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应无恙当惊园田殊（散文）
文/孙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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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州很大。黄州蛮小。
“黄州很大”，说的是苏东坡谪居过的黄州，是“山水清远，土风厚善，其民寡求而不争，其士静而文，朴而不陋”的黄州，是大黄州，比现在的黄冈市还大。“黄州蛮小”，说的是现在的黄州，是黄冈市唯一市辖区的黄州，仅有三百五十三平方公里，人口不足五十万。
可能正是因为这种袖珍，现在的黄州已经没有乡村。或者说，现在的黄州，很难真正弄清哪里是城市，哪里是乡村。比如，陈策楼镇的盂钵桥村和范家岗村，或者陶店乡的幸福村与袁家铺村，抑或是路口镇的新华村跟李家寨村，从地理位置看，都与市区中心相距甚远，但是近身去看，你会发现，通村有刷黑路，路旁有小洋楼，楼前有私家车，车牌有A字头，跟黄州城里所见，几无二致。而村民的吃穿用度，也已同城内居民高度接轨，他们中很多人早就在城里买了房，过上了右脚在市区左脚在村庄的“跨界”生活。
如果非要弄清城乡分界不可，现在大概只有一法，就是去翻查每年春节前夕发布的禁止在城区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那上面对城区范围有明确圈定。你会从长孙堤、沿江路、鄂黄高速、江北公路和下巴河大桥这些地名中，大致勾画出一个扇形区域。而这个区域，几乎占去黄州政区面积的一半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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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黄州的城市与乡村，还是分得蛮清的。
苏东坡躬耕拾瓦砾时的黄州，其实是被大农村包围的一座小城，是地地道道的弹丸之地，占比极小。宋代黄州城究竟多大，学界还在争论，明清黄州城，倒是有据可考。以清代黄州城为例，汉川门、清源门、一字门和清淮门以内是城中，城墙周长为1294.2丈，城内面积约1.42平方公里，就那么巴掌大一块地方。至于乡村，面积可就大了，以城墙为基线，往北一百二十里到麻城县界，往东四十里到蕲水县界，往南十里到武昌县界，往西一百五十五里到黄陂县界，都可以看作是黄州的乡村。那时，城墙清晰，城乡界限分明。
记得我小时候也还分得清黄州城乡的边界，尽管那时城墙已经不存。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记忆。黄州的城依然很小，西边紧靠长江大堤，南边过了造纸厂和缫丝厂，东边过了地区文化宫与黄州中学，北边过了县医院住院部，就都算出城，进入了农村地界。八十年代初的那几年，我在黄冈实验小学读书，住在位于远郊的建新大队一小队（现青砖湖路与西湖三路交汇处）的老宅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拄着小小的双拐，步行近两个小时去上学，觉得那段从农村到城里的道路真的好漫长，好坎坷，好难走。
那时，黄州乡村是我的父母和兄长们做梦都想逃离的地方。
我曾在一篇小说中间接地讲过我的家族史。上世纪二十年代，我的祖父离开陶店，到黄州城讨生活，凭手艺、勤劳和机遇而发家致富，我的父亲算是富二代。在唯阶级成份论的年代，这些可不是什么好事儿。祖父被划为“地主+资本家”，我的父辈以下就都成了“地主的孝子贤孙”。所以，我父母于六十年代晚期，从城里被下放到农村，由服装厂工人变为农民。先是插队在堵城某大队，后迁到长江大队，再后来又迁到建新大队一小队。那是一段动荡不安的岁月，父母和兄长们又对田间作业一窍不通，究竟吃过怎样的苦头，有着怎样的思想波动，我因年幼而无从知晓和理解。但是，在1979年我们一家因落实政策重新回城时，父母和兄长们所呈现出的极度兴奋，留给我的印象则是极为深刻的。
