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鹤风情
文革中，来自全球各地的兄弟党来华拜谒领袖的同时，几乎都能收到为数不等的“革命支票”。比如切格瓦拉就拿走六千万美金。此情此景激发了美国中情局的奇思妙想，他们通过荷兰情报机关，选中了一个到过中国的名为彼德•贝维的数学老师，执行“红色鲱鱼”计划，以此刺探中国的情报。
彼德•贝维化名为彼得森，在荷兰成立了“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自任总书记。这个只有几个群众演员的政党仅仅依靠一堆虚构的党员花名册，就轻而易举的骗过了中国驻荷兰大使馆（1972年之前应该是代办处——引者注），迅速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作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运代表，在中方的邀请下，彼得森自1970年开始，前后25次访问中国，先后得到了毛周等人的接见。通过和领袖们的接触，彼得森不费吹灰之力就了解了中共高层诸多的内幕和人事变动，为中情局提供了极为难得的一线情报。当然，必不可少的，是每次彼得森访华都能带回中方给予的“革命经费”。这样的资助直到八十年代末苏东剧变后才终止，此时彼得森已经拿走超过一百万英镑。这些钱，除了出版专门用于糊弄中国驻荷兰大使馆的荷兰版《共产党人》，绝大部分都成了荷兰情报机关的额外补贴。
彼德•贝维晚年对在华的国宾待遇还是念念不忘，他说，“中国有非常不错的厨师”。他的虚假政党终结后，又成了一个专门为荷兰退休者利益代言的政党主席。这个党成员同样不多。但彼德•贝维说：“这回每个党员都是真的。”
文革时期，许许多多国家的“马列主义政党”来访，对他们的称呼一般是“某某国共产党（马列）”，这些党的头面人物一般都得到我党领导人的接见，有些甚至上天安门，获得领袖的接见。每当我党有什么喜丧事，报纸上又是一大批世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发来的贺电或者唁电。实在有“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感觉。
当年我们中国人勒紧裤腰带支援世界革命，银钱就落在这些骗钱骗粮票之徒的手里，细细思量，岂不悲乎？
彼德•贝维今天只能拄着拐杖行走，以至于他呼吁应该在火车站安装自动扶梯。恐怕谁也想不到，他曾经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在北京和莫斯科会见过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人。
文革期间，彼德•贝维经常来华访问。作为“荷兰马列主义党”的党魁，他突破了意识形态的阻碍，参观了那些大多数西方领导人参观不到的地方。但他从来不是红色旗帜的拥护者，而只是一个间谍，这个政党的工作人员主要也是荷兰特工。
1955年，莫斯科当局开始为青年节庆典做准备。当一个朋友问彼德•贝维是否愿意为荷兰情报机构（国内保安局）服务，去一趟莫斯科时，他同意了。于是他成为了荷兰的“莫斯科青年联欢节组织委员会”的领导，审核那些申请去莫斯科的人。当700人的代表团坐火车抵达莫斯科时，他也直接飞到那里会见了赫鲁晓夫。
1958年，中国也组织了自己的青年节庆典，彼德•贝维又被邀请，从阿姆斯特丹来到北京。随后，他开始定期访问荷兰的中国大使馆，并秘密加入荷兰共产党。中苏分裂后，荷兰情报部门指示彼德•贝维成立了“荷兰马列主义党”，并化名为克里斯·彼得森担任党魁，紧跟北京的路线。这项大胆的行动的代号叫做“愚型儿计划”。
1963年，当彼德•贝维再一次回到北京时，接受了一次正式的共产主义教育，他被招待入住最好的酒店，当然这也是有条件的，他被安排学习毛思想。
有了中国的资金支持，彼德•贝维得以旅行在欧洲以及欧洲以外的地方结交朋友。“中国人总是用美元支付”。他陆续从中国骗取了30万美元。
在中方的邀请下，彼得森先后25次访问中国，先后得到了毛周等人的接见。这让荷兰情报部门非常振奋，因为从没有一个特工这么近距离接触过中国领导人。
当毛泽东逝世时，这个假冒的左翼政党竟然还像模像样地给北京发了一封“唁电”。
在我的“文革”收藏物里，就有一张1976年9月15日的《广州日报》，里面就有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发来哀悼毛的唁电。真的就有“荷兰马列主义党”的唁电，党的书记正是这位彼得森。
荷兰马列主义党书记彼得森的唁电
在荷兰，中国大使被告知这个政党已经超过500党员，但“实际上只有25名特工和15名蠢到真的加入我们的人”。
彼德•贝维这些行为当然也有风险，他曾被告知，如果事情败露，不会有人帮他的，一切责任都要由他自己承担，但是他晚年提及这段经历并不后悔，“我为我做的事情感到骄傲”。
现在，彼德•贝维在他居住的17000人的荷兰小镇上成了名人。
假如你看到彼德•贝维在荷兰海边参德伍尔特他的花园旁散步，嘴里哼着“东方红”时，你绝对想不到，这个老头当年竟然是国际上一个重要人物。他现在是一个代表参德伍尔特地区退休者利益的政党的主席。这个党成员不多。但他说："每个党员都是真的"。
这个"真"字正是他现在这个党和以前那个党的区别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