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读过书的人都知道，历史课本上讲他是民国抗日救亡的七君子之一。本文谈一谈章乃器先生跌荡起伏的婚姻生活。
胡子婴是章乃器先生的第二任妻子。他们于1928年结婚，同年产女章湘谷。其时，章乃器与元配王镜娥及长女章湘华、儿子章翼军仍在一起生活，甚至王镜娥还于1930年生下章的第三个女儿章婉华。但胡子婴毕竟是现代女性，不可能容忍妻妾同堂的封建家庭模式。章乃器无奈，只好与旧式家庭妇女王镜娥离婚。1930年王氏带着儿子翼军和刚出生的女儿婉华避居浙江遂昌，和公公婆婆一起生活。章每月负担三十块大洋的生活费，从此王氏辛苦照顾家人之外，只有吃斋念佛孤寂度日。
胡子婴小章乃器10岁，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子。1907年出生于浙江上虞一户富裕人家。早年到上海做事，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并嫁给了共产党人徐梅坤。经由徐的介绍，胡子婴结识了茅盾夫妇，还与茅盾夫人孔德沚结为莫逆之交，成为茅盾家的常客。与徐梅坤结婚之后，她仍然勤奋地补习文化。1927年时年20岁的胡子婴取得高中学历，并入商务印书馆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徐梅坤被捕入狱。胡子婴四处奔波营救丈夫，她找到章乃器的三弟、中共秘密党员章秋阳商量营救徐梅坤，由此结识了章乃器。二人一见钟情，很快就在一起了。关于他们之间爱恨交织的情感纠葛，胡子婴在创作出版于1945年的中篇小说《滩》中有生动的描写。小说主人公民族资本家萧鹤声就是以章乃器为原型的。章乃器的幼子章立凡年少时曾经陪伴晚年的父亲生活，他回忆小时候父亲家中有个隐秘壁橱，里面就藏着胡子婴的这本小说，他曾偷偷取出看过。章乃器平反后，章立凡查阅父亲档案，也看到过父亲与胡子婴相恋时的往返情书，文字缱绻缠绵，足见二人确实深爱过。
胡子婴与章乃器结合后，不仅仅是成为他生活上的伴侣，在事业上也成为他的得力助手。而胡子婴有了章乃器这样的导师引领，也很快成长为一名能干的社会活动家。据说茅盾夫妇时隔数年再次见到已经成为章夫人的胡子婴，感觉她谈吐举止雍容大方，气质风度仿佛判若两人。
随着日本人对中国虎视日甚，时局不断紧张，章乃器与胡子婴婚后，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政治活动，逐渐由一名银行家、企业家演变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政治活动家。他自办刊物，撰写大量文章抨击时局、启发民智。“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1936年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等被选为执行委员，胡子婴作为妇女界代表也积极参加救国会的活动。这期间章乃器因政治压力，被迫辞去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的职务，还变卖了一处房产用于救国会经费。他负责宣传工作，编辑救国会报纸《救亡情报》，以实名发表文章，言辞激烈地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亡。11月“七君子”案爆发。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名逮捕救国会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名骨干分子。章乃器于深夜时分在家中被捕，胡子婴当即电告各大报社，并和章的学生吴大琨连夜撰文详述七君子被捕经过，以《救亡情报》号外版送印刷厂付印，报纸一大早就发遍上海大街小巷，使七君子被捕的消息第一时间公之于众，震动全国。章乃器入狱期间，胡子婴与宋庆龄来往密切，商量各种营救之策。胡子婴还跟随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给当局施加压力。
狱中的章乃器表现英勇，拒绝诱降拉拢，同时也在尽力想办法自救。他委托胡子婴去找青田老乡赵志垚，转托陈诚设法营救。章乃器与赵志垚、陈诚有同学之谊，交情深厚。章的想法是如果自己能出来，案件就打开了缺口，其他人就可援例获释。胡子婴连夜搭车由上海赶到南京。隔日就去见赵，当时赵事务繁忙，两人也没说上几句话。此事因陈诚人在西安而未果。（西安事变爆发，陈还随蒋被张杨扣押。）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在全国爱国民众的强烈要求下，七君子全部具保获释。