那应该是弹簧压到极致，突然被释放时的动能爆发；应该是溺水者绝望地沉入水底，被拉出水面时的畅快呼吸；应该是攀登者历经千难万险，成功登顶时的仰天长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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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州城乡的界限，究竟是何时被悄悄抹掉的，已记不得很清楚。不过，这种城乡一体快速发展的感觉，则是突然之间就有的。
2019年11月，接手黄州区作家协会之后，我曾先后组织过多次“作家走基层”采风活动。我们去过黄州最偏远的行政村——陈策楼镇的程德岗村，也去过黄州最美的行政村——盂钵桥村，还去过黄州最大的行政村——陶店乡袁家铺村。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突然感觉到，黄州的乡村已非传统的乡村。 它不再是“系牛莫碍门前路，移系门西碌碡边”，不再是“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不再是“近看檐蛛结网低，无端防碍小虫飞”，不再是“屋上添高一把茅，密泥房壁似僧寮”， 不再是“松节然膏当竹笼，凝烟如墨暗房栊”。现在的乡村，完全是另外一番情形。
如今，走过蜿蜒在乡村的一条条柏油刷黑的“四好”路，你会发现沿途总有连片的种植园。一座紧挨一座的白色温室大棚，会在不经意处撩开一隅，让你窥得见棚内长势正旺的五彩果蔬。比方说，你若有机会到陶店乡、堵城镇、陈策楼镇，或者路口镇走一走，那些小灯笼似的火龙果、乌亮如漆的桑葚、形同爱心的草莓、晶莹似珠的葡萄、红绿相染的红冠桃，以及叶路大蒜、黄州萝卜、长螺辣椒，等等，都会令你垂涎欲滴，非得亲手采摘一回不可。
最亮眼的，当然要算叶路洲上的智慧农业展示馆。在那高大明亮的钢构玻璃温室内，采用无土栽培技术，种植着不同种类的时令蔬菜，一行一列，整整齐齐；一株一枝，蓊蓊郁郁；一果一叶，清清爽爽，数千平米的温室里，温度和湿度全由电脑控制，而管理员仅是几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完全不像在搞农业种植，倒像是进行艺术盆景的培育。
这说的，还只是果蔬种植这一块。
也有一些行政村，一直在求新求异求变。例如，陈策楼镇盂钵桥村，就在探索休闲娱乐与苗木营销相结合的模式，以期引流入村；陈策楼镇范家岗村力抓月季经济，“月季花海”曾引爆全网；陶店乡袁家铺村领衔建设“万亩荷塘”，气势如虹，未来可期；陶店乡幸福村坚持深耕渔农经济，“鱼苗孵化”享誉全省；路口镇李家塞更是独辟蹊径，独一无二的靛蓝种植，引人注目。
可以说，新型农业如今已在黄州乡村里，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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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真正发展了，农民的荷包自然就鼓起来了。
在下基层时，我注意到，黄州农民收入的增加，外出务工固然是重要途径，而土地流转的年终分红，以及在农业产业园中的劳动所得，则是另一条增收的有效途径。以袁家铺村为例，土地流转后，农民每年分红每亩可得六百元，在农业产业园里受雇为“农业工人”，工资日结，一人一天一百元，不兴拖欠。综合算下来，一年增收一到两万元，算是家常便饭。
更有“野心”大的农民，一年赚个几十万也不成问题。几年前，为制作宣传视频，我曾专访过一位叫陈新利的小伙子。他本是陈策楼的人，曾在外打工，赚得第一桶金。后来，黄州号召能人回乡，且优惠政策力度大，他便辞工回黄，在袁家铺村流转土地，率先搞起火龙果种植。物以稀为贵，火龙果上市后，销售火爆，陈新利也就赚了个盆满钵满。
还有陈策楼镇盂钵桥村的冯卫刚，一位面相颇似中国企业家王石的汉子，在外打工时掌握了果木栽培技术，也是响应能人回乡的号召，联合几个朋友在盂钵桥村流转工地，创办苗木基地，不仅自己赚了钱，还带活了盂钵桥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
