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一个叫司马文的学生，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多年后，他凭借自己的亲身经历，写过一篇《文革初期见闻录》，其中有些篇章，颇有一读的价值。兹摘录于后，与有兴趣者分享。
我们1964年入学后，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意识已经越来越浓。这年底，同学之间突然流传着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国青年》第12期封底发表的那幅油画《你追我赶》有严重政治问题，画面下边的芦苇里依稀可见有“蒋介石万岁”的字样。我们赶忙找来这本期刊认真审视，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但大家都说有，“无风不起浪”嘛，就宁肯信其有，而不信其无了。
此事当时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事后才知道事情的缘由：1964年10月，文化部和中国美协举办了一个画展，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应届毕业生李泽浩的画《你追我赶》广获好评。所以《中国青年》杂志年终那期就发表了这幅画作。那时，人们的阶级斗争观念日渐强烈，有人就说这幅画里藏有反标，打电话给《中国青年》杂志社。事关重大，团中央、公安部、美协党组做了认真调查，结果纯属子虚乌有。
为了平息传言，翌年，《北京日报》重新发表了这幅画，还同时发表了署名“梅述”的专评，高度赞扬此画。有关方面的努力，终于使此画引起的风波暂告平息。谁知文革风暴一起，这件事又被翻了出来，“无”又变成了“有”，发表这幅画的《中国青年》原主编纪云龙被红卫兵毒打，作者李泽浩被红卫兵通缉，到处流浪。更有甚者，中宣部、团中央、北京市委许多领导干部都因为“包庇反革命黑画”而遭到厄运。一直到1978年，此事才在胡耀邦同志的亲自关注下得到彻底平反：《中国青年》复刊，主编纪云龙专门把作者请到北京，在复刊后的第一期上发表了他的油画《挥手从兹去》。宣告与荒诞告别。一件无中生有的事，竟然几起几落。
1965年，姚文元文章的发表，是十年动乱的发端。北大的学生，尤其是文科中的历史系、中文系、法律系的师生，很快就卷入到这个旋涡中。进入1966年，大批判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我们历史系到昌平太平庄半工半读，也没有躲过大批判的浪潮。刚开始还上课，很快就以参加大批判替代上课了。记不清是5月的哪一天了，在昌平太平庄半工半读的我们突然奉命到南口机车车辆厂，深入车间，了解厂史，并与他们一起参加对吴晗《海瑞罢官》以及“三家村”的大批判。印象里，大多数工人师傅热情并不很高，他们劳累一天，下班后本想好好休息一下，谁愿意加这种没有加班费的班呢？车间负责人似乎也不很情愿。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越俎代庖，写好文章，下班后让那些涉世不深又有文化的青年工人在大批判会议上念念。
很快，我们接到通知，匆匆结束了这次下厂活动，回到半工半读的基地太平庄。这里的气氛已经大变，系领导不见了，班级的干部好像也不再行使职权，有点儿群龙无首的样子。大家听到一些传言，议论纷纷。最让人吃惊的是，晚饭前后，我们年级一位好像参加了什么大批判组、没有到南口下厂的同学，得知了什么信息，在宿舍门口，站在凳子上发表演讲，内容是批判北大以陆平为首的校党委。面对这样的局面，像我这样不明真相的一般学生，还真有点儿茫然四顾，不知所措。当时，我自己还想，他这是怎么啦？学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才知道，在康生的妻子曹轶欧的支持下，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和教师杨克明等7人，共同署名，在北大人群聚集地大饭厅东墙，贴出一张名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随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6月1日晚8点，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全校震惊，一片哗然。这一切，我们在距北京南校70公里的昌平南口太平庄，一无所知，所以有些事让我们感到迷惘。
也就是这天晚上，我们系在昌平太平庄半工半读的全体师生员工，奉命撤回南校。我们带着简单的行装，被子、洗漱用具和换洗的衣服，乘坐学校派来的大轿车，在茫茫夜色中向燕园驶去。这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行程。从一上车，几个年级的同学们就开始互相揭发、批判和夺权，当然主要是三年级以上的同学。一会儿几个同学揭发某个同学是系里领导的“红人”，干了什么什么坏事，为首的揭发批判者便成了主政者；不一会儿，这个主政者又被另一拨同学揭发批判而下台，主要的揭发批判者开始执政；又过了一会儿，这个执政者也被揭发批判，灰溜溜地走下台来。一路上，历史系的舞台上，不知出现过多少匆匆的过客，真正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同学由于了解的人和事比较少，没有多少发言权，一个个都被师兄们激发出来的发了疯似的革命热情，弄得一会儿热血澎湃，一会儿又迷迷瞪瞪。
