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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九号楼楼友夏珺，哈尔滨人，1974年下乡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考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分配至黑龙江日报当记者。1986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读研，1989年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进入人民日报，担任记者、编辑、副主任，高级编辑。。
2010年，九号楼楼友夏珺在四川都江堰采访。
著名裘派花脸康万生年轻时在《红灯记》里扮演日本宪兵，就一句台词“带李玉和——”，他天生的金嗓子，他神完气足拉长声这一喊不要紧，台下观众热烈鼓掌，影响了接下来出场的英雄人物李玉和的“雄心壮志冲云天”。这还了得，“破坏革命样板戏”，遂下放到天津自行车厂劳动锻炼去了。
当然，这是一个半真半假的梨园段子。但也说明一种现象——反面人物压过了正面人物，反派人物比正面人物更出彩。
最近火爆全网的扫黑题材电视剧《狂飙》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观众普遍反映，在这部39集的电视剧里，最出彩的角色当属黑老大高启强。原本名气不大的演员张颂文也因这部剧一夜之间大红大火，圈粉无数，成了炙手可热的大明星了。
《狂飙》的一号人物是张译饰演的安欣，一个基层警察，扫黑英雄。他的对手——张颂文扮演的由小鱼贩子“成长”起来的黑老大高启强是男二号。安欣是扫黑英雄，是正义的化身。高启强是扫黑狂飙打击的对象，自然是反派人物。可是，从电视剧播出的效果看，反派人物的风头大大超过了英雄人物。这大约是主创者始料未及的。
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剧本的，有演员表演的，有观众欣赏角度的，等等。大器晚成的张颂文的表演真实、自然、有层次感，张弛有度，可圈可点，可以说，他在这部剧中的呈现为影视表演吹来一股清新之风。不光是高启强，其他的反面人物如徐江、高启盛、唐小龙唐小虎兄弟、“大嫂”、“老默”、李有田李宏伟父子等，也各有独特的风采，给观众留下难忘的印象。
观众喜欢反派人物，或者说反派人物比正面人物出彩，由来已久。
比如看电影，观众记住了赵丹、王心刚、于洋、郭振清、田方、张勇手等“正方”演员，他们扮演的是许云峰、洪常青、李向阳这样正气凛然的英雄人物，同时也喜欢陈强、葛存壮、刘江、方化、陈述等“反方”演员，他们虽然扮演的是南霸天、胡汉三、伪军官、日本鬼子之类的反面人物，但同样有光彩，同样受到观众的喜爱。甚至他们的一些台词如“高，实在是高”“我胡汉三又回来啦”等都成了经典的流行语。
虽说是“寓教于乐”，但观众看电影，第一位的不是接受教育，而是一种娱乐，一种审美体验，反面人物塑造得好，有血有肉、有人的七情六欲、有鲜明的性格，看他们的表演，观众得到了美的享受，焉有不喜欢的道理。
正不压邪——反面人物的风头超过正面人物的例子不少。上世纪60年代，有一部电影《千万不要忘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意思），里面的“反面人物”（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故加引号）丁少纯给观众的印象最深，他买了一套148元的“料子服”（那时一般工人的月工资才30元左右），他礼拜天去打野鸭子然后拿到黑市上去卖，这些都是他“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罪状”，创作者的用意是批判这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可观众嘴上不说，心里怕是对他羡慕嫉妒呢，结果他最出彩，观众对他印象最深。
到了“革命样板戏”一枝独大时代的年代，奉行的创作原则是“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结果英雄人物被“突出”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绝对的“高大全”，不食人间烟火。《林海雪原》小说中有女护士白茹跟首长的爱情故事，到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这咕噜掐了”。样板戏中所有英雄人物都没有爱情，没有家庭生活，李玉和、杨子荣、少剑波、郭建光、严伟才、柯湘等都没有结婚或婚姻状态不详，只有阿庆嫂有丈夫，还两地分居，“到上海跑单帮去了”。为了“三突出”，所有反面人物如胡司令、鸠山、座山雕、毒蛇胆的戏份被大大删减，座山雕在全剧中就剩了一句唱，其用意就是怕反面人物压过正面人物。
再说回《狂飙》。反面人物高启强的风头大大地超过了正面人物男一号警察安欣。因为由鱼贩子“成长”起来的黑老大高启强人物性格比较丰满立体，为演员提供了较大的表演空间，加上演员张颂文的精湛演技（观众讨论“应该查一下张颂文，不像演的”，一度登上微博热搜），让这个表面温文尔雅的反面人物“立”了起来，“活”了起来，更有“人味儿”，让人信服。相比之下，男一号张译演的基层警察安欣这个人物却显得越来越苍白，尤其是后半部分，张译的表演几乎是一个表情到底，没有层次，没有起伏。是演员的演技不够？还是剧本本身的局限？为了塑造一个英雄人物、正义的化身，不惜脱离生活，肢解生活，削足适履，使人物成为为某种政治正确的理念服务的工具？是不是剧本的“人设”过于理想化，理想化滑向了概念化，纵使演员演技再高，也无力回天了？
“三突出”早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莫非它的遗毒并未清零，而是以某种变异的形式潜伏下来，仍在艺术创作的指导思想上作祟？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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