前不久，我到堵城镇叶路洲采风，又结识了吴楚南父子，感觉他们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新型农民。老吴和两个儿子在叶路洲上土生土长。老吴做过余岭村的副书记，文化程度并不高，自称“黑肚子”。但是，他敢想敢干敢为人先，极有魄力，前两年认准开办蔬菜生产基地这个方向，就动员在外创业的两个儿子回乡，投资四百余万元，办起了福耕基地。如今，基地规模已成，架势很大，经济效益也相当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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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网上有个调侃农民需求的说法，玩的是广告词“农夫山泉有点甜”的谐音梗，是这样说的：“农妇山泉有点田。”
现在，黄州的农民可不是这样。荷包里有了钱，他们的需求自然也就多元起来，衣食住行的趣味和品味，已经无限接近黄州城区的市民。
你瞧，农村那些自建房，一水的二层小楼，装修风格完全比照城里，有的甚至还是别墅型的。还有的干脆到城里买下小区电梯房，请专业设计师装修后，逢年过节就去住上几天。家用汽车，国产的嫌档次低，得是合资的，上个牌吧，还想着法舍近求远，要弄个“鄂A”打头的才满足。吃也不落后，许多农家乐搞得比城里的餐馆还豪华。前不久，我就去过一家，外观是徽派风格的院落，内装古色古香，菜品也不是简单的农家小炒，而是讲求色香味形的大菜、硬菜、狠菜。印象最深的，是一钵子鱼头汤，掇出来时香气四溢，汤浓如奶，呷一口，鲜美无比，五脏六腑都觉得滋润。广场舞，肯定是要跳的；篮球，也是要打的，如今，专门的场地有的是。你看，许多村部附近都建起了标准篮球场，塑胶铺地，铁网围栏，一点都不输势高校里的球场。
这些远远不够，还有更大动静的。比如说，路口镇的“紫云英节”、范家岗的“月季花节”、幸福村的“渔农节”……将文化活动与地方特优结合起来，引资引流，迅速出圈，不仅娱乐了自己，也带动了经济发展。
2023年春节期间，黄冈市区组织主办“东坡庙会 春节季”系列文化活动。黄州的乡村文化团体挑大梁，出大力，组成十多支舞龙队和舞狮队，在黄州城区巡游表演，将乡村传统民俗文化搬进城里，极大地丰富了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有媒体这样描述当时盛况：“街道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舞龙舞狮队依次沿街穿行，其中有的龙十几节，有的龙二三十节，最长的一条龙达到一百多节，整个巡游队伍排了接近一公里。威风锣鼓表演震天动地、气势磅礴，一条条长龙在队员们的挥舞下活灵活现，长龙追逐着龙珠，尽情地飞跃、翻腾、游动，一只只狮子摇头摆尾栩栩如生，腾翻、扑跌、跳跃、朝拜，引得观众纷纷喝彩。”文中提到的那条最长的龙，来自陶店乡袁家铺村，镜头上过中央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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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过了乡村的变化，难免不生发出新的情感。
我曾有个想法，到陈策楼镇程德岗村买块地，建座房子，作为周末度假的“乡间别墅”。为什么是程德岗呢？因为我家老熊是程德岗的闺女，大舅兄曾任那里的村书记，老岳母也在那里健旺得很。
然而，对于我的这个“梦想”，老熊不能理解，甚至很惊诧：“当年拼死拼活嫁到城里，现在又要我回农村，有病吗？”老熊是1995年跟我组成家庭的，当年她走出乡村时的心情，跟我的父母兄长们离开乡村时的心情，基本上一模一样。如今，对于她的惊诧，我是能够理解的。显然，她的记忆和情感仍然驻留在上世纪九十年中期，仍停止在她嫁进黄州城之前一直不曾离开过的那个程德岗。
事实上，近两年，随着城乡差距越来越小，乡村条件越来越好，城乡人口逆向流动的情况，在黄州并不鲜见。
去年，在袁家铺村采风时，年轻的村书记曾自豪地告诉我，他们村就有好几个年轻人，之前跑到城里找工作，在家人帮助下也在城里买了房成了家添了娃，如今觉得村里空气清新，自建房也宽敞，就带着老婆孩子回来住，情愿每天开车去上班。
