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文化传承的有效范式
——从《宋贤祠碑引》看于成龙对黄州东坡文化元素的接受与应用
孙建勇
东坡文化是个宽泛概念。目前，学界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东坡文化是以苏轼贬谪黄州后，以“东坡居士”为号所产生的独特文化现象。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饶学刚、谈祖应、赖玉芹等，如赖玉芹认为：“凡是与苏东坡有关的一切活动及其所产生的结晶都属于东坡文化，它是由苏轼本人和后来的人们共同创造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俗习惯等。”[1]。另一种认为，东坡文化就是苏轼文化，学者朱靖华、左国华、谢鸽等均持这一观点。如左国华、谢鸽认为：“东坡文化是一种整体文化，包括以苏东坡为中心形成的集历史学、艺术学、军事学、文学、养生学、烹饪学、医学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现象，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2]两派观点本质上没有太大不同，主要区别在于东坡文化的外延，分歧在于东坡文化形成时间的断代上。笔者倾向于前一派观点，即东坡文化是指苏轼谪居黄州成为“东坡居士”以后，以苏东坡为核心而形成的综合性文化现象。本文所说“黄州东坡文化”，主要是指苏东坡谪居黄州期间所产生的文化结晶。
东坡文化非常博大，综观学界对东坡文化的研究，大致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东坡文化本身的研究，包括对东坡文化内涵、东坡文化发源地的研究等，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如曾枣庄、王水照、李一冰、饶学刚、谈祖应、王琳祥等人的研究成果。他们对东坡文化本身的研究，堪称是深耕式研究。二是对东坡文化传播与应用的研究，包括对东坡文化传播路径的研究，对东坡文化教育功能的探讨，对东坡文化产品的开发应用等，也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如钟慧的《东坡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刘继增的《东坡文化中原传播路径初探》、赖玉芹的《明清黄州的东坡文化》、刘清泉的《论东坡符号》、林善炜的《东坡文化助推旅游精准扶贫路径研究——以儋州市为例》、李新刘昊畅的《论“东坡文化”对于学校教育理念的启示》等。对东坡文化传播的研究还走出了国门，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苏东坡接受史的讨论就在日本学界兴起。不过，综观两个层面的研究，还没有人将谪居黄州的苏东坡与执政黄州的于成龙进行联系和比较研究。
于成龙曾任职黄州府，是清康熙年间著名官吏。目前，学界对于成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于成龙思想及实践的研究，包括对其治政思想的研究，如张正明张舒《于成龙的思想理念与清初吏治》、王晋玲李峰的《清初吏治清明探析——以廉吏于成龙为例》等；对其诗词的研究，如张仲伟耿建华的《诗史相证：在非传统史料中发现于成龙》等；对其佛学思想的研究，如冯巧英的《于成龙与佛教》等；对其治理社会方面的研究，如龚晓峰的《清前期两江总督及其对江苏发展的影响》等。另外，也有人专门考证于成龙的祖籍地，如张生高张艳梅的《今古第一廉吏于成龙祖柳林籍考略》等。综观上述研究成果，尚无关于成龙对东坡文化传承方面的专门研究。
苏东坡和于成龙是黄州文化史上两位重要人物，对黄州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本文试图以东坡文化研究和于成龙研究的成果为基础，以于成龙所撰《宋贤祠碑引》为切入点，论述于成龙对黄州东坡文化的接受和应用，从而证明知苏、研苏、用苏是黄州东坡文化传承的有效范式之一，地方官员（特别是主官）在丰富和传承黄州东坡文化中具有关键性作用。
一、《宋贤祠碑引》的写作背景
