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四川站住房的过往

文摘历史 2024-01-12 11:42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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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九号楼楼友罗茂城，1940年9月生，广东省兴宁市人。1960年考进复旦大学新闻系，1965年8月毕业，分到西藏日报工作。1978年考进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81年8月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随即分配到人民日报记者部，派驻四川，并筹建四川记者站。1988年元月20日人民日报四川记者站成立，先后被任命为首席记者、站长，2000年底退休。

1999年，九号楼楼友罗茂城在人民日报四川分社办公。

我自从1965年大学毕业分配到西藏日报工作以来，一直都是吃食堂、住单人房。即使结了婚，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房间里只是添了点小锅小灶。因为当时国家穷，每个单位住房都紧张，这是当年的普遍现象。若要想住套房，那根本是奢望。

自从1981年研究生毕业，当上人民日报的记者以后，情况大有改观。过没两年，我竟住上了一套三（两室一厅）、带天然气灶的楼房，不用烧那烟薰火燎的蜂窝煤炉子，大人小孩都可搬到一处，别说当时有多高兴啦！

当然，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各单位的住房还是相当紧张的，并不是大家都有这样的运气。我得益于此好处，既有点意外，也有点例外。

记得当时人民日报派驻各省市常驻记者时领导有一个指导思想，说我们不能象新华社各分社那样建机构、铺摊子，这样动作太大，我们既没有这样的精力，也没有那样的财力，中央也不会同意。我们的记者要少而精，对一个省派一两个记者，能及时了解当地的各种信息、民情，采写各种报道和内参就行了。

当时记者部记者很少，我们首届研究生进来10个，这样，只能对重点省市派驻记者。派驻记者后，确实起到了少而精且十分明显的作用。人民日报的版面活跃了，署名本报记者采写的稿子多了，各省市的情况能及时了解到了，与人民群众的距离拉近了，宣传质量也大有提高，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但是，也引来新华社记者的不少意见。后来由于本报记者越来越多，版面有限，新华社一般记者所发的电讯稿落到人民日报版面上的机率就越来越小。随着后来不少中央新闻单位在各地纷纷建立记者站，这种竞争日趋激烈。由于人民日报记者有先天的优势，稿件见报率、影响面较高较大，这对人民日报记者开展工作十分有利。

安居才能乐业。派驻记者没有住房，长期住招待所，吃饭到处打游击，这对工作十分不利。但那时全国各城市的住房都很紧张，要想得到一处住房又谈何容易？当时记者部领导对我们说，报社不作统一规定，要求各地记者各显神通，即一边要努力搞好采访报道，一边要做开拓性的工作，想各种办法，争取当地党政部门和相关单位的支持，改善自己的住房和办公条件。当时我也请四川省和四川日报领导帮忙，但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因为他们住房也很紧张。特别是我来四川不久，原从新疆考研进来的黄文福也要拖家带口地到四川站来。住哪里？记者站沒房，只好请川报帮忙，跟我一样，暂住川报小招待所。因此，寻找住房，是当初最为紧迫的难题。当时记者部又指定四川站由我負责，因此，寻找住房的压力，成了我沉重的負担。

记得一年前，我独身一人初来乍到，没人接待，没有熟人，吃饭没有规律，一切都要親力親为，工作难于开展。我想，为了尽快打开局面，让读者、领导认识你、熟悉和重视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多采访、多写稿、多见报，用稿子开路，树威立信。当时我拼命工作，驻站一年多，就见报了不少稿，从而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慢慢有了点小名气。于是许多单位、通讯员、上访人员，纷纷找上门来，给我提供报道线索，拓宽报道层面，从而出现个较好的局面。

1982年，罗茂城（左）在四川金堂县采访农民包产到户情况。

真是工夫不负有心人。1982年10月某天下午，我到川报编辑部找熟人闲聊，川报记者、我复旦大学同班同学何光珽忽然指着窗外正在修建快封顶的一栋楼房说，你们不是要找记者站住房吗，那是四川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修建的职工宿舍，你可去联系一下看看。