村书记说的这种“逆向流动”，我完全相信。我知道，前面说到的吴楚南家就是这样的。老吴的两个儿子，小名“大黑”和“小黑”。大黑曾在城里开公司，生意做得很不错；小黑当了十二年兵后，本来也在城里工作。现在，都回到了叶路洲，跟着“老黑”一起，经营着福耕基地。大黑和小黑不仅自己回流到农村，还把漂亮的媳妇们也带了回来，其中有个还是武汉大学毕业的，乐得老黑笑眯了眼，逢人就夸，丝毫不掩饰骄傲自得之情。
我的二舅兄一家，也是城里乡村两边跑，成为时尚的“新候鸟”一族。二舅兄的儿子、儿媳都在城里的学校教书，在城里有两套房。前几年，二舅兄从农村学校退休，和老伴一起进城与儿子儿媳同住，以便担起“照孙办主任”——照看孙女——的职责。2019年，二舅兄重新把农村的二层小楼进行装修，逢年过节祖孙三代都回到村里，一住就是十天半月，新冠疫情来袭时，黄州封城，他们甚至住了七十来天，比封在城里自在逍遥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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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也怪，现在我不大喜欢听人说黄州乡村的不好。
2019年以来，我创办并主持编辑《黄州文艺》，这是黄州建区以来唯一的文学杂志。收到过很多书写黄州乡村的稿件，说实话，我对其中很多投稿是不满意的。并非作者的文字表达不够顺畅通达，主要在于他们对于乡村的情感，没有与时俱进。作者的书写还停留在对黄州乡村已经消失的稻场、谷堆、石磙、犁耙等老物件的追怀中，停留在对黄州乡村逐渐消亡的听书、侃古、酿造、放牛、捕鱼等旧生活的凭吊里。也就是说，他们所书写的黄州乡村，与现今真实的黄州乡村之间，相隔了至少十年到二十年的距离。而这，是我作为一个主编，比较在意和反感的。
不是说我们不能怀旧，而是说我们更应该去发现和挖掘新的有价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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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历史记载，秦汉以前，黄州被称为“火耕水濡之乡”，说的是乡村耕作方式落后，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是蛮荒之地，当时南迁的氏族都不肯“稍顾此地”，而直奔江南。唐宋时期，虽有所开发，但仍然极为落后，否则，北宋朝庭，不会把有罪的官员贬谪到此。北宋王禹偁在《黄州谢上表》中，对当时的黄州有过这样的描述：“今人户不满两万，税钱止及六千”，说黄州人口稀少，税收可怜；苏轼在《张文潜离黄州》一诗中写道：“扁舟发孤城……居夷是三载”，称黄州城为“孤城”，说黄州是“夷”地；宋人方千在《齐安》一诗中，则更加具体地描写了黄州的“蛮荒景象”：“弥节齐安郡，孤城百战残。傍村林有虎，带郭县无官。暮角梅花怨，清江桂影寒。黍离绿底事，撩我起长叹。”在元朝，黄州依然贫穷、闭塞、落后，元朝人龙仁夫在《黄州路重修竹楼记》中写道：“齐安，故江淮间斗僻郡”。到了元末，农民大起义，黄州又是主战场，朱元璋与陈友谅打得不可开交，黄州社会经济文化不可避免地遭到重创，人口大量减少。直到明代洪武年间“江西填湖广”的移民行动开启之后，黄州的乡村才有了一些生机。
到了近现代，历史以另一种笔调书写了黄州的乡村。它是湖北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早在1906年春，黄州志士建起了坪江阅报馆和鸠译书舍，订报刊、印书籍，宣传“反清”思想，使熊十力、刘子通、何自新、殷子衡等一批乡村子弟，走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五四运动期间，陈潭秋、林育南、刘念祖等人，在陈策楼、白羊山、扬鹰岭等地创办新型学校，实行教育革新，传播新思想，弘扬新文化，培养了一大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进分子。1922年春，鄂东第一个也是中国农村第一共产党小组在陈策楼成立；1925年5月，湖北省第一个农民协会在陈策楼盂钵桥成立。从此，黄州的农民开始觉醒，为争取本阶级的彻底解放，贡献出了一个又一个优秀的儿子。