于成龙（1617—1684），字北溟，谥清端，山西永宁（今山西方山县来堡村）人。明崇祯十二年（1639）考取副榜贡生，清顺治十八年（1661）接受明经科谒选，担任粤西柳州罗城县令。此后，他历任四川合州知州，湖广黄州府同知、武昌知府、黄州知府、下江防道，福建按察使、布政使，直隶巡抚以及两江总督等。于成龙为官清廉正值、精明干练，先后三次在官员政绩考核中被举为“卓异”，康熙皇帝赞誉其为“天下廉吏第一”[3]。康熙四十六年（1707）五月，在于成龙去世二十三年后，康熙再次对其高度评价，写下联语“历仕甘棠随地荫，两江清节至今传”[4]。
康熙八年（1669），于成龙因功从合州知州迁为黄州同知，分镇麻城岐亭（今麻城市岐亭镇），时年五十三岁，官居正五品。当时的岐亭是个盗贼猖獗之地。《清史稿于成龙传》中说：“岐亭故多盗，白昼行劫，莫敢谁何。”所以，于成龙到岐亭的首要工作就是“息盗”。一方面，他采用硬的一手缉拿盗贼。“乃出呼役械诸盗，具狱辞，骈缚坑之，他盗皆远窜。”[5]另一方面，采用软的一手，通过修祠堂、办书院、崇古风等，以善风化。康熙十一年（1672），于成龙主持修建“宋贤祠”，祭祀苏东坡所写《方山子传》中的主人公陈季常，题写“辉光照国”匾额，亲手在祠院中种植两颗桂树，不仅如此，还把宋贤祠作为讲学的书院，召集当地士子攻读经书，讲求圣贤之道。在于成龙“两手抓”的努力下，岐亭得治。
《宋贤祠碑引》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碑文由于成龙亲自撰写。
二、《宋贤祠碑引》的内容
赖玉芹 姜广锦在《明清黄州名胜古迹考述》中说：“此处（指岐亭。——笔者注）有清代于成龙所建宋贤祠，祠后有三墓，中为陈季常，左为甘望鲁，右为张憨子”[6]。据此，笔者曾特地到麻城岐亭杏花村，希望能找到当年的“宋贤祠”遗址，以及《宋贤祠碑引》，但无结果。笔者仅见到一字摆开的三座墓，墓前分别立有三块新碑，中间最高大者上书“陈季常之墓”，左右两块较小石碑上分别书有“甘望鲁之墓”和“张憨子之墓”。
原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宋贤祠遭到毁坏，“门被拆，匾被砸，树被砍，只有‘宋贤祠忠节祠碑记’之石碑保存在麻城市博物馆。”[7]不过，《宋贤祠忠节祠碑记》为清咸丰年间重修宋贤祠时所刻，与于成龙所勒刻的《宋贤祠碑引》不是同一块碑。
现在可以看到的《宋贤祠碑引》，载于《麻城县志》（乾隆版）第 276页。全文标点如下：
宋贤祠碑引
清•于成龙
歧亭之有季常也，非歧亭之有季常，乃季常有歧亭耳。由来人以地传者十一二；地以人传十八九。余每读《方山子传》，困感其初在歧亭时，韬晦勋阀，庵居茹蔬，歧中人莫知器识。迨东坡一过杏花村，坐萧然环堵中，依依有故人情。一旦使其地与人并传千古，是黄州之有歧亭；因季常之一寓，而歧亭之有季常，又因苏子之一识，故夫歧亭之得名良有以也。余受命守镇兹土，将三载。计三载中，承委署郡邑者四，监兑给赈者二，暨诣天颜，自阙下数月，乃得还黄。其间，仆仆奔奏，颇为鞅掌。是岁春朔之杪，始偕歧中士子过杏花村，谒季常先生墓，寻昔时所谓萧然环堵者，竟不可得。嘻嘻，贤人处此，何今古落落同乎？爰与诸士绅约谋建禄茆椽数间于杏花村址，邀士子读书其中，岁时伏腊，豆鸡壶酒，奠饮于季常先生墓侧。余闻光黄间多隐君子，后有贤人处此，必以此都人士能深淄衣之好，亡者尚尔，存者知。自余来歧后，俾贤人接踵，俗美风醇。庶几乎，大宋团练副使一识之于前，五百载重温之于后，东坡或不笑余人陋劣矣！是为引。[8]
从内容看，《宋贤祠碑引》只是一篇普通碑文，并没有多少文学性和思想性可言。笔者之所以选择此文作为探究于成龙对黄州东坡文化元素的接受和应用，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于成龙在碑文中明确说“余每读方山子传”，非常直接地表明其受到了黄州东坡文化的影响。而这种“直接表态”在于成龙的其它作品中几乎没有。
二是在《于清端公政书 武昌书 黄州书》中，收录于成龙在黄州府任职期间的作品极少，主要有几首诗词，如词作《满庭芳》、七律《戊申除夕》《乙卯春题书雪堂》、五律《赤壁怀古》等，文章则只有《初至黄郡与友人书》。这些作品中虽然有些篇目涉及到黄州东坡文化元素，但是表达含蓄，信息有限。如《赤壁怀古》一诗：“赤壁临江渚，黄泥锁暮云。至今传二赋，不复说三分。名士惟诸葛，英雄独使君。今朝怀古地，把酒对斜曛。”
三是《宋贤祠碑引》不见于《于清端公政书 武昌书 黄州书》，尚未引起学界关注，对其研究为空白。
三、《宋贤祠碑引》重要文句分析及延伸解读
仔细研读《宋贤祠碑引》，在字里行间可以读出很多重要信息，可以看出于成龙深受苏东坡《方山子传》的影响，将方山子陈季常作为宋贤典型，应用到教化百姓的实践中，并最终取得成效。
（一）从碑文可以看出一对关系：于成龙熟悉苏东坡及其作品。