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过没两天我即找到该局房产处的领导金处长，谈了一下我们的困难和想法，并提出根据人民日报记者站将来的发展，要求买三套住房。也许是人民日报的声誉和影响，金处长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双方并签定了购房合同。该宿舍楼是两栋合建在一起的，共三个单元七层楼，每个单元中间有个天井，上楼梯因回旋空间大，並不吃力。当时挑选楼层有“金三银四”的说法，于是我要求买向阳的东南面的四五六楼，金处长也满足了我的要求。结果半年后我们就搬进了建筑面积70多平米一套三的新房。

为购房事，人民日报记者部办公室主任鲁南还特地来成都察看了一下房子及方位，表示满意，最后敲定付款7.2万元，就买下了成都市双栅子街34号的三套住房。应该说这是很便宜的内部价。这也是人民日报在全国各省市驻站记者中第一个圆满解决记者住房的记者站。

现在看来，70平米的住房很小，但在当时已经十分满足了。这无疑既解决了我们的住房，也解决了我们的办公用房。因为白天我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到各单位釆访或进出省委、省政府开会，晚上回家写稿，以及安顿一家老小，全靠这套小小的住房。

客走旺家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般请人喝茶、吃饭都在自己的家里，不象现在动不动就到茶馆饭店。在这小小的住房里，我以主人的身份，接待过几位出差成都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同学，如夏震霏、姜聚光、王言亮等，也接待过人民日报记者如陈祖甲、何黄彪、高新庆、张宝林、吳学林、章世鸿等。杨良化、张志业来成都参加科教会时帶着文汇报的女记者周圆来我家打过长途电话和传真文稿。总编辑李庄、副总编辑李仁臣先后到四川出差还专门到我家来看望。特别让我难忘的是，人民日报记者、后调电子报当总编的朱习华同学，也不嫌简陋，在我家尽情小酌。曾记否，那天我爱人弄了几样酒菜，我拿出一瓶五粮液，两人边喝边聊，因聊得高兴，竟不知不觉把一瓶五粮液快喝光了。我问老朱还要不要再开一瓶，他忙说不能再喝了！

我想，现在无论到任何高级的饭店喝酒，也达不到当年那样轻松、愉悦与洒脱的境界了！

1984年，罗茂城精心写作。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随着记者的调来调往，除我以外，房主人也不断的变换。四川本来生活、工作条件较好，小小的住房，也成了吸引人的地方，也反映了四川记者站的潮涨潮落。

1983年3月，我们搬进新房，我和黄文福各住一套，空出一套。过了一年，第二届的研究生、在人民日报港台组上班的罗自苏，因父母、爱人均在成都，要求调四川记者站。记者部主任林钢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为照顾他们的家庭，就让他到四川站来吧，空房正好留给他一家。

此时是四川记者站人丁兴旺，兵强马壮的高光时刻。黄文福是科班出身，有新闻敏感，写作能力较强。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儿，家庭和睦美满。罗自苏工作能力强，知识面较广，口才一流。他夫人是川大外语系的同班同学，也很般配，有个小儿子，一家团聚，其乐融融。大家安居乐业，所以那时四川站的发稿量一直居全国各省市的前列。相比较那些因条件较差的省市仅一名记者，还有不少省市连一名记者也没有，实在是好多了！

又因四川省太大，经黄文福要求和记者部领导决定，让他重点跑重庆和川东地区，大体相当于当今的重庆市范围。领导同时要黄文福着手筹建重庆记者站。重庆也是他的老家，父母均在。

在后来的日子里，除我以外，那两套住房先后换了几个主人。先是黄文福调离四川站后，原在人民日报上了几年夜班的陈华因父母和未婚妻均在成都，要求调来四川站，正好住上黄文福腾出的空房。他重新装修了一下，便成了他们的婚房，一直住了好些年。后陈华因到外单位升迁，主动搬出四川站，由新调来的记者刘裕国搬入。后来罗自苏调离四川站，又由天津站调来的女记者梁小琴搬进。记者站的住房像流水席那样始终没有空着。

从此以后，我们三位记者和谐共事多年，我即到退休年限。恰在此时，人民日报进行房改，我们分别以1.8万元买断了产权，公房终于成了私房。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不断发展，房地产热潮的兴起，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我们都各自搬进更髙一级的住房。原四川站三套住房仍在那里，成了永久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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