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吴敬琏的第一批研究生
在打倒四人帮的行动中，耿飚曾负责控制中央电视台等舆论媒体。到了1976年底，耿飚受命成立了中央宣传口，实际是恢复原来的中宣部。宣传口的组长是耿飚，成员有新华社的朱穆之、《人民日报》的胡绩伟、中办副主任李鑫，还有王殊等五人。因为原来四人帮那个理论班底的人都不能用了，他们就希望找一些政治上可靠的青年人去做具体工作。耿飚通过他的儿子，也是我的四中同学耿志远给我打招呼，说他们现在需要工作人员，希望我去工作。我同意后，就从经济所调到中央宣传口办公室当了秘书。办公地点是在钓鱼台的17号楼。
我印象中，宣传口对舆论的控制很严密，包括《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重要社论，新华社的重要消息，我们办公室都要开会记录，传达指令。从当时中央宣传口来看，主要的控制方向是不能否定毛主席，要维持“两个凡是”，这在中央宣传口的文件中是很明确的。
后来，耿飚调任国防部长，我没有应邀跟随他去做秘书。这时，中央宣传部已经恢复，我继续留在中宣部办公室工作，部长换成了原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我也经常跟他出门、出差。
这时候社会上发生了一件改变许多人命运的大事，这件事甚至改变着中国社会几十年的发展方向，那就是恢复高考。但因为工作事务缠身，错过了第一次高考的机会。转年，我正琢磨参加高考的事，经济所的吴敬琏给我带来个话儿。他说，我要招收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孔丹如果愿意，可以以同等学力来投考。
为什么吴敬琏会看上我，是因为我在经济所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有所了解。我在经济所时只是个资料员，可这也不妨碍我有时发表一些对经济理论问题的看法，可能给吴敬琏留下了印象。我受到这次召唤，就不上大学了，直接考研究生。
这次考吴老师的硕士研究生，据说全国有三百多人报考，第一名叫沈水根，我考了第二名。后来又有面试，一道道过了关，吴敬琏最后就收了我们两个做他的硕士研究生。事后才知道，其实那次我很悬，因为政治课我才考了61分，差点没及格。说老实话，我这人比较自负，心想：政治课还要准备嘛？都在脑子里边搁着呢。所以就没怎么下功夫，而考卷上很多当时的语言、时事什么的，还真没答对，因为脑子里都没有。要是因为政治不及格没考上，那可就给中宣部丢人了。
我考上硕士研究生这件事，刺激了我周边的四中同学。第二年，马凯和李三友都报考了硕士研究生，马凯读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李三友读的是法律。再下一年，是秦晓，他原来是工农兵学员，后来考了矿业学院经济管理的硕士研究生。
这一年我们家又出了事。1978年，我同父异母的哥哥陈模那年才45岁，因为心肌梗塞就在我们家里突然去世了。那时，我们家的生活状况刚刚改善，我父亲（孔原，原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住在前楼，我哥哥一家住后楼。当时，他就在家里犯病了，没能抢救过来。我哥哥原来是搞核潜艇的，“文革”前是个海军上尉。他原来就有高血压，“文革”时期挨斗，站在椅子上被人一踢，摔下来，他被整得很惨，落下了病根。他走了，全家都很伤心。我父亲是老年丧子；那年我嫂子40岁，是中年丧夫；一个儿子10岁，一个女儿8岁，是幼年丧父。在感慨中，我父亲对我说：“文革中李井泉家死了好几个人，我们家只死了两个人。跟他们比，我们家也还算过得去……”我父亲他老人家怎么会这么想问题？怎么会用这种话来宽慰自己？听起来，简直是伤心欲绝！
李井泉的儿子李明清当年跟我一起关在监狱里。他圆圆的脸，很和气的一个人。后来，他先被释放出去了。他走的时候，我跟他说：“你给我弟弟带个话儿……”他说：“你放心，我出去就给你弟弟带话儿，也希望你早点出来。”他举手向我打个招呼，就走了。可是很快得知，他一出去就被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打死了，与我顿隔生死两重天。他母亲叫肖里，与我母亲（许明，先任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后来毛主席取消了办公厅，总理也取消了办公室，转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一样，也是自杀的。
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我父亲要准备发言，对我说：“儿子，你帮我搞个发言提纲。”这时党内正经历着一场思想风暴，就是要彻底地清算文化大革命。这遇到很多阻力，遇到一些人在认识观念上的抵触。我父亲他们深受“四人帮”的迫害，对“文革”中极“左”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那一套，深恶痛绝。“文革”后，我父亲也在不断反思，我看到，他们那一代的思想也在变化进步。我们父子都坚定站在解放思想这一边的。我给他写了个大概八千字的提纲。会后，陈丕显见到我问：“你爸爸的发言是不是你给他写的稿子？”我说：“我帮他记录了一下。”他说：“我看不像是你爸爸自己写的，很系统嘛。”
我是吴老师的开门弟子，他对我一直很器重。当时选专题、选研究方向，是吴老师帮我决定的。他说，我现在了解，国外有一种研究方法叫比较研究；你有英语基础，你朝这个方向去做点努力。我欣然接受。当时中国还没有人做这方面研究。我的论文题目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初探》。
我这篇论文本已经准备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正在这个时候，党内高层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定性上出现了不同意见。《经济研究》觉得我的论文偏市场化，和中央的倾向性不太吻合，就压住了没有发表。如果当时我发表了这篇东西，有可能就会顺着理论研究的方向发展下去了，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机会还有，但是时机不对，没有实现。