碑文写道：“余每读方山子传。”所谓“每读”，即常常阅读。“每”，就是常常的意思，如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有一句：“每用耿耿。”[9]就是这种用法。
《方山子传》并非苏东坡代表作品，其知名度远远比不上苏东坡在黄州的“一词二赋”，但是，于成龙却能经常阅读之，表明于成龙对苏东坡及其作品并非泛泛了解，而是相当熟悉。事实上，于成龙是苏东坡的“粉丝”是极为自然的事情。
苏东坡是宋代文学泰斗，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传世作品集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北宋元丰三年（1080），因“乌台诗案”苏轼谪居黄州，自号东坡居士，此乃东坡文化肇始之时。“明清几百年，是黄州东坡文化奠定的重要阶段，并逐渐生活化”[10]。于成龙所生活的时代，即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至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正是东坡文化的影响力不断增大，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崇敬和怀念苏东坡的时代。于成龙是一位饱学之士，“公生而材智绝人，攻场至应举之文，中崇祯己卯副榜”[11]，对声名赫赫的苏东坡及其诗文作品应该很熟悉。
更关键的是，于成龙与苏东坡具有很多相似性。一是民本思想的相似性。苏东坡从政四十年，其为官之道是“以实用为本，而耻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为心，而惭尸禄”，“志存斯民，志在斯民，仁为己任。”[12]始终坚持贯彻落实他的“民本”思想，察民情，顺民意，解民忧，释民怨，如徐州抗洪、黄州救婴、杭州赈济、儋州化民等。于成龙为官二十三年，也是始终坚持民本利民观，他曾说：“我治国如治家，视尔万民如子弟”[13]以为民为己任，如在他为官期间，不管是征收赋税，还是上报灾情，都不曾为邀功而横征暴敛和隐匿灾情，始终以保障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为根本。二是廉洁思想的相似性。苏东坡对为官者要廉洁从政的重要性具有清醒认识。在《六事廉为本赋》中，他提出“以廉而为首”“举其要兮，廉一贯之”“功废于贪，行成于廉”等重要观点[14]。于成龙一生清正廉洁，严科考，肃吏治，治刑狱，为清初官场树立了标杆，康熙皇帝曾对人称赞道：“朕博采舆评，咸称于成龙实天下廉吏第一。”[15]三是宗教信仰的相似性。苏东坡自幼受佛学思想影响，其祖父苏序、父亲苏洵、母亲程氏是佛教徒。及长，苏东坡的生活处处有佛教，与高僧大德交往密切，如佛印、参寥等。于成龙也是自幼受佛家思想影响，从崇祯四年（1631）到顺治八年（1651），于成龙先后两次到寺院学习，一次是在安国寺，学了六年，一次是在崇善寺，学了四年。总体上看，他兼收并蓄儒佛核心思想，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思想体系，注重积德行善，提倡清心寡欲。四是执政方式的相似性。苏东坡为官期间，注重与基层百姓接触，体恤民情，注重实干，算得上是实干型官员。如熙宁十年（1077）在徐州抗洪时，苏轼亲自带领百姓坚守在抗洪一线，死保徐州。于成龙也是如此，注重埋头实干，冲在一线。如在岐亭息盗时，他化装成乞丐，深入大盗巢穴，摸清情况后，一举剿灭盗贼。五是甘棠遗爱的相似性。苏东坡为官，倾心于“致君尧舜”，深得百姓爱戴，每次离任，总有百姓感念其德政，依依不舍，夹道相送。[16]于成龙为官坚持“天理良心”，施行德政，他离开罗城时，百姓也是感念不已，遮道呼号，追送数十里。[17]诸多相似性，势必会提升于成龙对苏东坡的认同感和亲近感，从而成为苏东坡的“粉丝”。因此，当于成龙从四川合州升任黄州同知，分镇岐亭后，拜读苏东坡谪居黄州时期的作品是极为自然的事情。而《方山子传》就写于苏东坡谪居黄州之时。
（二）从碑文可以看出一种选择：于成龙崇敬的是苏东坡笔下的陈季常（陈慥）。
碑文说得很清楚，于成龙修建宋贤祠，祭祀的就是陈季常（陈慥），并称季常先生为“贤者”，“岁时伏腊，豆鸡壶酒，奠饮于季常先生墓侧”，说明于成龙对陈季常是非常尊崇的。值得注意的是，于成龙在此所尊崇的陈季常，是苏东坡《方山子传》中的陈季常，而非其他文艺作品中的陈季常。
