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究竟什么时候才知道，文革要在中国爆发？王光美的回答是：“文革要爆发，少奇他事先完全不知道。”
刘少奇察觉政坛上有一些异常动态，是江青1963年突然重新关注文艺工作。1963年春，王光美将陪同刘少奇出访印尼等四国。由于外交部礼宾司俞沛文司长坚持，刘少奇批准王光美到上海定制一些出国服装。那时，江青恰巧也在上海，江青便用内行的口气指导王光美：服装穿戴么，要像安娜·卡列尼娜一般高雅，不要搞得珠光宝气。王光美向来敬重第一夫人，便谦虚地表示。她将尊重江青的宝贵意见。江青对王光美说完她对出国服饰的见解，便一个劲指责中国文艺界搞“封资修”，情况已非常严重；甚至胡说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历史上是个“叛徒”……
王光美返回北京后，便向刘少奇一五一十地汇报了江青的言论。但刘少奇并不认同江青的“奇谈怪论”，对江青也显得满不在乎。王光美告诉我：刘少奇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对江青，一贯都是既关心、尊重，也不在乎。王光美对此具体解释：“因为有明确规定，她是秘书。”“她以前是不怎么出面的”。“毛主席一直是管她很严的，不是随便的。她有时随便地对我说什么，主席马上给我打电话说：不该说，说得不对。”王光美用一句话概括了江青的性格，“她是个听了风就是雨的人。”对于江青这种“昕了风就是雨”的“来事儿”性格，王光美举了一个例子。这得从毛泽东1961年写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说起。1961年，国民经济因“大跃进”失败而陷入困境，为防备外敌趁机入侵，各地加强民兵训练。这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问身边的女机要员小李是否已参加民兵。小李便把自己持枪而立的操练照片拿给毛看。毛看后十分高兴，挥就一首七绝：“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毛泽东把诗送给小李时说：年轻人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哪!
王光美说，“她是夫人，当然看见这诗了。我是少奇夫人，她就跟我也说了”。当时，江青对王光美就是这么友好。然而，令王光美和中南海诸位夫人瞠目的是，江青从此就不穿裙子了。而她过去衣着是很讲究的。不穿裙子只是第一步，江青接着在服装上又出了新花样，她开始穿军装了。毛主席在十三陵看三军大比武时，江青就已经穿军装了。第一夫人换穿军装参加活动，红墙内其他夫人怎么办？王光美只好去问刘少奇。刘少奇的回答既简单又明了：你们这些人又没有参军，穿军装做什么？江青她要穿军装。随她去好了。
自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与中央一线领导集体，对文艺与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何种政策，出现了鲜明而深刻的分歧。1962年4月，刘少奇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以中央的名义批转中宣部“文艺八条”，提倡文艺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反对党包办文艺。文艺界众人欢呼，要把这“八条”刻在石碑上。
1962年12月，毛泽东根据江青的提醒，对文艺界发出警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1963年9月，毛泽东再次发出警告：“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丁丫头，……那个东西不行。”“要推陈出新”。可是，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在鼓励现代戏的同时，并未封杀传统剧目。文化领域韵多样化政策，和一线领导人制定的政治、经济宽松政策一样，继续在全国推行着。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63年，江青以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闯入文坛，开始向中央一线领导发难。江青曾在上海向王光美挑明：“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
江青从此以后抓文艺，抓对封资修的批判，搞现代样板戏。她把上海来的沪剧《芦荡火种》，改为京剧。主席把它叫作《沙家浜》。《红灯记》原来是东北的《自有后来人》，江青则根据沪剧改成京剧《红灯记》。
那段时间，毛泽东对文艺界有过很严厉的批示，指责文艺界的社会主义改造“成效甚微”，并怒声质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艺，……岂非咄咄怪事。”但刘少奇对此非但大事化小，把毛急于解决的“主义之争”，降格表述为“就是颂古非今的问题，还有颂洋非中的问题”，并再三赞扬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的“意见好”。周扬的意见是什么呢？周扬强调：文艺界的问题大多数是认识问题；“大跃进”时期领导文艺的方式简单粗暴，现在不能仿效。江青在会上当即反驳：“资产阶级对我们的东西更粗暴!”可是，几乎没有人理睬江青。邓小平在发言中明确表态：我完全同意少奇、周扬的讲话。这样一来，文艺界就只需改进工作，而没有掀起批判风暴。
