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4月27日早晨，湖南长沙金盆岭墓地西侧，一位白发苍苍满面凄苦的老妇人，紧紧怀抱着一个瓦坛。老妇人一瘸一拐，步履蹒跚，来到半山腰。她咬紧下唇为丈夫砌坟修碑，眼泪一颗一颗，滴落在瓦坛上……。盖住瓦坛的那一刻，巨大的悲痛袭击她的身心……。
潘汉年碑文是她亲手书写的:“肖淑安之墓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四日病故 妻董慧立（碑号77—625)”肖淑安是逝者的化名，他生活的时代赋予了他诸多的头衔：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领导者；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威震上海滩的红色特工；他是解放后首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潘汉年同志。
潘汉年，生于1906年1月12日，江苏宜兴县归迳乡陆坪村人。祖辈都是读书人，父辈叔伯三人在村中设立蒙馆，教文识字，农忙之际，下田务农，潘汉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16岁时，潘汉年因家庭经济窘迫辍学。后来从事小学教育工作，17岁时就在宜兴教育界崭露头角。
1925年，潘汉年去上海追寻理想志向。凭着一腔文学梦，终于在上海文坛立足，成为颇有影响的左翼作家。1926年11月，潘汉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地下工作者。风去雨来，潘汉年逐渐由一个左翼作家成长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在中共中央社会部任副部长期间，潘汉年到抗大马列学院讲过一次课，这是董慧第一次见到他。
董慧，祖籍中山县小榄镇，1918年出生于香港。她的父亲董仲维是香港“道亨银行”的董事长。1937年，抗战爆发，董慧舍弃了优裕的生活条件，千里迢迢只身来到延安。进入抗大马列学院学习。1939年5月，潘汉年从延安到达上海，以华南情报分局负责人身份，指导敌后的情报工作。两个月后，董慧抗大毕业，被派遣为港沪交通员。利用其父开设“道亨银行上海分号”的便利条件，为地下工作提供情报经费服务。董慧与潘汉年组建的华南情报局，接上了组织关系，成为潘汉年的一位得力助手。
潘汉年和董慧自延安结识后，经过几年的工作交往，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终于萌发了爱恋之情。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爱情，也是唯一的一次！这也是她一生中的第一次爱情，同样也是唯一的一次！
1941年，征得党组织同意，潘汉年与董慧在党内公开了恋人身份。夫妻易结，知音难觅。在共同革命和相爱了6年之后，1945年8月，他们在香港举行了结婚典礼。父亲给了董慧五万元做嫁妆，她如数上交党组织。她和潘汉年却没有单独的居所，住在姐姐家。新中国成立后，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重要职务。董慧被分配在上海市委社会部担任处长。董慧刚刚三十出头，风华正茂，又是市长夫人，令许多同龄女性都很羡慕。
1955年4月3日晚8时，潘汶年在北京饭店301号房间被捕。逮捕场面有点戏剧性。当时正在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潘汉年下榻于北京饭店。晚上8时，有电话进来说一楼客厅里有人找他。他穿着拖鞋匆匆下楼，等在那里的罗瑞卿和几名便衣向他宣布了逮捕审查的决定。潘汉年提出回房间取些衣物，回答是“不必了”。
一刻钟后，来到北京功德林监狱，一切都早已安排妥当。15平方米的单人监房，一张沙发床，一整套全新的被褥床单，地上铺着深色的地毯。有一张用来读书写字的小书桌，一把软面坐椅，墙边有抽水马桶、洗脸池，还有暖气设备。管教科长很和气地说：“你以后就住在这里了。墙上贴有注意事项，希望你遵守。”潘汉年只默然地摇摇头。从接到电话下楼到进入这间单人牢房，前后不过半小时。只有他一人留在房间里时，困惑、痛苦、不安一齐袭来，心脏狂跳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
董慧得知这一惊人消息后，“耳朵里一直嗡嗡地轰响，脑子里混沌一片，眼前是一团灰雾。”事隔10多天，董慧也被逮捕,能成立的理由大概只有一条：她是潘汉年的妻子。有人找她谈话:“只要你和潘汉年脱离关系……就可以回香港与家人团聚。”董慧轻轻地摇了摇头：“我不能让汉年一人在此受罪，我与他誓不分离。”董慧被押入北京安定门外的功德林监狱。1960年3月，他们一同转押到北京秦城监狱。1955年到1963年，8年多时间，夫妻近在咫尺，却被绝对地隔离。3000个日日夜夜，焦虑的牵挂，深切的怀念，相互之间互不知情。