第一，汪廷讷《狮吼记》中的陈季常形象，不是于成龙所崇敬的。应该说，在于成龙生活的明清之交，陈季常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戏曲人物。明代著名戏曲家汪廷讷(1573-1619)所作的《狮吼记》，塑造了一个风流惧内、懦弱滑稽的陈季常形象。对此，李娟娟、黄鹏在《<狮吼记>之风流惧内陈季常》中有专门论述[18]。戏曲是当时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狮吼记》为人们所熟知，舞台上的陈季常形象很可能深入人心。继《狮吼记》后，“河东狮吼”故事广为流传，以至于《醋葫芦》《醒世因缘传》《疗妒缘》《聊斋志异》《连城璧》等明清惧内小说，都受到它的影响。但是，这个风流惧内、懦弱滑稽的陈季常形象，显然不可能被身为地方官员的于成龙所尊崇。
第二，洪迈《容斋随笔 陈季常》中的陈季常形象，也不是于成龙所崇敬的。南宋洪迈(1123年-1202年)的《容斋随笔》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为南宋笔记小说之冠。该书中有《陈季常》一篇，全文如下：
陈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于黄州之岐亭，自称“龙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宾客，喜蓄声妓，然其妻柳氏绝凶妒，故东坡有诗云：“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东狮子，指柳氏也。坡又尝醉中与季常书云：“一绝乞秀英君。”想是其妾小字。黄鲁直元赪中有与季常简曰：“审柳夫人时须医药，今已安平否？公墓年来想渐求清净之乐，姬媵无新进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邪？”又一贴云：“承谕老境情味，法当如此，所苦既不妨游观山川，自可损药石，调护起居饮食而已。河东夫人亦能哀怜老大，一任放不解事邪？”则柳氏之妒名，固彰著于外，是以二公皆言之云。[19]
这里的陈季常形象是“好宾客，喜蓄声妓”，而且妻子柳氏“绝凶妒”。这个形象与《狮吼记》中的形象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这个陈季常很可能是《狮吼记》中陈季常的原型。这个形象显然也不是地方官员于成龙所崇敬的。
第三，苏东坡笔下的陈季常形象，才是于成龙所崇敬的。有学者统计过，苏东坡写到陈季常的诗歌有16首，文章有51篇，以黄州阶段为最多。[20]这些作品艺术地记录了陈季常的生活情趣，以及与苏东坡情深义重的交往故事，如《岐亭五首并叙》。陈季常形象的诸多特点散见于苏东坡这些作品中，其中《方山子传》是一次集中正面的描写：
方山子传
[ 宋 ] 苏轼
方山子，光、黄间隐人也。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晚乃遁于光、黄间，曰岐亭。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耸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之遗象乎？”因谓之方山子。
余谪居于黄，过岐亭，适见焉。曰：“呜呼！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何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问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耸然异之。
独念方山子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前十九年，余在岐山，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今几日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而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
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阳狂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倘见之欤？[21]
在《宋史》中也有陈季常的介绍：