更有甚者，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与周扬，对江青数次要求批判、并说明毛泽东也认为“很坏”的剧本——吴晗编写的京剧《海瑞罢官》，依然采取顶着不办、“欠债不还”的态度。而毛泽东对江青去中宣部“管文艺”，召集部领导开会，旱已对周扬发过话：“江青看问题很尖锐哩。”江青也曾向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当面说明，“我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我来管文艺的。”
中宣部一再表现出的强硬，使毛泽东产生了中宣部有恃无恐的感觉。
正当毛泽东对刘、邓等人公然庇护暴露出“大问题”的文艺界颇为不悦之时，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了。1964年2月3日，距刘少奇主持“中央文艺会议”恰好一个月，并未感到形势十分严峻的中国剧协，举行千人迎春晚会。会前发函希望来宾讲究服饰，女宾以裙子为宜。场内不设政治标语。谐趣节目则有男演员穿芭蕾舞短裙跳《天鹅湖》，梁、祝拥抱等。舞会里称呼“女士们、先生们”，还跳美国水手舞、伦巴……《解放军报》编辑顾工，本着“战士的责任感”，向中央揭发了“文艺界的糜烂风气”。此事顿时激起天威震怒。毛泽东于2月13日(大年初一)亲自发话：“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不下去就不开饭。”
毛泽东并于6月26日，对江青严厉指责文艺界“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的讲话，异常罕见地亲笔批示：“讲得好。”6月27日，毛泽东在江青提供的中宣部整风报告草稿上，以他特有的语言砸下重锤：文联各协会“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这期间，在康生、张春桥的协助下，终于在上海搞成了对京剧《海瑞罢官》的影射批判，成为文革的第一声。由于批《海瑞罢官》磕磕碰碰，又取得林彪支持，搞出了为文革鸣锣开道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
我问王光美：你们完全不知道江青在上海秘密策划批判《海瑞罢官》吗？姚文元在上海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评<海瑞罢官>》)，长达八个月，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少领导都知道这事。主光美的回答十分明确：“我们这里完全不知道。”我接着问：《评<海瑞罢官>》发表后，少奇还是不知道毛主席发表这篇文章是为了发动文革吗？王光美回答得很干脆：“少奇他不知道。岂止他不知道，彭真就讲过，他也不知道。”
王光美对彭真的特殊身份作了说明：彭真那时不仅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他在总书记休息时，代总书记工作，不是有一句话么，相当于副总书记。”彭真属于坐镇中央书记处的一线前沿人物，密切协助刘少奇、邓小平处理中央常务。彭真不知道《评<海瑞罢官>》的策划与撰写，就等于中央一线及其前沿机构，都被蒙在鼓里了。这既说明《评<海瑞罢官>》的炮制过程十分神秘反常，完全瞒着中央领导集体；也说明刘少奇等一线领导，确实没有对毛泽东采取“安装窃听器”、“安插特务”等秘密手段，反而习惯于使用既有的制度化程序。其实，毛泽东也曾在1966年的十月会议承认：“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王光美感慨地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发展到批这个《海瑞罢官》。批判文章是江青在上海组织写的，主要找了上海市委的张春桥和《解放日报》的姚文元。从要批这个戏，到组稿，到刊登，我们都不知道，没有人来给北京打招呼。彭真也不知道。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在上海《文汇报》刊登的。不光《解放日报》影响大，《文汇报》影响也大啊，《文汇报》相当于北京的《光明日报》，尤其那时已经非常敏感。所以，彭真来问过，这怎么没经过中央？这么大的事!”
史料披露，彭真获悉连刘少奇也不知道江青组织撰写《评〈海瑞罢官〉》后，以十分惊人的勇气和持续性抗争，代表中央一线领导集体，进行了顽强抵制。但是，彭真是否知道《评〈海瑞罢官〉》的幕后总指挥是毛泽东呢？史料记载：1962年夏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后，江青就要求陆定一等人批判《海瑞罢官》，被陆当场拒绝。1964年，毛泽东亲自把《海瑞罢官》，列为可供批判的39个《文学艺术资料》，批转至县团级，却因中央一线没有布置批判而作罢。吴晗则于1964年应周恩来要求，写了正式报告，说明《海瑞罢官》绝无影射意图。当《评<海瑞罢官>》于1965年11月10日发表后，陆定一认为，此文牵强附会联系“七千人大会”后的“单干风”、“翻案风”，有挑起事端之嫌，支持彭真抵制。彭真是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陆为副组长。而吴晗又是彭真在北京市的亲密下属。如果彭真对上述背景一无所知，不太可能。何况，《评〈海瑞罢官〉》临近发表，张春桥为了留后路，已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透过风。而毛泽东也在1965年9月，当众“点”过彭真：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于《评〈海瑞罢官〉》发表后两天，即离京赴沪，于11月17日抵沪，以坐镇沪上的姿态，亮明了他对《评〈海瑞罢官〉》的支持态度——毛在沪丝毫不曾批评姚文元的越轨行为。也许可以这么解释，由于《评<海瑞罢官>》违反中央既有规定，点名批判著名爱国学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以诬陷手法挑起重大政治争端，而毛又未对此事进行任何解释，彭真等人便把《评<海瑞罢官>》“视为”与毛无关之事，进行着“合法”抵制。