章乃器入狱的八个月，胡子婴四处奔波尽心尽力，算得上患难夫妻见真情。但章乃器出狱后，与胡子婴反而渐行渐远，婚姻走向破裂。1938年秋，章乃器结识留美归来的上海女子职业中学校长杨美真，两人很快走到一起。
据胡子婴回忆，她与章乃器的离婚是在1941 年章乃器退出救国会之后。1941年苏联与日本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反响巨大，救国会发表声明向苏联提出强烈抗议。由于我党与苏联的特殊关系，周恩来批评了救国会的做法。沈钧儒等人表示救国会将为此作出检讨，但章乃器反对检讨，认为苏联不义，救国会无错，共产党无权干涉。无奈章的主张不被接受，争之不得，章乃器负气退出救国会，并要胡子婴同进退，胡没有接受。胡子婴在作于1982年的《我所知道的章乃器》一文中说：
同时他已另有新欢，逼我主动提出离婚，我明知其意，佯作不知，他就停止供给我生活费。
胡子婴无奈，只好在朋友帮助下出来工作，到重庆担任一个金库办事处主任，有了丰厚收入。这时章乃器提出离婚，胡答应了。想到当年逼章抛弃糟糠，胡被章的新欢取代，也算是一种轮回报应吧。
章乃器与胡子婴虽然离婚了，但并没有反目成仇，相反在此后的爱国民主运动中，两人屡有合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章乃器和黄炎培、胡厥文一起在重庆创立民主建国会，也邀胡子婴参加，章乃器担任常务理事，胡子婴担任理事，是仅有的三位女性理事之一。
1947年内战风云骤起，迫于形势，章乃器和许多民主人士一起避居香港。为了安全，他让儿子章翼军、女儿章婉华（此时长女章湘华已随所供职的银行迁往台湾，后一直生活在台湾）也住到上海胡子婴的家里。1948年冬，胡子婴在上海处境困难，拍电报给章乃器，章回电给胡：“大哥事业很大，前途光明，需要你，盼你速来”。胡见了电报，心里会意，大哥指的就是共产党。当即带着章的三个子女翼军、湘谷、婉华去往香港。孩子们安全抵港后，章乃器即从香港秘密转往东北解放区，参加筹建新政协。
建国后，章乃器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又兼具财经专长，非常受器重。担任首届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代表，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央财经委委员。1952年担任新中国首任粮食部部长。制定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为稳定新中国经济形势作出重大贡献。而胡子婴则在上海担任民建和工商联的领导职务，是上海妇女界的杰出代表。此时两人分居京沪，较少交集。胡子婴和女儿章湘谷住在上海。章乃器和妻子杨美真婚后无子女，他们带着王氏所生的子女住在北京灯草胡同30号的四合院里，还有司机、秘书、厨师、警卫员等等济济一堂，其乐融融。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章乃器还有另外一子一女。章乃器在七君子案出狱后，应李宗仁之约任安徽省财政厅长，在皖南与蒋燕同居，于1940年生四女章淑萍（后随继父姓董）。建国前后在北京与从台湾回来的孙彩苹同居，于1950年生幼子章立凡，后为我国著名学者、历史学家。
1957年章乃器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老祖宗”，受到全国铺天盖地的批判。人在上海的胡子婴急于撇清与章乃器的关系，为表达划清界限的鲜明态度，在短短的一个月里，竟然先后连发两篇檄文，揭发批判前夫章乃器。7月9日她在《新闻日报》上发表长文《我所了解的章乃器》，文中说章乃器解放前是七君子之一，在人们印象里是个英雄似的人物，解放后又当粮食部长，又有才华，能写会说，“人们不容易识别他的反动本质”。而自己与章共同生活十余年，对他的“恶劣品质”最熟悉了解，在反右斗争的深刻教育下，自己要向大家揭露他的真面目，批判他的反动性。她揭发说章当年参加抗日救国是为了“创造向蒋介石卖身投靠的政治资本”，她举的例子是，章乃器因七君子案入狱后，托人打电话给自己说钱放在哪个抽屉让她拿去用，她打开一看，原来里面放的是一本章乃器与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联系的秘电码，意在让她赶紧毁掉。她说这就证明了章抗日救国是假，投靠军阀是真。诸如此类，生拉硬扯，上纲上线，说章不但现在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历史上就是一贯反党的。