慥，字季常，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在岐下，尝从两骑挟二矢与苏轼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乃怒马独处，一发得之。因与轼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晚年皆弃不取。遁于光黄间，曰岐亭。庵居蔬食，徒步往来山中，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不与世相闻，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之遗像乎？’因谓之‘方山子。’及苏轼谪黄，过岐亭，识之，人始知为慥云。[22]
比较《宋史》中介绍陈季常的文字和《方山子传》的文字，可以看出，《宋史》里的介绍大多引用《方山子传》的说法，所不同的是，《宋史》的叙述是线性的、客观的，而《方山子传》夹叙夹议，是非线性的，作者赋予了主观情感。
《方山子传》中的陈季常形象，与戏曲中乃至洪迈笔下的陈季常形象完全不同，不再是那个“怕老婆”的懦弱男人形象，而是一位重情重义的隐君子形象。而这才是地方官员于成龙所尊崇的“宋贤”形象。
（三）从碑文可以看出一个目的：于成龙修祠祭祀陈季常是为了教化百姓。
于成龙在碑文中说“偕歧中士子过杏花村，谒季常先生墓，寻昔时所谓萧然环堵者，竟不可得”，于是“与诸士绅约谋建禄茆椽数间于杏花村址，邀士子读书其中”，并经常祭祀陈季常。这些举措的最终目的，就是能“后有贤人处此，必以此都人士能深淄衣之好，亡者尚尔，存者知”，也就是让后人学习宋之贤者——陈季常，重情重义，安贫乐道，与世无争[23]。通读碑文，应该可以感觉得到，于成龙选择东坡先生笔下之陈季常作为宋贤典型来祭祀尊崇，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欣赏认可这个人物，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陈季常具有非常突出的典型意义。
阅读苏东坡文集，我们会发现，在麻城有四个人物曾被苏东坡写进作品，除陈季常外，另三位是张憨子、王翊和胡定之。
张憨子是个狂者。苏东坡《记张憨子》中说：“黄州故县张憨子，行止如狂人，见人辄骂云:‘放火贼!’稍知书，见纸辄书郑谷雪诗。人使力作，终日不辞。时从人乞，予之钱，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觉有垢秽气。其实如此，至于土人所言，则甚异者，盖不可知也。”[24]
王翊是个慈者。苏东坡《王翊梦鹿剖桃核而得雄黄》中说：“黄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梦于水边见一人为人所殴伤，几死，见翊而号，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边，见一鹿为猎人所得，已中几枪。翊发悟，以数千赎之。鹿随翊起居，未尝一步舍翊。又翊所居后有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妇林中见一桃，过熟而绝大，独在木杪，乃取而食之。翊适见，大惊。妇人食已弃其核，翊取而剖之，得雄黄一块如桃仁，及嚼而吞之，甚甘美。自是断荤肉，斋居一食，不复杀生，亦可谓异事也。”[25]除此，苏东坡还写了《王翊救鹿》和《书桃黄事》两篇文章记载了王翊的事迹。
胡定之是个善者。苏东坡《答秦太虚书》中说：“岐亭监酒胡定之，载书万卷随行，喜借人看。”[26]这个胡定之不仅是书痴书狂，还乐于助人，苏东坡曾从他那里借阅了《易》、《史记》索引、正义等书籍，而且在苏东坡生活困顿之时，胡定之还送去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帮助东坡先生脱困。
应该说，这三者个性鲜明，身上都不乏正能量，也算是不错的黄州东坡文化元素，可是他们都没有被于成龙选中作为宋贤典型，固然有其知名度不够的原因，但更关键的，是因为他们身上都没有陈季常那么强的典型性。
方山子陈季常，“少年从侠，成年从仕，晚年从隐”[27]，命运跌宕起伏。他的典型性就表现在其坎坷的人生轨迹上。
苏东坡说陈季常“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28]。朱家和郭解是西汉游侠，他们重节爱名，放纵自我。少年陈季常以他们为偶像，“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29]，也具有游侠精神。而游侠精神，在标准的儒者看来，其实是不合礼的。