当毛得知彭、陆命令中央和北京各大报不转载《评〈海瑞罢官〉》时，大发雷霆，怒斥中宣部、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本人曾多次强调，他的愤怒源于：“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如果毛泽东在《评〈海瑞罢官〉》发表后，仍不想让彭真等人知道他对《评〈海瑞罢官〉》的支持，他就不必在沪观望中央一线的反应长达两周，更不会允许江青在沪打电话，直截了当地质问林默涵：“看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怎么样？”
历史地看，毛泽东批准发表《评〈海瑞罢官〉》，是企图发动一场政治批判，借此扭转“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等人否定“三面红旗”的“修正主义”路线，并杜绝翻庐山会议的案，以触动“党内走资派”及其社会基础的大“整风”。如果中央一线顺从，这场“整风”就和缓些；否则，就激烈些。
总之，毛泽东绝非在发表《评〈海瑞罢官〉》时，就已考虑发动惊天动地的、“自下而上”的文革运动。王光美强调：“少奇他完全不知道《评〈海瑞罢官〉》就是文革的导火线。”我冒昧地再次追问：少奇应该多少知道文革要爆发吧？王光美口气十分肯定地说：“少奇他不会知道的呀。文革来了以后，才有文革的。”王光美的意思是，‘文革并非是预先酝酿好的一场运动，而是突然发生的历史事件。可以说，火山爆发一般的文革，是由很大偶然性与很大必然性碰撞，才形成的特殊事件。
对彭真公开抵制《评〈海瑞罢官〉》，而于1966年2月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王光美告诉我：“二月提纲，是少奇主持中央常委会议通过，彭真又请示主席同意后，由中央批转全党执行的。”当《评<海瑞罢官>》使用诬陷造谣手段，把批判之火引向“党内走资派”及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毛泽东又进一步挑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当代“海瑞”——彭德怀政治翻案时，彭真一边同意转载《评〈海瑞罢官〉》，一边在“二月提纲”中针锋相对地提出：“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对“左派”犯的错误，也要进行一次整风。彭真早在邓拓汇报“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时，即当众对中宣部与北京市委领导大声发话：“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容许反批评的自由”。
刘少奇于1966年2月5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常委会议(刘、周、邓出席)，一致通过了“二月提纲”，并明确表态，此次“学术讨论”不要涉及庐山会议。毛泽东在武汉获知，中央常委已通过“二月提纲”，并认定《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无关，认为此次讨论不要涉及庐山会议，被迫作出退让。毛对彭真说：“‘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的发明权。”康生急忙说：“是毛主席的发明权。”毛再次说：“是你康生的发明权。”
由于毛泽东没有当场反对“二月提纲”，刘、周、邓等在京中央常委，讨论或传阅彭真所拟批语后，立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批转此件。刘少奇那时对彭真掌握的《评〈海瑞罢官〉》背景，究竟了解多少，现在已难弄清。
正当姚文元因“二月提纲”下发而惶惶不可终日之时，彭真认为中央“法定”程序已压住风波并分清是非，轻松地对各方面说：“问题解决了。”并通过中宣部公然追究：“‘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这样做法，还要不要党的纪律？”彭真这样严厉追究，因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与中央书记处，曾于1965年上半年，针对江青在文化界的一系列过火批判，已连续两次向全国发出明确指示：点名要经过中宣部，批判要以中央报刊为准，学术批判不要戴政治帽子。“不能要求剧本、作品都完美无缺”，“今后对知名人物的批判，必须先报中央批准”，“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过火斗争造成的紧张局势要赶快刹车。彭真与中央一线，以《评<海瑞罢官>》发表后中央批转的“二月提纲”以及《评<海瑞罢官>》发表前的中央两次明确规定，严厉批评并追究的，难道仅仅是姚文元与“上海市委”吗？上海市委与华东局主要领导早已对彭真表明，支持“二月提纲”。须知，当时党内基本的组织程序与组织纪律尚在，中央主要媒体也掌握在中央一线手里。倘若批评、处理《评<海瑞罢官>》肆意诬陷党内著名民主人士、挑起国内重大政治争端的“非法”事件，及其主要责任者，在全国引起的震动，势必超过《评<海瑞罢官>》发表本身。(这将在知情者中造成一种多么尖锐的政治局面？
然而，事态的发展，大大出乎中央一线的估计。毛泽东决不能让“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彻头彻尾修正主义”的“二月提纲”专政。、江青在毛泽东支持下，迅速开辟新战场，再次射出猛炮——与“二月提纲”大唱对台戏的《纪要》，明显表露了发动文革的想法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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