这篇文章发表后，胡子婴大约是觉得言犹未尽，或者是对章乃器当年离弃自己的余恨未消，仅隔十余天，她于7月23日的《大公报》上又发表一篇同样长篇幅的文章《打开章乃器的历史看一看》，措辞更加激烈，历数章乃器在历史上的反党“丑行”。光是看一看文中胡子婴起的小标题，就可以看出她此次的出手之狠：“和特务头子戴笠流氓头子杜月笙同流合污”、“在敌人威逼利诱下投降”、“谩骂共产党，投降国民党”等等。其中为证明章乃器曾经“在敌人威逼利诱下投降”，举的例子就是，七君子案时，章叫她到南京找赵志垚，向陈诚求情。她说，“这一活动实际上就是投降”。
在当时一片肃杀的政治气氛下，批判章乃器是政治任务，凡是曾经的同袍同事朋友弟子都是要公开表态发言的。所以谁出来揭发批判，章觉得都正常。但只有胡子婴的这两篇文章算得上是“来自爱人的毒箭”，是不是对章乃器的心灵造成重创，只有章自己知道，他没有留下任何说法，我们也不能妄测。据章立凡回忆，，父亲曾经对他讲过，反右时胡子婴受组织委派来劝章主动认罪，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傲慢姿态，好像是来下最后通牒的一样，章乃器说“我哪吃那一套”！
但胡子婴这一番卖力表现让上级深感满意则是显而易见的。1959年，解放后一直在上海担任闲职的胡子婴，荣调北京，出任国家商业部副部长的重要岗位。对比于1958年被撤销一切职务的章乃器，两人的境遇真是冰火两重天。
章乃器下台后，妻子杨美真因与丈夫划不清界限也被打成右派，后被迫与丈夫离婚。子女们迫于政治压力，也都离开他，甚至都不敢上门看望他。值此门庭冷落老境凄凉之时，还是孙彩苹女士仗义，她把少年章立凡送到章乃器身边，陪伴父亲生活，这是对他晚年最好的一个安慰。
这里顺便说一下孙彩苹。她在台湾与丈夫、著名地质学家马廷英离婚，遗下一双儿女，只身返回北京，并与章乃器结合生下儿子章立凡。她留在台湾的儿子马国光长大后成为著名作家，以笔名亮轩出版过《青田街七巷六号》一书，讲述马家居住在台北青田街的故事。冥冥中似有暗示，他的命运会与青田有联系。时隔三十年，母亲孙彩苹通过美国的朋友重新联系上了他，他这才知道母亲当年返回大陆就是为了一位青田人章乃器。他在《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一书中详细记录了“与母亲隔世相逢”的感人情节，读之令人涕下。孙彩苹虽身世凄苦，但晚境幸福，享高寿一百多岁。
据章立凡回忆，六十年代初有一次父亲带他到全国政协的一个小餐厅“打牙祭”，遇到胡子婴和女儿章湘谷。湘谷赶紧走过来问候父亲。但是胡子婴坐在座位上“纹丝不动，完全是视而不见的神态”。这应该是见诸记载的章胡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虽然谈不上是仇人相见，但形同陌路是恰如其分了。
文革开始后，章乃器遭到剧烈冲击，被红卫兵毒打几乎丧命。被从灯草胡同原住处扫地出门，蜗居于一处低矮楼房。1969年幼子章立凡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对晚年章乃器是一个更沉重的打击。1977年5月章乃器以摘帽右派身份，郁郁而终，死在北京某医院地下室，享年 80岁。死时政治上未得平反，幼子尚在狱中。
三中全会后，对章乃器的平反遭遇了重重困难与阻碍。据说民建中央内部胡厥文、胡子昂等都支持平反，但孙晓村、胡子婴表示反对，原因可能是1957年孙、胡二人在揭批章乃器时都够狠，章若平反，感觉有点下不了台。迟至1980年6月，党中央才破除“左”的干扰，最终为章乃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章乃器平反后，胡子婴于1982年9月在全国政协主办的《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了两篇回忆章乃器及七君子的文章。在《我所知道的章乃器》一文里，她较为诚实公允地讲述了章乃器的身世与事迹，应该算是为自己1957年的那两篇文章消了毒。但她只写到解放前夕章乃器到东北参加革命就戛然而止，并没有提及解放后特别是反右时候的是非曲直。二个月后，胡子婴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
至此，这一对欢喜冤家在世纪大舞台上演出的这场也曾眷侣也曾仇的人生戏剧，终于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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