国学大师章太炎在《检论 儒侠篇》中认为：游侠出于儒。也有人认为，“侠和儒都属于士，文者为儒，武者为侠。”[30]其实，侠和儒在道德观和行为方式上有很大不同，“儒尚中庸，侠走极端；儒倡恕让，侠好复仇；儒重秩序，侠不拘礼义；儒反对武力，侠不避暴力。”[31]所以，在儒者看来，年轻时的陈季常其实是不务正业者，算得上是一个“问题少年”。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陈季常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32]。这在儒者看来，就是典型的“浪子回头”，归于正途。
再往后，陈季常“终不遇”，但是他并没有退回到游侠队伍里，而是选择舍弃壮丽园宅，隐居山林，与世无争。在儒者看来，这完全符合“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苏轼《沁园春孤馆灯青》）“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33]“安贫乐道，恬于进趣”[34]等儒家行为准则。
也就是说，陈季常所走过的人生轨迹，是从豪奢到简朴、从放纵到内敛、从侠士到隐士的蜕变过程，是一个游侠士自我改造为隐君子的人生升华。
这样一个典型人物，恰恰是地方官员于成龙所迫切需要的。
这是因为于成龙分镇岐亭时，盗贼十分猖獗，“白昼行劫，莫敢谁何”[35]。众所周知，盗贼行劫犯罪的表现，就是忘义逐利，目无法纪，铤而走险，不避暴力，与游侠喜欢“走极端，不拘礼仪、不避暴力”等行为特点，有着很大相似性。而陈季常作为曾经的游侠，最终回归正途，成为遵守法度、不慕名利、安贫乐道的隐君子，其蜕变过程显然具有十分典型的现实教育意义。
这就是于成龙选择苏东坡笔下的陈季常（而不是戏曲或笔记小说中的陈季常）作为宋贤典型的关键所在。于成龙修建祠堂，祭祀陈季常，并在祠堂里开设书院，“邀士子读书其中”，其实就是要教育岐亭百姓改邪归正、遵守法度、不慕名利、安贫乐道、重情重义，最终实现岐亭民风的淳化。
（四）从碑文可以看出一种态度：于成龙满意于修祠祭祀所产生的社会效应。
于成龙在碑文中写道，“大宋团练副使一识之于前，五百载重温之于后，东坡或不笑余人陋劣矣。”说明他认为自己修祠祭祀陈季常行为，是无愧于苏东坡的一次义举，其心中是欣慰的，也是充满成就感的。
事实上，宋贤祠建成后，于成龙取得了巨大的政治红利，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促进了岐亭之地“俗美风醇”。在《宋贤祠碑引》中，于成龙在记述完修祠堂、祭陈慥、邀士子读书其中（即办书院）之后，写道：“自余来歧后，俾贤人接踵，俗美风醇。”反映出经过他的一段治理之后，岐亭成为贤者经常往来的地方，社会风气发生根本转变，已经是“俗美风醇”。这种变化，在清代陈廷敬的《于清端公传》中也有记载：“黄州境壤蒸蒸乐土矣。”[36]当然，这种变化虽然不能说完全是因为修祠祭祀进行教化的结果（主因应该是铁腕缉盗），但是至少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应该归功于修祠祭祀进行教化，不然于成龙不会在《宋贤祠碑引》专门提及。
二是增强了于成龙运用黄州东坡文化元素的信心。应该说，于成龙在岐亭“一武（缉盗）一文（教化）”两手抓所取得的巨大成效，极大地增强了于成龙治政的信心，特别是通过修建宋贤祠，把陈季常这一“黄州东坡文化元素”加以运用所产生的显著教化作用，于成龙是相当自信的。这从《宋词碑引》的最后文字“东坡或不笑余人陋劣矣”中完全可以体会得到。也正是这份自信导致于成龙在后来治理黄州时，再次运用黄州东坡文化元素，并取得显著成效。康熙十五年（1676），黄州水旱灾害不断，关于吴三桂叛军的流言蜚语到处传播，导致人心不稳。于成龙便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组织民力重修黄州赤壁的亭榭，新建一座“二赋堂”专门纪念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并亲自榜书“二赋堂”。另外，他还主持重修黄州安国寺，题写匾额：“圆通自在”。不仅如此，他甚至经常召集官吏文士相聚赤壁之上，饮酒赋诗，呈悠闲自在之状。
学者王振川认为，于成龙的“以工代赈”法很可能是效仿当年苏东坡。[37]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元佑四年（1089），苏东坡知杭州，实疏浚西湖，采用的就是“以工代赈”法。
以工代赈重修赤壁亭榭、修建二赋堂和安国寺、榜书二赋堂、雅聚赤壁之上，于成龙这些举措的目的，就是要利用黄州东坡文化元素来实现其治理目的——安定民心。最终效果明显，黄州百姓纷纷表示：“我公如此，吾属何忧？”[38]意思是于大人都不担心灾害和战乱，我们也不用担心。
