了“证明书”，派秘书及时送给路易•艾黎。在证明书中，宋庆龄列举了艾黎为中国人民解放和进步事业作出的功绩，明确表示：“我从一九三二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做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解放前和解放时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这封证明书及时保护了路易•艾黎免遭毒手。还有，宋庆龄对当时蒙冤身陷囹圄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夫妇的子女的关怀和安慰。1967年新年到来时，她已经知道刘少奇的问题十分严重，但她仍然给刘的孩子们送去贺年片、笔记本和糖果。第二年，刘少奇和王光美都已失去自由，孩子们万般无奈，只好写信给宋妈妈求援。她把信转给毛泽东，希望这些孩子们不至流离失所。她又回信给孩子们，勉励他们振奋精神、好好工作和学习。后来，他们获准去监狱探望母亲。王光美看到孩子们时的快乐以及她听到孩子们悄悄告诉她宋妈妈对他们爱护照顾时，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
宋庆龄对亲友同样给予了极大的关切。当她得知表弟被抄家，所有衣物都被抄走后，便将自己能用的衣裳都给了他们。当她得知表妹倪吉贞一家因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被扫地出门，只得挤住在一间破旧的小屋里，并被作为“管制对象”强迫劳动时，她设法通过中国福利会的干部送去一点钱，给她们以精神安慰和物质支持。
据宋庆龄1967年11月29日给沈粹缜的信中记载：“我的老干部蔡缦云，一年多没有消息了，不知道什么缘故她被关起来了。我日夜不安，不知是否因为她代我交了一些钱给我一个表亲的缘故？因为她一直很老实，守纪律的，也不和坏人来往。如果你听到她的消息，请不要瞒我吧。我对她应该负责！除了生在资产阶级的家庭里，我的表亲从未参加政治或做过坏事。一直很老老实实的。
这封信同时表明，宋庆龄当时是很明白自己的处境的，但是她坚持自己毕生奉行的原则——坚持真理，绝不向恶势力低头，不管这恶势力当时有多么强大。
宋庆龄经过短短的困惑之后，即对这场革命产生了怀疑和警觉。为了保护自己和同志，她不得不采取新中国成立后她从未采用过的“地下工作”的办法。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文献信札，是劫后仅存，而宋庆龄给同志、亲友的大量信函，则因收信人应宋庆龄之嘱，在当时就“阅后烧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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