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厦门老市区华新路转了半圈，找到了“不在书店”，逛了书店出门直走，才发现此店与熟识的“北门外街”仅隔几米。在“不在书店”看的是老诗刊，走北门外街就自然勾起我早年的文学情怀。北门外街的端头是“先锋营”一号，当时是歌仔戏剧团的地盘，现今还是，当年“世纪老编”吴静吟先生就是坐镇那里，指挥文学青年的稿子有序登陆《鹭涛》文学报，我的不少青涩文字就是在他老人家红毛笔的勾勾划划下变成了铅字豆腐而一路吆喝……
《鹭涛》后来渐渐从《厦门工人文化宫》活动月报剥离，1984年成为一份独立的文学月报，起初由老作家蔡燕生主编，不久在市委宣传部任职的“文学中年”李红祥以鹭涛文学社社长的身份掌控了该报，时任宣传部副部长的方友义也以资深文学青年的身份协助具体的文字编辑。李红祥在1986年将该报改名《鹭涛－厦门特区文学报》，并通过特殊关系请了叶飞将军提了报头《厦门特区文学报》，淡化“鹭涛”；1987年又擅自出对开大报,报头处理上淡化“厦门”，一直在“偷吃步”，企图将其变成全国性的文学大报。编辑部实际上就设在李红祥在北门外街3号的家里，红祥拉志趣相投的我和诗人鲁萍，成立三人的编辑班子，齐心合力。
为了征求订户和广告，我们三人常常一同从集结地北门外街3号出发，由市委宣传部借来一部丰田面包车，司机老梅也加入我们的行列，形成了“四人帮”。李红祥巧妙地利用了《厦门特区文学报》与他工作的部门——市委宣传部若即若离的关系，深入基层推广订户，每每听见他正儿八经地对基层官员说：“我们宣传部目前主要精力放在本市的两家媒体上，一家是《厦门日报》，一家就是我们《厦门特区文学报》……”我就忍俊不禁，但还好没有笑出声来。因为这家夹缝求生的月报一无经费，二无编制，三无归属，四无正式刊号，就凭着我们几个对文学痴迷的中青年一味打拼，日日在北门外街3号做黄粱美梦，梦想尽快把这家报纸办成全国性的文学大报！不过话又得说回来，那年头一张大报纸好生了得，《厦门日报》一天也不过四个版面。
那段时间我为文学而痴狂而奋不顾身，常常是胆大妄为把厦大的工作应付一下，一有时间就往北门外街跑，我不仅身兼小说和散文的编辑，还学会了划版。我还记得当时是《厦门日报》海燕文学副刊的编辑、散文家陈慧瑛手把手教我划的版面。我的小说《秃头会》首发该报，一下发了一大版，小小说也发了好几篇，一时间春风得意。1986年12月该报人物介绍推出三人：林兴宅、鲁萍和我，每位自我介绍的文章和短作品各一篇。
从1987年开始，凡事都我们三个说了算，报纸特别有活力，报纸的发行越发可喜，不但本市的中学多有团体订户，连就近的龙海，也有团体订户。我们还托个体户的“第二渠道”，把一万份报纸发往全国各地探路，而远在菲律宾的华文《世界日报》副刊也经常转用我们报纸上的文稿。
各地反馈回来的消息称，我们的报纸不够吸引眼球，不大好卖，于是李红祥决定铤而走险，刊登一篇比较重口味的伤痕文学小说。当时市委宣传部的王部长不大敢管我们这份报纸，但又有所担心，于是就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抛给了新上任的文联主席谢澄光，于是东窗事发，我们印好的一期报纸被卡住了，全部堆在了北门外街3号的一间空房里，为了这事我还当面与谢澄光争执了起来，这是后话，我另外写进了怀念谢澄光先生的文字里了。
如日中天的《厦门特区文学报》陷入了困境，红祥天天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我们的工作餐常常都不得不把那期被封存的报纸当废报纸卖了才勉强糊口，屋漏偏遭连夜雨，不久就传来了再出一期就停刊的通知……不久李红祥主编发现了身患肺癌……红祥君好像生来就是为这份报纸订制的，报纸走，他也走，享年40出头，1987年的多事之秋……
若干年后，鲁萍也不幸英年早逝，论年龄，李红祥大我五岁，鲁萍小我五岁，只有我留下来了，红祥嗜烟，鲁萍嗜酒，我嗜茶，三个男人一台戏，曲终人散，各奔东西，仿佛那幕布都还没来得及落下……
走过北门外街，往事悠悠，往事如梦，我觉得应该把它们写出来，因为眼下无论是厦门报史，还是厦门文学史，几乎没有那曾经盛极一时的《厦门特区文学报》特殊的影子，甚至连厦门各个大小图书馆也几乎没有任何馆藏，早在1994年冬，时任集美图书馆的邓绍康馆长希望该馆能有这方面的馆藏，曾找到我家来，结果落空……
这不对啊，这段沉甸甸的史实压在了我的头上，落在了我的脚下，我不写出来，情何以堪？！
2013/7/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