三是成就了黄州东坡文化的有效传承。宋贤祠的修建，使苏东坡与陈季常的交往故事深入人心，颠覆了当时人们对陈季常的习惯认知（即惧内的典型），代之以贤者陈季常（即东坡笔下的隐君子）。宋贤祠自建成后，多次被毁，又多次重修。清咸丰年间重修时，留有“宋贤祠忠节祠碑记”之石碑，碑文有云：“后人昭清端之迹而崇宋贤，推清端之意而劝忠节。”说的就是传承。更为重要的是，如今人们能够看到完好的黄州东坡赤壁亭榭和二赋堂，首功当推于成龙。而于成龙对黄州东坡文化的传承，发轫则在阅读《方山子传》，修建宋贤祠，祭祀陈季常。
于成龙在撰写《宋贤祠碑引》时充满成就感，可以看作是他在黄州取得巨大政绩而志得意满的一次预演。康熙十三年（1674），由于在黄州任上的突出表现，于成龙第二次被举为卓异，并升任福建建宁知府，后张朝珍奏改武昌知府。
结论
通过以上对《宋贤祠碑引》的分析和延伸解读，可以看出，作为地方行政主官的于成龙，在对黄州东坡文化的接受与应用上，创造了较为经典且可以复制的范式，即：从知苏到研苏再到用苏的过程。第一，知苏。作为官员，于成龙与苏东坡有着很多相似性，从而促使他成为真正的“苏粉”，继而对苏东坡及其作品熟悉和喜爱；第二，研苏。出于治理地方的考虑，于成龙通过对苏东坡作品《方山子传》的研读，深刻认识到陈季常这个人物身上的典型教化意义；第三，用苏。于成龙基于对黄州东坡文化的深入了解和研究，最终大胆运用黄州东坡文化元素进行地方治理。他修祠堂，将隐君子陈季常作为宋贤典型进行祭祀，对治下之民进行教化；他重修赤壁亭榭和修建二赋堂，榜书“二赋堂”，雅聚赤壁，对治下之民进行安抚，从而取得了黄州之地俗美风醇、民心安定、境壤蒸蒸乐土的显著效果。
正是由于于成龙以地方主官的身份有意识地知苏、研苏、用苏，使得苏东坡和陈季常的一些故事得以纠偏，苏东坡活动的一些遗址遗迹得以重现，苏东坡的一些经典作品得以追捧，苏东坡的一些执政思想和方式得以传承，从而极为有效地对黄州东坡文化进行了丰富和传承，为黄州东坡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据史料记载，自宋徽宗朝以降，历朝都有黄州地方主政官员为传承和发扬东坡文化付作出过巨大努力。宋徽宗时，蔡京当权，立“党人碑”，苏轼名列其中，黄州当地驻军拆东坡雪堂，时任黄州知州安信可获悉后，训斥主管驻军官员，下令收回材料，重修雪堂。建炎四年，金军南侵，焚毁雪堂，绍兴八年（1138），黄州知州韩之美在苏轼门人帮助下予以重修。明弘治戊午年（1498），黄州知府卢睿在府治修建忠节祠，苏轼被供奉。明朝嘉靖年间，黄州知府郭凤仪在蕲水县建三贤祠，苏轼与王羲之、陆羽一同被供奉。明正统六年（1441），黄州通判黄客在赤壁矶建东坡祠。明天顺辛巳年（1461），黄州佥事淮南沈靖在洗笔池畔建苏文忠公祠。明万历年间，黄州知县茅瑞征重修雪堂。清康熙初年，黄州通判宋荦在县治西南东坡洗墨池旁重修竹楼雪堂，名宋贤祠，祔祀王禹偁、张耒、秦观等人。清道光六年（1826），湖北汉黄德道周凯主持在赤壁设“苏文忠公祠”，悬挂苏轼像，旁边是苏轼手书诗词及竹石图等。
由此可以看出，地方官员（特别是主官）在黄州东坡文化传承和发扬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关键性的，也是不可替代的。促进地方官员知苏、研苏、用苏，应该是传承黄州东坡文化的最有效举措之一，也是黄州东坡文化学者的职责所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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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缁衣之好：在这里引申为佛教。与于成龙同时代的方文（1612---1669）在诗作《庐山诗》之三一中写道：“欧公辟浮屠，晚乃好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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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李准.于清端公事略.(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七.
（该文入选《东坡文化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