车到燕园，大家立刻被校园里那些在耀眼的灯光照射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震撼了。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情景下，重回燕园。当天夜里，我们原来居住的38楼没有腾出，临时被安排在第一体育馆。大家放下简单的行李，就三三两两地到校园里看大字报去了。这时的北大校园，灯火辉煌，夜同白昼，尤其是大饭厅的里里外外，本当夜深人静之时，却还是人流如织，熙熙攘攘。大家都在观看那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大字报。燕园已经成了大字报的海洋。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看到了中国乒乓球队的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等声援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还有一张佳木斯造纸厂工人制作的特长的大字报，全都是牛皮纸，字很大，写得也很端正，上端挂在大饭厅里面最顶层的横梁上，下端一直垂到地面。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候大字报的内容，全都是一边倒支持或声援聂元梓等7人的。反对的，基本上没有见到。
第二天是6月2日，《人民日报》以《北大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黑帮一个大阴谋》为标题全文发表了这张大字报，还配发了关锋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点名陆平、彭佩云把持下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的一个黑据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用大号黑体字做题目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在入住体育馆的第二天晚上，记不清系里是谁主政，就召开了历史系文革开始后的第一次全系批斗大会。首先是党总支书记徐华民，副书记周恩厚，然后是教研室的各个党支部书记，最后是行政领导。系主任翦伯赞不在，就把副主任周一良、张芝联、许师谦也都拉了上去，记得主席台前是长长的一排，几乎站不下。周一良、张芝联是历史学界有名的大腕教授，本来也是积极踊跃地来体育馆与同学们一起参加批斗会的。平时他们都比较注重仪表，裤缝笔直，皮鞋锃亮，这天晚上依然如此，没成想到会不久就被押上批斗台，成了革命对象。幸好当时的主政者比较善良，押他们的同学一开始凶巴巴的，见他们不理解、不服气、不配合，就想动手，但马上就被制止了。记得后来还查过批判会上都是哪些人动手打人了。
批判会上，我们嘴里一边喊着革命口号，心里一边茫然无措：不明白平时我们都高山仰止的老师们领导们，都犯了哪些弥天大错了。但想到是上面号召我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这应该是没错的，心里也就释然了。
再后来，先是传达了一个中央文件，是大事记形式，关于彭真等人炮制“二月提纲”把这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引向“学术批判”，接着又传达了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北京不予发表，不得已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还受到彭真的批评，说明彭真已经把北京搞成了“针扎不透、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继而又传达了一个关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文件，愈加让人感到惊心动魄！
不久，已经被革命之火烧得发昏的学生们，终于按捺不住，开始自发地揪斗干部、教师的行为越来越多，方式越来越激烈。坐喷气式、戴高帽、挂黑牌、毒打、往身上贴大字报等现象日益加剧，工作组采取了一些劝阻措施，但效果不大。到6月17日，全校被乱打乱斗的干部、教师、学生共178人。
这种情况到18号达到高潮，终于酿成了著名的北大“六一八”事件。
这天上午，我在楼道里走着，忽然听到楼东头外面一片喧嚷，跑过去向下一瞧，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只听见有人喊：应该把某某某拉到这里来批斗！不一会儿，就有一些人架着几个人来到38楼东头出门台阶的小平台上开始批斗。
这个平台有两米多高，批斗开始以后，有人写了“斗鬼台”三个大字，贴在平台东面的墙上。很快，平台下面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拉来批斗的人也越来越多。附近几个楼的学生都把本系的干部教师押到这里来批斗。我们一年级时的辅导员，这天可能是刚从“四清”前线回来，换了一身新衣服，脚穿着一双锃亮的皮鞋，兴致冲冲地向38楼走来，估计是来同学们中间了解情况的。没想到历史系的一些同学一看到他，就像饥渴多时的野兽，发现了等待已久的猎物，几个人一拥而上，就把他的两只胳膊反扭到后面，使劲摁下他的头，让他“坐上了飞机”，推上了斗鬼台。他绝对没有想到，他回到学校的第一天，便会劈头盖脸地挨了一顿斗。他做我们的辅导员时，“左”味较重，不怎么愿意跟同学们打成一片，有点儿高高在上的样子，教训起学生来总是振振有词，神气十足，很不客气，同学们对他早有怨气，今天正好拿他做了批斗对象。我们系里这天在“斗鬼台”上遭受批斗侮辱的，还有吴代封、徐天新、范达仁等年轻教师和干部。
