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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鄂东抗日支队
文/孙建勇
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鄂东军民发扬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的传统精神，投入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1938年10月鄂东及武汉沦陷后，鄂东抗日武装坚持敌后斗争，展现了鄂东军民坚定的抗战意志和必胜信心。其中在黄冈县境内的抗日武装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鄂东抗日挺进队，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简称“五大队”），有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第七军第一七二师（辖五一四、五一五、五一六团）的一个团、鄂东游击第十八纵队、湖北保安第八团等，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支鲜为人知的由地方势力组成的抗日武装——鄂东抗日支队。曾担任过黄冈县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总队长兼书记的孙侠夫，在1955年10月25日撰写的回忆录《自述》中，对鄂东抗日支队的发展情况有着比较详细的介绍。
据孙侠夫说，日寇占领武汉以后，孙侠夫遵从方毅、刘西尧、张体学等同志的指示，回到黄冈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孙侠夫首先到达黄冈县一区，在孙家咀会合了县民先队总队部骨干袁孝松，了解了日寇占领后的情况，共同分析了敌情和友情，对发动敌后游击战争充满了信心。孙侠夫当时认为有四个有利条件：一是这里有国民党没有卷走的物资；二是有国民党区乡遗留下来的枪支；三是有当时蓬勃发展起来的民先队；四是全县人民不愿作亡国奴。同时，孙侠夫也看到了存在的困难，那就是国民党区署地方当权派龙飞、詹觉吾、龙慕高等人，掌握着国民党区乡遗留下来的枪支，而这些人因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失去联系，为求自保，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投降日寇。
在这种情况下，孙侠夫等人首先召开了民先队骨干分子会议，统一思想，树立信心，接着又将一些开明人士、爱国商人召集在一起，争取他们“与敌为仇，同情抗日”。在这些前期工作做到位之后，再与龙慕高面对面谈抗日道理，坚定其抗日决心。然后，由袁孝松、龙慕高一起去同龙飞、詹觉吾磋商抗日事宜。龙飞和詹觉吾充满顾虑，提出没钱、没人、没依靠等问题。通过这次初步接触，孙侠夫等人基本了解到这帮地方当权派的真实想法，便亲自与他们商谈，同意由龙飞、詹觉吾、龙慕高等人负责组建队伍，共产党方面安排人手协助组建工作。协商成功后，鄂东抗日支队终于宣告成立。
参与组建鄂东抗日支队的，除了龙飞、詹觉吾、龙慕高等人外，还有陶店的詹国章（士绅）、回龙山的林庆甫（林彪的大哥）、杨鹰岭的张亚豪（汉流）等。其组织架构是这样的：龙飞为支队司令兼第一大队队长；詹国章为副司令兼第二大队队长；林庆甫为第三大队队长；张亚豪为中队长附属三大队；詹觉吾为参谋长。为了将这支武装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孙侠夫担任了政治主任，袁孝松为秘书长，龙慕高为参谋兼当地区长。整个队伍共有队员300多人、枪200多支。队伍成立之后，孙侠夫多次专程向党组织汇报了的组建情况。
为了促使这支队伍真正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鄂东特委书记方毅曾亲自到回龙山林庆甫那里，召集鄂东抗日支队部负责人龙飞、詹觉吾、袁孝松、林庆甫等人开会，努力争取他们带领鄂东抗日支队进山接受整顿，但是没有成功。鄂东特委只得改变策略，决定从政治上掌握他们，重点培植林庆甫大队，并申请鄂东游击指挥部收编鄂东游击支队。为此，孙侠夫专程赴第二行政督察区专署所在地黄冈庙茅城山，面见鄂东游击总指挥程汝怀，协商改编事宜。结果，程汝怀虽然同意收编鄂东抗日支队，但是只批准一个大队的番号。这令龙飞等人极为不满，并迁怒于孙侠夫，认为是其“捣鬼”的结果，开始不断造谣损害孙侠夫的威信，最终导致孙侠夫离开队伍，被调进山区工作。
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鄂东抗日支队终究成为了一盘散沙，结局令人唏嘘。龙飞的第一大队被鄂东游击指挥部收编了一部分，被共产党争取了一部分、消灭了一部分，龙飞本人因顽固反共而被共产党枪毙。詹国章被其内部人员谋杀。詹觉吾被共产党领导的手枪队处决。龙慕高被日寇杀害。袁孝松罹患肺病去世。林庆甫离开队伍回家不干。
多年后，孙侠夫对此总结教训时指出，鄂东抗日支队之所以不能为我党所用，主要因为龙飞等人为野心家，成分极其不纯，其次是我党在队伍中的领导力量尚未形成，再次就是该队伍距离我党控制的山区根据地有一百多里，不易受到辖制。
如今回看历史，鄂东抗日支队的分崩离析着实可惜。不过，其短暂的存在还是有意义的，它至少表明当时中共鄂东特委在建立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抗战的实践中，曾经付出过艰苦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