2020年，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牵头组织编写了一部《黄州英雄》，收录了十位黄州籍革命英雄人物的传记。他们是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中共早期宣传家刘子通、湖北农运领导者陈荫林、河南省委军委书记萧仁鹄、基层党建拓荒者胡亮寅、黄冈农运举旗人陈防武、鄂豫边区“大管家”吕华山、敌后抗日英雄涂剑光、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孙侠夫、共和国少将刘少卿。他们都来自黄州的乡村，是从黄州的泥土里生长出的参天大树、民族脊梁。正是在他们的不懈奋斗下，一个旧的时代被彻底终结，一个崭新的天地被幸运地打开。
历史迈进当代，黄州的乡村与全国的乡村一起，同频共振：50年土改，51年成立互助组，53年办起初级农业合作社，58年建立人民公社，万名知青下乡来，76年建成大寨县，78年包产到户，2003年税费改革。进入新时代，黄州真正迈开了城乡一体发展的伟大步伐，并最终取得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可见、可感、可佩的巨大成就。
千百年的“土膏欲动雨频催”，千百年来的“面朝黄土背朝天”，千百年的“才了蚕桑又插田”千百年来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如今终于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享受着一波又一波开放搞活的红利，政通人和，海晏河清。这是黄州乡村、黄州农业、黄州农民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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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次驱车行驶在乡村公路上，看着车窗外流动的田园风光，我就想，黄州算不上经济发达的地方，它的乡村尚且如此可圈可点，如果放眼全市、全省，乃至全国，那些综合实力比黄州强劲的地方，它们的乡村如今又会是什么样子呢？起码，不至于比黄州的乡村差吧。这样看来，黄州的乡村或可定位在中国乡村的平均水平，说它是中国乡村的缩影，似乎也不为过。
继而，我又想到了与黄州相互成全的苏东坡。假如邀请东坡先生越过千年时光，故地重游，再回黄州，来当下的乡村走一走，看一看，会有怎样的感受呢？东坡应无恙，当惊园田殊，恐怕是肯定的。
当年，东坡先生谪居黄州，名义上是个官儿，但不得签书公事，后来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拣拾瓦砾，躬耕东坡，种麦植树，实实在在当起了农民。在那段务农的时光里，他曾写下过著名的五言涉农组诗《东坡八首》。在诗中，东坡先生描述了耕作的艰辛，他说“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还说“刮毛龟背上，何时得成毡”，让人感觉，在那个时代做农民不易，做合格农民更难，做优秀农民难上加难。
不妨大胆设想一下，今天，东坡先生如果看过叶路洲的智慧农业、袁家铺的果蔬大棚、盂钵桥的苗木基地、幸福村的鱼苗孵化池，一定会有新的体验、新的思考、新的创作，或许还会将当年他那《满庭芳》中“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的真切寄语，修改为“仍传语，江南父老，容我点赞多。”
（载于《东坡文艺》2023年第3期）
作者简介：
孙建勇，湖北黄冈人，黄冈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黄冈市黄州区文联副主席，黄州区作家协会主席，《黄州文艺》杂志创办人兼主编。已发表作品280余万字，出版有《人人都爱苏东坡》《熊十力：一代狂哲》《带着爸妈去旅行•中国卷•华北》《黄州英雄》等图书，执行主编有《中国品格》《有梦想，谁都可以了不起》等丛书。被誉为“黄冈新时代保尔”“黄州优秀文化名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