那天，批斗方式越来越粗暴，我亲眼看到我们年级一个同学从38楼一楼厕所里拿来盛手纸的铁丝篓，人们问他干什么，他说这不是现成的高帽子吗！说着便使劲戴到被斗人的头上。随即这么干的人越来越多，而有的铁丝篓生锈变形，被戴的人脸上、头上、耳朵上挂出一道道血印。看到这种情形，我实在不忍心再看下去，就回寝室了。
后来听说，事件逐步升级，有的人给被批斗者戴高帽，挂黑牌，让他们“坐飞机”，用墨汁涂面，加之拳打脚踢，场面一度十分混乱。被斗的人里面还有一些年轻女性，据说，一些不法分子也参与了这场乱揪乱斗。有些人浑水摸鱼，在她们身上乱摸。后来，工作组的成员闻讯赶来，制止了这场批斗。当天总共有数十人被抓到这里批斗受辱。
后来听说中文系也发生了这样的事：几十个人到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二院”，高喊“把程贤策揪出来”。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在仓促中逃入一个女厕所。正在厕所中的一位女职员受到惊吓，但还是立刻帮他藏好，并试图阻止学生闯进女厕所。学生们毫不理会，把他从厕所里抓了出来。中文系的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等人也被抓来批斗。有人一皮带就把王瑶打倒在地。有人从厕所里拿来放在马桶旁边的手纸篓扣在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头上。向景洁身上还被倒了几瓶墨水。程贤策的连襟胡寿文，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师和系总支副书记，那一天被人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几乎窒息昏死过去。当天晚上10点，工作组召开全校广播大会。张承先发表讲话，严厉批评了38楼前的乱揪乱斗行为，指出有人利用学生的革命热情，浑水摸鱼，制造混乱，破坏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制造了这起反革命事件。强调大家要提高革命警惕，防止少数坏人破坏捣乱，在工作组领导下搞好运动。
第二天，北大工作组向上面呈送了第9号北大文革简报，专门讲“六一八”事件，说到其中有4人带头打人、耍流氓。一个人承认自己打了8个人，并对女同志耍流氓；一个人是国民党上尉连长，隐瞒反革命身份，混入革命队伍，还曾因贪污判过刑，后来到北大，这次打人最凶；一个人在批斗女干部时，大搞流氓活动，被扭送校卫队；还有一个是校外混进来的，到处起哄。因工作组及时出面制止，有效防止了事态进一步扩大。
新组建的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市委认为，“六一八”事件是“敌人的阶级报复”，是“校内外敌人结合起来对我们实行突然袭击”。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根据李雪峰的意见，在6月20日转发了这份简报，并加按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表态说：“六一八”事件“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个地下司令部”。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则提出：要揪出这个“事件”的后台。
然而，自从7月初北大地球物理系5个学生贴出批评工作组“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大字报以后，工作组开始受到华北局和北京市委的批评。张承先在全校党员干部会议上改口说，“六一八”事件是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人浑水摸鱼搞反革命事件，但不能把那个事件整个说成反革命事件。7月中旬，李雪峰批评张承先工作组对“六一八”事件定性错误，称这是一次“革命行动”，张承先在全校广播大会上再次做检查。过了5天，7月22日与23日，陈伯达与江同志一起来北大，在大饭厅群众会上，也一反原先对“六一八”事件表态为反革命事件的定性，认为把“六一八”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错误的。江同志则支持学生中反对工作组的意见，还说：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革命的和我们站在一块儿！
再后来，张承先工作组被定性为犯了路线错误，成了北大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那个报送北京市委的第9号北大文革简报，则成了张承先与工作组的一大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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