1963年1月到1967年5月，他们被允许共同生活在北京大兴县团河劳改农场。1967年到1975年，他们再次被投进北京秦城监狱。这一关又是分离的8年。1975年5月27日，潘汉年走出秦城监狱，在专人陪同下，从北京乘火车，于29日到达长沙。董慧已于5月26日提前来到这里。
“老潘！”一个久违了的、但又非常熟悉、非常亲切的声音传来。他疾步走了过去，禁不住泪如泉涌。“脚，怎么啦？”他问。董慧只是用一双泪眼看着他，什么也不说。凭着那一只残腿，便可知道她吃了多大的苦。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两辆沾满尘土的卡车和吉普车开进湘赣边界井冈山下的茶陵洣江茶场。坐在卡车上行李、箱子、书籍之间的潘汉年和董慧，潘汉年已年近70，背已佝偻了。董慧也不年轻，都57岁了，戴着一副深度近视镜，白发垂耳。洣江茶场第三劳改农场是他们新的安置点，一间土红色砖墙的瓦顶小平房，就是潘汉年、董慧夫妇度过最后岁月的居所。此屋原为男、女职工的洗澡房，有25平方米大小，从中隔成两间。一间为卧室，房内有张木床，床前有桌有椅，墙角的木箱上堆满了一些书籍。一间为灶房，屋外有自来水，邻近是职工食堂。还发给两人相当宽裕的生活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安排潘汉年夫妇的生活，可以说是比较照顾了。所以，当茶场的干部征求他们的意见时，潘汉年连声说：“可以，可以。”
潘汉年早在1967年被关押时，已患有肝功能不好的毛病，一直没有治疗，现在越来越严重了。他在洣江茶场的劳动，就是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有一天，木工房的人正在干活，潘汉年慢慢走了进去。他左手挎着一个竹篮，指指地上的刨花，低声问：“我要用来烧火做饭，能装吗？”木工班长拿过潘汉年的篮子，装满了刨花后说：“老潘，以后你每天来吧，我们给你留着。”又对别人说：“省得咱打扫了。”有一次，木工间没有小木块了，只剩下一些大块头。潘汉年将大块头往篮子里装时，篮子倾倒了。恰巧，同在茶场劳动改造的钟叔河在一旁看到了，赶紧走过来帮助潘汉年扶住篮子。潘汉年对他说道：“谢谢！”声音很小，但是清晰凝重，完全不像在劳改队里听惯了的声音。当两个人同时弯着腰侍弄篮子时，钟叔河轻轻地喊了他一声“潘老”。潘汉年没有回答，他只是把脸孔正对着钟叔河，注视了片刻。他那清瘦的脸上仍然略带矜持、严肃，但是也含有几分疑惑。“我读过你的作品。”钟叔河说。潘汉年脸上的疑惑消失了，恢复了安详，他用同样轻轻的声音说了一句：“相信人民。”
同在茶场劳改过的阳江回忆说：1976年春节的前一天，我看到潘汉年拄着手杖，从礼堂前面的小马路走向场部商场。他是一位消瘦的老人，身穿着破旧的藏青色毛料衣服，手提篾织的圆篮。他站在人群后面， 让其他顾客一个一个挤到前面买东西。一位女教师看到他，让他上前去买了味精、酱油、糖、花生之类的东西。他含笑点头致谢。走出门，他又向一个农村妇女买了一些鸡蛋，才走回场部职工宿舍区。这时有人在后面使劲地喊：“老潘，你买鸡蛋还没有找钱哩！”他回转身来，彬彬有礼地接过找回的钱，低声道了谢谢。随后，他的背影渐渐消失在拐角的苦楝子树后面了。
1976年10月，黑夜终于开始破晓。潘汉年和董慧心中顿时升起一线昭雪的希望。等待了三四个月不见动静，潘汉年病倒了。1977年的3月24日，报经省委批准，他被送进长沙的湖南医学院附属二医院。在上救护车时，潘汉年大声地对董慧说：“我一定要回来的，你放心！”潘汉年住进了干部病房14病室110床。经潘汉年本人同意，使用了他三四十年代的曾用名“肖淑安”。进医院时，他的病已很重，不断喊肝痛，经扫描确诊为“多肿肝”，并伴有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等症状，高烧不退。4月6日，病情加重，烦躁不安，进食即吐，全身浮肿，眼睛睁不开，却念念不忘他的爱人董慧，担心她没有人照顾。
4月14日下午，医院通知家属去看病人最后一面。见面后两人情绪都很激动，两人都在哭。董慧看到丈夫的样子没有变，半个多月没有吃东西，脸色还是红红白白很正常，没有衰老的样子。可是医生告诉她，已经用尽了一切办法……。潘汉年的手无力地握着董慧的手不放，一小时，两小时……董慧哽咽着对丈夫说：“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病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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