为张劲夫同志做秘书
1981年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经济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月工资从38块钱一下子变成62块钱了，涨了四级，感觉特别好。吴敬琏老师希望我再出国深造一下。当时正好有个机会，福特基金会资助一批中国学者到美国做一年期的访问学者，给8000美元的生活费。为此我就开始进行强化英语的学习。我很荣幸，那一批访问学者中，包括董辅礽、吴敬琏、刘国光等，也去强化英语了，都在一个宿舍里面住。不管他们各自的理论观点有何差别，但都是国内顶尖的经济学大家。
结果这时，任命我当秘书的调令来了。1982年，张劲夫同志受命组建国家经济委员会，在原来的五个部委的基础上，组建大经委，负责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张劲夫同志“文革”后期曾在财政部任部长。那时，我去看过他，有时也陪他聊聊天。他对年轻人的思想观点很关注，我给他印象可能比较深。这时调他组建大经委，他就说：“我这次到经委工作责任很大，除了原来的老秘书以外，我想找一个像孔丹这样的人。他跟很多年轻人有来往，能帮助我和他们沟通。”所以组织上就来和我打招呼，希望我去他那里工作。
这件突如其来的事情，使我很为难。我已经认定要在经济理论领域走下去了，所以非常犹豫。后来，劲夫同志把我叫去谈了一次。他说，你要知道，到我这里来工作，这个机会是很好的，因为接触实际呀。你们搞理论研究也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在我这里你可以接触国家各方面的情况、各方面的人嘛。你还可以帮我跟那些年轻人、有思想的人沟通，比光去读书好，发挥的作用更大。我回来又和吴老师商量。我记得吴老师说，你去经委搞一搞也好，你的研究方向就是社会经济改革嘛，就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接触实际，你可以直接对它的运行进行了解，以后有机会再回到理论战线上来。听了他们的意见后，我接受了秘书的工作。看来我这辈子做秘书也是命中注定，先是王震那里，接着是耿飚那里要我去，我都没去成。这次终归还是到劲夫同志那里去了。
我在劲夫同志那里，实际上时间并不长，就是1982年6月到1984年的9月，两年多的时间。在那里，我对经济工作的接触也是多方位的，确实是有大量的信息、会议、考察。这个期间我接触过几乎各条经济战线，看过许许多多的行业、企业。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央对市场化改革的问题，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探索的。在价格改革方面，闯关成为当时中央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我的印象是，陈云同志更强调计划的作用，认为市场是要在计划的笼子里面运行，对价格改革比较慎重。当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也是物价改革领导小组，劲夫是副组长。
1984年夏天，我和在总理那里做秘书的四中同学李湘鲁跟着劲夫，一路到了杭州。
我就跟劲夫同志汇报说，有一批年轻人在莫干山开会，探讨的问题包括有关物价改革的一些问题，我想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想法。劲夫同志说，好，好。我就拉着李湘鲁一块儿去了。
到了莫干山那天，我记得在山上基本上是彻夜未眠。我们找了间屋子，“开神仙会”。在场的有王岐山、陈一谘、张钢、黄江南等人。谈了以后，我说，这样好不好，你们把这次会议的主要观点，整理出一个材料。看了材料后，如果有可能，我请劲夫同志和你们在杭州当面谈一谈。这样，他们很快草拟了一个材料，我就拿着下山了。我在山上就待了一天。
材料交给劲夫同志以后，他看得很认真。之后，他说，这样吧，我召开一次座谈会，确定一批人吧。现在这个名单我不太记得起来，可能有楼继伟、徐景安、张钢、华生、黄江南等，但我记得马凯、岐山没有参加。在这个座谈会上，他们都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观点。现在想起来，有一点很重要，以我的就近观察，有些学者夸大了莫干山会议的作用，物价改革的真正推动者并不只是学子、学者，实际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和发展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据我所知，在此之前，物价总局的成致平局长一直都在调研这个问题，对很多问题进行梳理，权衡利弊。我印象中，劲夫同志对物价改革还听取了陈云同志的意见。在党内，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具有权威性的。
其实改革不是个别人的个别想法，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到了这个阶段的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各个层面都具备了一定的条件。
我觉得，使学者、学子直接跟改革的决策中枢沟通，让他们发表意见并吸收他们的意见，应该说在那个时期这种互动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和水平。莫干山会议的作用是坚定了中央物价改革的信心。考虑到价格全部放开，对社会的震荡会太大，最后采纳了比较稳妥的“双轨制”。
（转自公众号：夜读名人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